【Kathleen Marie Higgins】儒家以樂喻德說對全球社會的啟示

合作中的『積極應變』：儒家以樂喻德說對全球社會的啟示
[美] 嘉芙蓮·希金斯（Kathleen Marie Higgins）
【摘要】現在國際間的相互作用使啟蒙的進步神話終結了。人們在諸如基本價值等方面的認識還存在極大分歧。而儒家則提供了一種使人可以在合作中『積極應變』並給對方留下足夠空間的模式。音樂被儒家用來比喻在合作過程中有德行的參與者所應具有的取向和行為，比如：樂音之間保持和諧，傾聽他者的重要性等。可以用儒家原則對國際合作的角色進行重新構想。現在國際關係主要是由全球經濟關系所左右，那些巨型的公司亟需明白積極應變的必要性，並起到領導作用，把我們帶向一個能夠更加真誠合作的世界。
歐洲啟蒙運動的結束也預示了現代主義者對理性信仰的終結。他們曾堅信，理性作為一種人類普遍的能力，能夠為跨越文化和國家藩籬的合作事業設立共同的目標。在當時的歐洲，不同的社會之間已經具有許多共同的理念標準，而啟蒙思想家們最關注的就是裁判其內部紛爭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跨文化合作的範圍超出歐洲，人們就會看到不同社會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從基本價值觀念到理想的社會結構，甚至關係到人類福祉的基本條件都有所不同。單憑理性無法解決這些差異所帶來的問題。事實上，文化差異所反應的就是不同文化對『理性』的不同闡釋。[1]
那麼，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進行跨文化合作？很明顯，至少有三種合作策略：以武力為基礎而進行的脅迫合作，通過利用對方來進行的合作和既非脅迫又非利用的合作。第三種方法是儒家的方法。
不難想像脅迫能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合作。孩子在被訓斥之後會極不情願地『乖乖合作』，對此進行過觀察的人都會注意到，這種脅迫的方法會造成一方某種程度上的沉默。
然而，那種『利用』而非『脅迫』的方法卻比較隱蔽。我腦海裏浮現出來的是愛爾默·萊昂納德（Elmore Leonard）的一篇流行小說中的場景：有一個男人問另一個人是否信任某個和他們有關係的女人。[2]那個被問者說，他不必去信任她――他了解她。他的意思是對這個女人的行事方式了如指掌，能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判斷出她將會怎麼做。因此他沒必要憑藉這個女人是否可信這一點來做決定，相反，他確信對她的了解能使其一切行動都在預料之中。他就憑這一點利用她。
這個人當然遠非儒者，實際上在小說中他是一個罪犯。但即使我們不知道這一點，也能從他的話中得知，他喜歡控制別人的行動，以在別人未察覺的情況下就對其進行利用為樂。與此相反，孔子認為，那種利用他人信任、不顧他人意願的『合作』基礎是不可取的。請看一下他在【論語】2.3節中所講的話：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且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禮且格。』[3]
在這一段話裏，孔子說的很明白，以脅迫為合作的基礎會有怎樣的缺陷。脅迫式的合作是不可靠的，武力僅能使被脅迫者懼怕懲罰，只有當他們感到被監視時才會表現出合作的樣子來，而不是出於自願。
這段話也表明，以利用別人為基礎而進行合作也是不可取的。這和脅迫的合作方法一樣不可靠，因為無論如何，它都存在一個假定：他人的行事方式會一成不變，永遠和他們的脾性相一致。這種方法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激發人們進行合作的意願，其可靠性只能依賴利用者對被利用者性格的掌握和判斷能力。
儒家的方案是通過允許他人『積極應變』來進行合作。當一個人調動自身潛能去迎接挑戰的時候，他就會『積極應變』。孔子的方法有兩個步驟。第一，一個人自己必須首先『積極應變』。這裏孔子強調了美德和信任的重要性。【論語】2.1:『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4]
第二步是給別人提供這種『積極應變』的機會。這會更難一點，尤其是當兩方曾有過敵對或背叛歷史的時候。如果一個人曾背信棄義，受害的一方就會變得格外警覺，在合作中往往會搶先佔據『背叛者』應該具有決定權的位置。遭到背叛的一方這麼做是由於擔心對方會在行使權力時再次背叛自己，但這種策略只會加劇雙方的互不信任感，只有當先前的受害方允許另一方『積極應變』的時候，曾經受損的信任才有可能得以恢復。當後者在面對新的誘惑時只有不辜負對方的信任，新的信任關係才能形成。
猜疑只能帶來猜疑，認識到這一點在當今時代尤為重要，因為現在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社會之間、甚至在歷史上有過衝突的國家要經常性的進行貿易往來。雖然孔子沒有像我們這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裏，但他所生活的世界裏也充滿了各種國與國之間的衝突。他用來解決當時混亂爭端的方法分兩個步驟：①通過踐行美德激發人們進行合作的意願。②用『禮』來協調人們進行合作時的角色行為，自發地創造和諧。這種兩步法對當今世界而言也是可行的，它能幫助我們建立富有建設性的多元合作關係。
孔子和儒家傳統看到了音樂的和諧與理想的人類關係之間的緊密聯繫，儒家用音樂意象來談論美德。音樂能使人的行為符合自己所處的位置，並為此而努力，在社會各個層面上創建和諧的合作關係。音樂有幾個特性和儒家的『自我積極應變』的主題思想相關。
