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克】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

冰心创作在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
马利安·高利克（斯洛伐克）著
李玲译 倪辉莉校
女作家冰心（出生于1900年10月5日）是最早被介绍给捷克人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那是在1940年，年轻的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发表了一系列有趣的散文，谈论鲁迅（1881—1936年）、徐志摩（1896—1931年）、丁玲（1904年—1986年）和冰心[1]。他在书中还涉及胡适（1891—1962年）[2]、郭沫若（1892—1978年）[3]、茅盾（1896—1981年）[4]、沈从文（1902—1988年）[5]、胡也频（1903—1931年）[6]、巴金（1904—）[7]以及其他一些人。胡适曾把普实克介绍给一些住在北京的重要作家。但普实克对这些人的关注程度显然不如上面提到的四位作家。
一
1932 至1934年普实克住在北京期间，冰心（原名谢婉莹）已经非常知名了。她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创作都已经出版。捷克—斯洛伐克汉学的缔造者[8]，为何把她作为少数几位他献上整篇散文的人选，我们不得而知。胡适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是个小小的疑问。郑振铎（1898—1958）是普实克最好的中国朋友。他先是冰心的老师，而后成了她在燕京大学的同事。郑振铎很可能向冰心提供了罗宾得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年）的著作以及有关泰戈尔的书[9]。或许他还帮助安排普实克和冰心会面。另一个有可能帮助安排他们会面的人是金雅妹（1864—1934）。“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普实克称之为“老太太”。普实克住在金雅妹的房子里。她在海淀有一个农场。她建议普实克见一见冰心。[10]金雅妹是许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朋友。
“我接到了吴太太的一次午餐邀请，”[11]普实克在他的散文中这么写到，并没有详细的时间描述。根据留下来的照片看，这一定是在1933或193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吴太太就是冰心，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的妻子。写这篇散文之前，普实克读过冰心的自传。它印行在《冰心全集》中。普实克在文中多次引用冰心《自序》[12]中的事实，尽管他的引用并不很准确，带着些“对真理的追求，对幻觉的兴味”之歌德精神。例如，冰心的两位私人教师杨子敬和王逢，都被说成是钦慕传统中国小说的，但实际上只有杨子敬是如此。尽管这篇散文看上去似乎是普实克与冰心对话或者会谈的成果，但事实却与此相异。在整个午餐中，普实克只和吴文藻以及其他一些在吴宅的绅士们讨论问题，冰心并没有参与。她沉默寡言，只是不时地对她那尚未取名的儿子吴平（出生于1931年2月）说一些话。
散文的末尾，是三首冰心的诗：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大海呵，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13]
以上三首诗，王哲甫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4]中作了一模一样的引用。普实克的藏书室中存有此书。他在自己最早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散文中用到了它。
这种影响的痕迹，我们还可以在普实克的另外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中找到。该文即《中国新文学》[15]，它的捷克语译文后来发表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这篇文章再次引用了上面两首诗（关于童年的那首删去了），并对冰心诗歌进行了较多的评论。[16]他认为冰心的诗“实际上是古老的艺术、古老的感情领域与富有创造性的方法之结合。”[17]他希望冰心的诗生命力长久，将来还能读得到。和王哲甫那本具有拓荒性质的书一样，普实克那篇富有创意的散文，也是把冰心和徐志摩是放在一起论述的：王哲甫先分析冰心，而后分析徐志摩；普实克则刚好反过来。[18]
二
就我所知，普实克后期没有再论及冰心。他仅仅在《解放区文学和它的民间传统》这一专题论文中，重申自己的观点，认为冰心的诗“富于感情，十分可爱，但没有超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19]
达娜·什托维科娃（1929—1976），跟她的老师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一样，也翻译了三首冰心的短诗，收入她的《银色之马——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诗集》。
这三首诗如下：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小松树，
容我伴你罢，
山上白云深了！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20]
