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语言分析与批评的中国诗学研究

韩军*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为了反驳西方关于汉语“象形化”的偏见，并使中国诗学摆脱印象式、评点式的形态而形成客观严肃的面目，刘若愚借鉴西方新批评等文论话语，细致入微地展开中国诗歌语言的形式分析。在借鉴、运用燕卜荪等人的语义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刘若愚没有拘守于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将语言问题同社会背景、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从而充分凸显了中国诗歌语言的特色。他认为，语言分析与中国诗学的观念性探讨一道，正可以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基础。而他在批评的视野中结合中国传统语言资源及西方语言分析方法的努力，也必然有助于我们在更根本的层面上，思考中国文论研究的方式与途径。
关键词：象形化语言分析 批评 诗学研究
Language Analysis and Critical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ies
Abstract: In James J. Y. Liu’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ies, Language Analysis is very important. He used some academic discourse like New Criticism to discuss Chinese poetry form the aspect of language, he not only mad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ies get a character of impersonality, but also disproved some wrong viewpoint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n he used the means of Syntax analysis, he can breach the mode if theory, connected language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tradition, so he can get much insight, and provided a methodological groundwork for the appraisement of Chinese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k that he conne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anguage resource and the method of language analysis from west, can enlighten us think about how to construc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ies.
Keyword: pictographic; language analysis; critical; the study of poetry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诗学研究以其综合中西的自觉和努力，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他自己在《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书中所勾勒的，他的诗学研究有三个路向：跨语际批评、中国传统诗学观念的系统化以及中西诗学观念的综合与运用。其中，以《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为代表的中国诗学的系统化努力已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而第一个路向，也就是更为基础性的语言研究，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刘氏来说，这两个路向的结合，恰恰是建立某种更为稳定可靠的诗学评析方式的前提。
一、对汉语“象形化”之反驳
和过去那种仅把语言视为表意工具的认识不同，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则把语言置于本根性的位置，认为意义就是由语言创造出来。所谓“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1]，不同文化系统也就是以特定的语言作为自身特定的构成方式，并在社会、历史诸层面呈现其独特丰富的蕴涵及样态。相应的，在非汉语语境的中国诗歌研究中，诗学问题也就首先表征为语言问题，两种语言之间的分别、比较与评析，往往成为诗歌在审美价值判断上的必要前提。不过在比较的视域下，这个前提自有其复杂的情状。在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诗歌语言，当然不乏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能深入了解的学者，但与此同时，从西方语言中心论出发而对汉语抱有偏见、谬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其中一种情况是，某些学者延续黑格尔的传统，以安乐哲（Roger T. Ames）所描述的那种“普适主义”心态[2]，把汉语相对于西方语言的种种差异，化约为汉语先天的不足。这种以现代知识话语生产中的的优势地位而表现出的高高在上的蛮横以及对于其他传统的冷漠，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批评；另一种情况则要相对复杂得多，某些学者同样是立足于自身的优势地位，但对于中国诗歌语言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进行局部择取、放大甚或是整体想象，从而使之仅仅成为西方语言的某种补充或者调适。这譬如德里达为了批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对中国文字作片面的称赏，又如时下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和进入过程中一味强调汉语含蓄模糊的特征等等，对于这其中所隐含的西方中心意识，张隆溪等学者都曾给予清醒深入的辨析和批评[3]。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认识虽然表面上承认了中国语言文字中所存在的差异性乃至所具有的某种价值，有时也不乏敏锐独到的看法，但其内里仍然没有离开西方文化传统的背景，没有离开西方传统中的问题与需求，文化间的比较与区分，因此只能成其为某种文化之“异”的片面放大与区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比较与区分中，还明显存在着话语权力的不对称现象，他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总要受到那种西方中心论式的“凝视暴力”的左右，从而在知识话语的生产中流于边缘化、专门化的尴尬处境。由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障碍。