首先，音樂就是一種使各種樂器發出的聲音相諧調的藝術。【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5] 音樂的這一特點和儒家所言的給別人以積極應變的機會這一點上有相通之處，因為它也說明了如果一個演奏者想要避免和其他樂聲所表達的內容或表現特徵相互干擾，就必須自我約束。
第二，音樂實踐過程中，無論是演奏者還是聽眾，都會產生出一種團結一致的情感，荀子強調過這一特徵。[6]在音樂演奏中，人們必須相互適應才能協調一致。音樂使人們的動作協調有序，引導演奏者符合同步的節奏，這也是人們和睦相處的基礎。音樂在構造團體意識方面在個人與政黨之間進行合作時的理想環境相似，在這種環境中，雙方的共同事業在一種和諧的精神下越來越接近，有益於創造出進一步合作的感情。
第三，演奏者在表演時，在心理上要協調一致並能引人入勝，才能掌握好時間的控制。丹尼爾·巴倫勃姆（Daniel Barenboim）在2006年的瑞思系列演講（Raith lectures）中，有一次比較了在音樂演奏和國際政治中對時間的把握所起的作用。他描繪了和好友愛德華·薩義德的一次討論，話題是巴、以雙方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所進行的奧斯陸和平談判。巴倫勃姆說，這次談判不會有任何作用。他對薩義德說：
『奧斯陸談判之前根本就沒有什麼實際的準備工作，一切都過於匆忙。談判過程又進行的極其緩慢，之後又中斷了，然後又說下周二繼續進行，但到了周一卻又取消了，一個月之後談判又重啟。一切都是這個樣子的：這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然後我在鋼琴旁邊坐下來，給他演示說明我的意思。』
巴倫勃姆彈奏了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的幾個音符後就停了下來。『我對他說，如果我把序曲彈的過快而不做任何準備工作，這就和在奧斯陸的情況一模一樣了……你不會明白我在幹什麼，然後我就會彈到「主快板」部分。我這就彈。』他又只彈了幾個單獨的音符來說明他所要表達的意思。[7]要想表示出把對方當作合作夥伴的誠意，談判雙方都必須要像音樂會上的演奏者或舞蹈者一樣，調整自己的時間，相互配合，這一點非常重要。
音樂和儒家的『積極應變』原則相關的第四個方面是，演奏者必須在表演時傾聽其他樂器所發出的聲音。爵士薩克斯風演奏家史蒂夫·萊西（Steve Lacy）曾經講過這樣的事情：當泰裏納斯·芒克（Thelonious Monk）要求他的演奏要使擊鼓的聲音更好聽時，他對音樂的本質就有了極大的領悟，而他以前只顧炫耀自己的演奏。他說：
『我學會了……和其他人共同演奏而不是只顧自己，也不能為了動聽而只演奏動聽的音符……他把我從那種使自己演奏過於時髦的嘗試中救了出來……芒克告訴我：「你不能這樣，要讓鼓聲聽起來更好聽些。」這對我的幫助極大，確實是這樣的，它讓我冷靜下來，轉移了自己的關注點。』[8]
威廉·戴伊（William Day）指出：『這樣（即在演奏中只顧自己――譯者注）不僅僅是音樂中的混亂，也是道德的混亂。人們不會認同這樣的觀點：我的（音樂的或其他的）身份――既然它是我個人的――最好在個人的孤立狀態中尋找。』[9] 萊西所學到的東西和孔子的觀點相似，他認為只有在幫助他人的時候才能表現出個人美德的特徵。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10]
可見孔子認為，追求個人事業的最好方式就是允許並支持他人的發展。他通過下面這段話描述了自己的教育過程，用來說明使個人與他人之間相諧調所帶來的效果：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11]
學會傾聽他人這一點最能體現儒家和音樂的精神，能使人們之間的合作充滿活力。
最後，儒家傳統對音樂意象的使用直接指向『仁』的重要性。『積極應變』就是要履行作為『仁者』的責任，使他人也這樣行事，把他人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和合作者。在培植人類和諧關係時，最核心的問題是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同類，給以認可和尊重。巴倫鮑姆曾談到，他和薩義德組建過一支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構成的交響樂隊，他認為，樂團培養了成員之間相互尊重的關係。他說：『當然，這支樂團無法帶來真正的和平。但它卻能帶來理解，喚起人們的好奇心，然後有可能喚起傾聽他者的勇氣，至少能接受相互傾聽的合法性。』[12]
具有傾聽他者話語的勇氣——巴倫鮑姆這裏把這也當成了樂團的目標之一——是『積極應變（並允許別人也如此）』的另一個例子。儒家的音樂隱喻同樣也是要促使我們在各個方面，無論是人際關係還是國際關係，都能這樣『積極應變』。當今世界，經濟紐帶聯結了眾多形態各異的社會，這正需要儒家的策略，培養合作精神。以國際合作為例，加拿大最近的一份文件把國際合作描繪成了『精神變態』的樣本。美國心理學會根據【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指南】第四版（the DSM-IV）對精神失常進行了定義，認為一個精神疾病患者會有下列表現特徵：對他人的情感漠不關心；無法維持長久的關係；漠視他人的安全；妄自尊大；為了個人利益不斷撒謊，欺騙他人；無懺悔能力；無法和社會規範保持一致，無法遵守法律。[13]這些現象和儒家的理想人格相去甚遠。國際合作如果能以『仁』為標準來重新構想自己的角色，把殘酷無情的獲利目的轉移到提高人類的福祉和相互尊重上來，上述這些病態就能夠得以治癒。如果有一天全球經濟關係在國際事務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那些龐大的合作實體們來說，認識到『積極應變』的需要並為塑造一個更加真誠合作的世界而擔當主導角色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張道建譯）