五十年代末，普实克的另一个学生从事冰心研究。马塞拉·鲍什科娃（1936—）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冰心的短篇小说》。在布拉格汉学研究已成气候这一背景上，对于最年轻的投稿者而言，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她最初把冰心作为一个诗人来研究的时候，在布拉格，乃至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本冰心的选集《超人》[21]和《冰心小说散文选集》[22]可用，没有更多中国出版的冰心作品以及有关冰心的资料供她使用。在1961年斯摩棱尼斯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五届东方学者大会期间，我曾经把我从中国带回来的一些资料送给她。[23]但这些她在该论文中都用不上。
鲍什科娃认为冰心的短篇小说是抒情的，[24]冰心主要还是一个诗人。[25]鲍什科娃无法彻底回避那个时代的精神。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那一时期的需要和要求来分析冰心的发展道路的。按照她的分析，抗战时期，冰心“走过了从犹豫到坚定的这一所有中国作家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历程。”[26]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钦佩她在文章第二部分对《庄鸿的姊姊》在形式和结构上进行精到的分析中所表现出的胆识。[27]格洛里亚·比恩认为鲍什科娃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是一种“杰出的分析”[28]。
我发现她的另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韵律学的起源》（冰心创作中的韵律成分分析）[29]的论文并没有得到同样的赞美，尽管这第二篇论文的价值更高。它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领域、中国现代诗学批评领域中都是开创性的研究。在汉学学术成就中，现代诗学批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忽略的课题。该论文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中的第一个脚印。紧接其后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石》（1917-1925年的新诗理论和批评）[30]，对前一篇关于韵律学的论文进行了补充，但已与冰心无关。
在其引人注目的韵律学研究中，施托尔佐娃·鲍什科娃（她婚后的名字）就冰心的两部诗集《繁星》、《春水》[31]以及其他一些未收入这两部诗集中的诗，分析它们的韵脚（如果有的话）、韵律、句法、语调以及至少部分所谓的语言学或者语汇变形方面的问题。冰心绝大部分的创作都是自由诗。虽然冰心没有用自由诗这个术语，[32]但自由诗至少占其诗歌创作总量的94.73%。[33]句法上的平行，很经常出现于冰心诗中（这种平行在传统中国诗以及部分现代中国诗中是很自然的）。在冰心诗中，句法上的重合，象在欧洲诗歌中那么普遍，也象在中国现代诗中那么常见。特别是在韵律搭配和语调等问题上，鲍什科娃与布拉格的语言学家、语音学家以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进行合作。这使她的研究增加了份量。根据鲍什科娃的看法，“冰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诗歌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冰心在诗中，也象在她随意的散文中一样，无须尝试就解放了自由流动的语言。她把它熔入到她并不知晓的诗歌的特定形式中。在她的时代里，这种做法并不巩固。”[34]后来，“是新月派成功地运用了欧洲的某些形式，而艾青才是创造完美的自由诗之第一人。”[35]
鲍什科娃在这一分析基础上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上面提到的她在中国现代诗学基础上的研究，是她在文学学术成果领域中的“天鹅之绝唱”。她曾试图以其为基点为自己、为中国现代诗歌学者重建这一部分文学的基本性质。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富有天赋的学者，在1968年8月21日之后的将近二十年间，被禁止继续这一工作。其间，迫于暂时的宣传需要，她不得不为捷克的汉学研究而阅读并翻译毫无用处的中国新闻报纸、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短篇传记。即使是她和她的同事（克塞尼亚·德沃多尔、泰雷扎·莱霍斯夸和玛尔塔·里沙娃）1974年编定的很有价值的《东方研究所鲁迅图书馆馆藏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布拉格，东方研究所），也只能到1991年才面世。
“文化大革命”这一艰难时期，汉学家兼优秀的女诗人（和达娜·什托维科娃相似）娅米拉·黑林高娃，开始对冰心的《繁星》、《春水》感兴趣。翻译中，黑林高娃奉献给捷克和斯洛伐克读者的是，从冰心的小丛书中进行相对宽泛的选择后之所得。在《〈繁星〉与〈春水〉》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普实克和什托维科娃所选的三首诗，而是从冰心这两本诗集总共三百四十六首诗中选出的一百二十九首。[36]它远远多于新近由格雷斯·博因顿和约翰·凯利翻译、翻译出版社出版的集子。《中英翻译杂志》1989年秋季第32卷第98-107页和第109-117页上有六十一首诗。这很可能是译成欧洲语言后最多的集成了。敏感、孤独的捷克诗人，总是徜徉于其充满不平、迫害和深沉忧郁的小小宇宙中。在青年冰心的抒情之声中，她们寻找着孩童、母亲、花朵、石头和自然或者造物者之美丽。