当刘若愚面对西方读者来讲述中国诗学的时候，也就要同时面对两种困难：首先是如何使中国诗学研究进入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知识话语生产系统，在他看来，这就必然要借鉴西方的学术研究经验，采取批评的方法来探讨中国诗歌，以使中国诗学摆脱印象式、经验式、评点式的形态而形成客观、严肃的面目，这也就需要对作为诗歌基本构成的语言的各个方面做出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严肃的文学批评必须讨论到语言的各个方面，正如严肃的绘画评论必须讨论颜色、线条、形状一样，关于中国诗艺的介绍也必须从讨论汉语作为一种诗性表达的媒介开始。”[4]其次，对他来说，语言分析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纠正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的误解。他指出，西方热衷于中国诗歌的学者往往有一种怪诞的论调，即对于汉语所谓的象形化大加称道，也不承认汉字结构中有“声”的成分，这事实上也就是以自然符号/人为符号、具体/抽象、非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等二元对立法则把汉语作出了与英文完全相对的看待。职是之故，刘若愚借鉴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荪等人的批评经验来探讨中国诗歌，也就具有了纠正偏见、及诗学理论建设的双重意义。他之讲述汉语始自“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条汉字构造原则），也正体现了这方面的侧重。
“六书”本为中国传统学术中辨明汉字的构造特点、繁衍变化规则，并进而准确把握古典经义的门径，刘氏从“六书”讲起，既说明了他于中国传统学术上的修养，也体现着某种正本清源的清醒意识。“六书”中，除却“转注”和“假借”两种用字法，其它四种，他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形、声的结构予以解剖，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四种类别：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他指出：“属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诸如日、月、林木等），或者系基本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因之给人以幻觉，似乎它们并非少数。汉字的绝大多数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5]这也就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学者所谓“象形化”的误解。
与“象形化”中字义与字形的联想相关，西方学者对书面汉语还有另一种普遍误解，即把词和字混为一谈，因之错认为汉语只是单音节构成的语言，对此，刘氏也从汉语词的构成及实际使用上予以反驳，“汉语的一个词，也恰如其他语言一样，是一个语言单位，它可以由一个乃至几个音节构成，因而可以由一个或更多的汉字来表示”[6]。经过这番分析，特别是理清了汉语表意并不必然与汉字字形相关联的事实后，费诺罗萨、庞德等人运用“拆字法”研究（或者可以说是某种不乏创造力的想象）中国文字、文学的谬误也就不言而喻，他们所推阐的汉字诗学也只能算是“准学术研究”。那么，究竟怎样理解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中国诗歌语言，刘若愚分别从四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考辩，即字与词的暗含意义与联想、汉语的音响效果及诗词格律、诗歌语言的语法特点及中国人的某些观念及思想、情感的表现方式。以下我们将以第一个部分为例，来具体分析刘若愚语言研究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探讨相关的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二、语言分析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
刘若愚深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在《中国诗学》一书中还着重提到了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燕卜荪。这除了曾经受到燕卜荪教诲的经历之外，燕卜荪在语义分析方面的学术理路与批评建树也最能予他以方法论的启发。正如有的学者曾指出的，“新批评”作为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批评流派，不同理论家只是在强调文学文本的本体地位上表现出共通的倾向，至于具体的理论观念、研究取向及批评方法上则各有自身的特色和侧重。尤其是燕卜荪，虽然他受老师瑞恰兹的启发，以《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这部名作细致精到的展现了语义分析方法在诗学研究中的成功运用，并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看似纯形式的语言分析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不缺乏实践的指向，如伊格尔顿就指出，与艾略特或布鲁克斯那种象征主义的神秘论不同，燕卜荪的语义分析则体现了老式的自由派理性主义态度，因此，他并不像“新批评”那样把作品的语言形式封闭隔绝起来，而是强调“应当把诗歌当成能够被理性阐释的普通语言的一种类型，一种与我们通常的说话习惯及行为习惯相连贯的话语类型”。[7]刘若愚对于燕卜荪的借鉴，并非只是现成的概念、术语、及分析模式的挪用，根本性的开放宏通的语言观以及语言观背后的理性态度于他更有参考的价值。