[1] Cf. Robert C. Solomon, "Existentialism, Emotions, and the Cultural Limits of Rationality,"（【存在主義，情感和理性的文化局限】），東西方哲學，42（1992年10月）：597-622
[2] 該小說是愛爾默·萊昂納德的【傑克·布朗】，一開始出版的書名叫做Rum Punch（紐約：戴爾，1992），1997年曾被Miramax電影公司改編成同名電影。
[3] 安樂哲、羅斯文譯，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論語：哲學式翻譯】） (紐約 Ballantine, 1998), 2.3 (Ames & Rosemont), p. 76.
[4] 【論語】，2.1節，76頁。
[5] 【樂記】 （Yo Ki, or Record of Music,"），見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第6卷，載於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卷50,F. Max Müller編, Vol. XXVIII,James Legge譯.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V:The Li Ki（禮記）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885; reprinted by Clarendon, 1966), p. 101.
[6] 見【荀子】，『樂論』，見 Basic Writings, Burton Watson譯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3）113頁：『故樂在宗廟之中，群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裏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本譯文取自【荀子譯註】，高長山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393頁）
[7] Daniel Barenboim （丹尼爾·巴倫鮑姆） Reith Lectures 2006, Lecture 1（瑞思2006,系列演講第一講』『In the Beginning was Sound,』 Cadogan Hall, London, April 7, 2006, BBC Radio transcript, available at（可從下列網址獲得）
[8] Steve Lacy, 史蒂夫·萊西與Terry Gross訪談, 見Fresh Air, WHYY-FEM/Philadelphia出品,National public Radio發行, 1997，10月20, William Day,引用 "Knowing as Instancing:Jazz Improvisation and Moral Perfectionism,（【一個例子：爵士即興演奏與道德完美主義】）" 見【審美與藝術批評】（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58） (Spring 2000), p. 108.戴伊（Day）指出，萊西在Thomas Fitterling, Thelonious Monk: his Life and Music中講述了同樣的故事： Robert Dobbins譯,Steve Lacy 序(Albany, California:Berkeley Hills Books, 1997), pp. 13-14.
[9] 威廉·戴伊（ William Day,）【一個例子：爵士即興演奏與道德完美主義】（Knowing as Instancing:Jazz Improvisation and Moral Perfectionism,"）見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8（【審美與藝術批評】）(Spring 2000), p. 110.
[10] 【論語】 6.30, p.110.
[11] 【論語】2.4, pp. 76-7.
[12] 丹尼爾·巴倫勃姆（Daniel Barenboim）2006,瑞思系列演講第四講: 【在音樂中相聚】（『Meeting in Music,』） delivered in Jerusalem, 2006,4,28日,BBC廣播公司文本（BBC Radio transcript,）可從下面網址獲取：.
[13] 以上材料取自The Corporation, directed by Mark Achbar and Jennifer Abbott, produced by Mark Achbar and Bart Simpson, edited by Jennifer Abbot, written b Joel Baxan, with narration written by Harold Crooks and Mark Achbar.Based on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Toronto:Penguin, 2004(多倫多，企鵝出版社Toronto:Penguin, 2004) Big Picture Media Corporation, 2004,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