在黑林高娃同样富有抒情性的跋中，没有一个词提及当她翻译之时正在发生的震撼中国的可怕之事。她肯定不知道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冰心的命运何如。在那“红色风暴”中，冰心和其他几千人一样，变成了“牛鬼蛇神”、“修正主义黑帮分子”、“黑作家”。由于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她也成了“司徒雷登的干女儿”[37]。司徒雷登是首任燕京大学校长。[38]造反派搜查了冰心的家。她所收藏的中外书籍被偷走，再也找不回来。一个星期天，她脖子上挂着黑牌，站在房子前面，接受年轻人的审问，甚至挨了打。[39]命运之神在中国比在我们这里更为残酷。
“冰心的天赋表现得很早，”娅米拉·黑林高娃在译诗的“跋”中写到，“两个引人注目的成果《繁星》和《春水》很快产生了。她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这两部诗集。它们是用现代语言和现代形式写的。但对她而言，特殊的是，这种现代语言和形式是与旧格律的镣铐一同使用的。她并未象绝大多数为了表达现实需要的同僚所宣称的那样抛弃中国旧诗积极的非形式价值。创作中，她继承中国精神特性的本质与典型。这种特性在古老的世界观中是有其基础的。把宇宙的进程看作是过往的抒情性中融合进和谐这一最高法则的反映，在那种世界观中是极为稳固的看法。”[40]
冰心对她周围的生活是非常敏感的。她对日常生活很有兴趣并有着清醒的意识。这些包括：人道主义问题、妇女解放、社会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构成她的诗歌甚至更是其小说创作的基本内容。在中国的女诗人中，如果她被看作是“象牙塔”中的完人，那么对她的角色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她只不过对政治论战和政治斗争没有兴趣而已。顺便说一句：那样的战斗又有什么结果呢？带来的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它噩梦般的现实而已。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读者看到《繁星》、《春水》的时候，中国有许多人正在牛棚、五七干校、上山下乡中死去或者忍受苦难，在广西省甚至有些人还成为“革命”中同类相食现象的受害者。
根据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出冰心比所有“文化大革命”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都明智。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41]
几年之后，黑林高娃翻译了冰心传记小说中的一篇——《我的邻居》。[42]它讲述的是，冰心的一个学生——一个初习写作者，对中国家长制下的家庭生活没有充分准备，虽在景色秀丽的昆明，却忍受着婚后沉重的人生。
三
在普实克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中，我很可能是唯一一位访问过冰心并与她进行了会谈的人。
“文革”之后，在1986年4月，我和达娜·卡尔沃多娃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汉学代表团，得到了一个访问中国的机会。在中国的波希米亚学者朱维华（音）的帮助下，我终于在民族学院校园的冰心寓所中，见到了八十六岁的冰心。
4月15日上午10点整，我在起居室中等冰心。她拄着拐杖等朝我走来，叫我在沙发上坐。沙发上方挂着梁启超（1873—1929年）署名送给她的对联。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父。紧挨着对联的是献给周恩来的颂词。周恩来在她最艰难的“红色风暴”中曾经帮助过她。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经常见到普实克吗？”
“不经常，”她答得很干脆。
“您知道不知道《繁星》、《春水》的捷克语选译本的有关情况？”
“一点也不知道。”
“您要一本吗？我给您带了一本。它是译者的个人赠送品。我把它送给您。”
“好，太感谢您了。”
手里拿着黑林高娃翻译的小册子，老太太又惊奇又高兴。我问起鲍什科娃的论文，她一无所知。我也没有带这些论文来。我带了太多的书要送给不同的中国机构……。由于我后来再没有和冰心通过信，我想冰心家中以及设在冰心出生地福州市的冰心文学馆都没有这些很有价值的论文。
冰心问起我自己的论著。我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43]和《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44]。在第一本书中我谈到了冰心以及蒋光慈对她的批评。[45]她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种批评，和对其他一些作家、诗人的批评一样，有欠公允。
“外国作家、诗人中，您最喜欢谁？”
她的回答很简洁：“凯罗·纪伯伦（1883-1931）和罗宾得拉纳特·泰戈尔。对纪伯伦的喜欢还要超过对泰戈尔的喜欢。他的一生非常艰辛，他对人的灵魂有伟大的见解。”
“我猜想，您一定最喜欢泰戈尔的《新月集》。”
“不，”冰心回答说，“《新月集》主要是写孩子。泰戈尔的书，我最喜欢的是《吉檀迦利》。”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本神秘的书。”
就象她看过其创作的捷克译作后感到惊奇一样，她的回答也让我很惊奇。
我离开之前，她送给我《冰心选集》第3卷诗歌卷以及《文汇月刊》1986年第1期。前者1984年由四川省的成都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刊有周明写的纪念性散文。周明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是冰心家庭的一个好朋友。冰心还送给我她自己在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去世两星期后写的纪念性文章。[46]
几年之后，我开始对冰心青年时代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兴趣。1992至1993年间，我写了两篇涉及很广的论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研究之六：青年冰心》（《亚非研究》1993年第2卷第1期第41-60页）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年轻的冰心、年老的泰戈尔与善良的牧者》（《爱心》，福州，1993年第1卷第2期）。后一篇文章曾在德国发表。载于《塔楼建筑中断：中国与欧洲精神研究——罗尔夫纪念文集》（顾彬·W和莫热·H.-G.编），Nettetal,Steyler出版社1995年版。
研究中，我没有关注纪伯伦（1931年，冰心把他的 《先知》译成中文）[47]和《吉檀迦利》（1946年冰心把它译成中文）[48]。两篇论文中，我沿着冰心的思想发展轨迹，追溯到她23岁时，分析道教、佛教、基督教（主要是《圣经》的）以及印度教（主要根据泰戈尔的理解）对她精神发展的作用。第一篇论文中，道教、佛教、基督教都分析到了；第二篇论文中，只分析有关佛教和基督教两方面的内容。第二篇论文的中文译文可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汉学研究中心》1995年12月第22期上读到。[49]
关于《圣经》遗产的影响，我注意到了《赞美诗》第十九篇。它似乎展示了冰心诗歌的基础。天国的高空和伟大的自然，它们“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以阐述上帝的功绩。它仿佛是个巨大的画布。冰心在上面画下了关于爱的宇宙的想象。
灵台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头膜拜。[50]
无论是《繁星》还是《春水》中的诗，都有着相同的特性。它们仿佛就是闪烁在漆黑天空中的繁星。
冰心的有些宗教诗，是着迷于基督教时写的，却又显示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又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下面便是她对人类世界的描述。
空华影落，
万籁无声，
隐隐地涌现了：
是宝盖珠幢，
是金身法相。[51]
另一首诗，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更何处有宝盖珠幢？
又何处是金身法相？
即我――
也即是众生。[52]
在诗中，尽管用了佛教术语，但她更多地是涉及梵，而非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哲学－宗教讲道中，联想的思维是日常实用的。因此，如上所言，尽管使用了佛教语汇，冰心在思考关于神、个体、众生以及宇宙的关系这个疑问时，也是把它解释为上帝与我同一、梵我同一。认为这至少是宇宙的一部分，是其富有活力的混合物。
冰心向我所作的关于《吉檀迦利》是她最爱的泰戈尔诗集的声明，让我想起萨尔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的观点：“《吉檀迦利》中的神并非印度哲学中非人格的、冷静的绝对存在。事实上，无论他是否明显地就是救世主耶稣本身，但至少他是一个救世主式的神。其追随者和热爱者的感受，是所有基督徒感受中最深的精髓。”[53]
冰心献给泰戈尔的颂词[54]，也是献给“《吉檀迦利》之神”的。虽然冰心没有直接这样对我说。
*
冰心来源于“心冰”，这是一个佛教惯用语，可指“心境纯洁地象冰”，或指“精神象冰一样冻结着”[55]。
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学派中，心（指精神或心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年轻的冰心而言，“精神”这个词比“心境”更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爱的宇宙并非是来自于她的心境、情感的一个疑问，而来自于她的精神、理智和意识。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冰心的诗要比她的小说写得好。
冰心的心在1999年2月28日停止了跳动，停止了工作。所有的亲人、朋友和读者都盼望她活过100岁。冷酷无情的阿特洛波斯——命运三女神 之一，切断了她的生命之绳。我们的希望落空了。留存的是她的创作。它们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以及后代的小诗珍宝中的伟大宝藏。
[1] 雅·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布拉格，Druzstevni出版社1940年版，第292-296页，205-208页，283-292页和212-221页。
[2] 参看同上，第125-129页。
[3] 参看同上，第173-174页。
[4] 参看同上，第178-179页。
[5] 参看同上，第290页。
[6] 参看同上，第283、285和291页。
[7] 参看同上，第166和178页。
[8] 指普实克，译者注。
[9] 参看马·高利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之六：青年冰心（1919—1923）》
[10] 参看雅·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第129-134页，201-204页（特别是204页）和296-303页。
[11] 同上，第212页。
[12] 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该文完成于1932年清明节，首次发表于1933年北新书局版的《冰心小说集》。
[13] 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第221页。
[14] 北京，杰成书局1933年版，第105-106页。
[15] 首次发表于《新中国》杂志（柏林），1940年6月第39期第456-465页、第40期第523-536页、第41期第588-600页。
[16] 布拉格，Druzstevn Prace 1947版，第251页。
[17] 同上，第252页。
[18] 参看王哲甫同上书第105-110页，参看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第205-208页和第212-221页。
[19] 布拉格，CSAV出版社1953年版，第89页。
[20] 布拉格，SNKLU1964年版，第27页。
[21]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22]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23] 我确切记得我曾把李希同编的《冰心论》送给我的布拉格同事。该书1932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24] 马·鲍什科娃：《冰心的短篇小说》，载普实克（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柏林Akademie1964年版，第117页。
[25] 同上，第119页。
[26] 同上，第120-121页。
[27] 同上，第121-127页。
[28] 格洛里亚·比恩：《冰心短篇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载韦·库宾（编）《中国现代文学》，法兰克福（美因河畔）Suhrkamp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261页。
[29] 档案室原稿（布拉格），1964年第32卷，第619-634页。
[30] 同上，1968年第36卷，第585-608页。
[31] 施托尔佐娃·鲍什科娃：《中国现代韵律学的起源》，第619-620页。
[32] 同上，第620页。
[33] 同上，第626页。
[34] 同上，第638页。
[35] 同上，第639页。
[36] 布拉格，Mlada战线1967年出版。
[37] 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38] 汇文的格勒林·谢：《中国妇女高等教育（1907-1937）》，《北京燕京大学史》，魏因海姆和巴泽尔，Beltz出版社1990年版，第65-70页。
[39] 王炳根：同上书，第140页。
[40] 娅·黑林高娃：《〈繁星〉和〈春水〉》，第60-61页。
[41] 冰心：《繁星》第57首。
[42] 冰心：《关于女人》，《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81-387页。
[43] 布拉迪斯拉发—伦敦，Veda-Curzon出版社19980年版。中文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4] 布拉迪斯拉发—威斯巴登，Veda-Otto Harrassowitz1986年版。中文译本由伍晓明、张文定等人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5]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51-155页。
[46] 王炳根：同上，第234页。
[47] 同上，第225页。
[48] 同上，第227页。
[49]这次演讲会有许多著名汉学家、中外诗人参加：已故的赫尔穆特·马丁（1940-1999年）和他的妻子廖天驰（博许姆，德国），大卫·古德曼和他的妻子梅布尔·李（悉尼），斯坦尼斯瓦夫 ·库奇拉 和维奥拉·阿杰马穆达娃（均为莫斯科），陈鹏乡（音）教授和诗人商禽，女诗人蓉子、张香华。
[50] 冰心：《迎神曲》，《冰心诗集》，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第1页。
[51] 同上，第2页。
[52] 冰心：《送神曲》，同上书，第5页。
[53] 萨·拉达克里希南：《罗宾得拉纳特·泰戈尔的哲学》，巴洛达，良友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此为1918年初版本的重印本。初版本郑振铎用过，或许冰心也用过。
[54] 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冰心散文集》，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1-2页。
[55] 《中国佛教术语词典》，苏慧廉（英）和何乐益（美）编辑，台北1975年重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