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态度的观照下，他才能够在“跨语际”语境中，借鉴语义分析方法又不拘守于现成的理论模式，来积极探讨中国诗歌语言之理性分析和阐释的方式方法；同时，也因为能够把语言问题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他的语言研究也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就像他在分析完汉语在字型、语义、音响、语法诸方面的特征后，就特别指出：“如果对一种语言的潜在观念及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没有一定的了解，要想透彻理解这一语言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用该语言写成的诗歌了。而这样的潜在观念、思想、情感是可以在这种语言的最普通的用语中体现出来的”[8]，这也就意味着他的语言研究具有对符号、结构与价值意义诸要素同等重视的综合性。虽说刘若愚的研究更多一些针对西方读者的介绍性质，但是以他对于中国诗歌传统的体认，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两者间互为关联的作用。如果说语言的符号、结构分析体现了客观、严肃的理性态度以及理论的某种普遍性的诉求，那么这种观念、情感、思想的了解则可以说是对中国诗歌传统作生活、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关注与发掘，体现的则是中国诗学具体、鲜活、丰富的面向。
所以，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借鉴了燕卜荪的语义分析方法，但是对他具体观点无一例外地结合汉语特点进行了“修正”。
首先是著名的“含混”（ambiguity）概念，燕卜荪的看法是：“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能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9]，刘若愚所理解的“含混”则是：“我以为只有对一个词的不同含义难以抉择时，才算是遇到了名符其实的‘含混’，当一个词的几种意义同时出现时，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某一种看成是主要的，而其余则属它的暗含意义（implication）。我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含混’一词的，不包括燕卜荪所说的那七种类型。”[10]两种看法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在于，燕卜荪所说的“含混”，主要是对诗歌语言精到细致的语义分析结果，并具有相对确定的类型的概括说明；刘氏的“含混”，则不受具体现成类型的限定，是要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为中国诗歌语言向来注重的蕴藉含蓄的特征建立理解分析的方式，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理论观照意义。
其次，正如现代西方诸多批评流派的做法，新的学术观念的提出往往和语言的细致分析有机关联，刘若愚亦尝试在对中国诗歌语言作出“意义”区分的基础上来展开诗学的探讨，他的主要区分有：1、主导意义与暗含意义：当一个词的几种意义同时出现时，其中一种可以被看成是主要的，而其余的则属它的暗含意义（implication）；2、暗含意义与联想（association，或可译为“联想意义”）：这里的“联想”也不同于燕卜荪的“个人想象”，而是就多数读者认为具有广泛意义上的“联想”，是指可以在人们头脑中与一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它既不是该词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含义。这比如说到“桌”而联想到“餐”。
最后，刘若愚运用上述区分考察了汉字使用中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这首先是词的暗含意义与联想，然后由词及字，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叙述。最终，某些语词使用的上下文关系、文化传统、以及历史的要素在他的分析中被凸显出来。如他对于词的暗含意义的三种情况的分析：1、一个词同时可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和几个作为暗含意义的次要意义，刘若愚以“孝”字为例，说明了在一定的场合下，其中每一种含义都有可能成为主导意义；2、主导意义不一定是该词的原始意义或通常意义；如“木”，原始意义是“树”，现代的通常意义则是“木头”，至于主导意义反而可能是像“麻木”、“木讷”等复合词中的“僵化”；3、有时，不给主导意义增添任何次要含义，暗含意义也许会进而限定它的意义，这样，其应用范围就受到了限制，而不是得到了扩大。如“萋”字只能用以修饰草。“草”便成了该字的暗含意义。这里所注重的正是语词使用中的上下文及历史性的因素。再如他对于中国诗歌中词的联想的三种类型的分析：1、抽象联想：这是一些由词所指的事物引起的，它与该词的语音、词形或词源无关。这类联想可能与某些共同的信仰或社会风尚密不可分，或者有关乎古代的神话或传说。如中国古诗中的“柳”字往往与“离别”相联；2、谐音关系：这是一种由词的音响所引起的联想。所有的双关语都是由此产生。如刘禹锡的诗句“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谐音“情”；3、上下文引起的联想：词能在读者的脑海中互相联系起来，其原因之一是对上下文比较熟悉，而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如许多中国读者都会看到“窈窕”而联想到“淑女”：因为这两个词共同出现于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这些联想在具有类似的教养、读书经验和生活感受的读者中间，可以形成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理解惯例，这也就突出了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形成语义联想中的作用。
自然，刘若愚的分析还有针对于上述西方汉学两个误解的侧重，为此，他还专门讨论了词义与字、词的分离情况。他指出，正像一个词的占主导地位的词义可以随不同的上下文而改变一样，它的暗含意义和联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到一定时期还会消失。由词及字，他详细考察了汉字四种类型的意义变化与分离、及字义从表示词的汉字整体中分离出来的情况（略），从而有理有据地说明，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的把握不能简单地立足于想当然的字形层面，而是需要在批评的视野下展开严肃客观的分析和研究。他甚至认为汉字形、声相益的构成以及汉语独到的表意丰富性会为语言研究打开新的境界，他在分析的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人们都不会认为中国诗歌中的汉字形体不会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正如芬诺罗萨所说的那样，一行汉字写成的诗句，不仅只是像银幕上映出的一幕幕美丽动人的情景，而且也是感受与声音在更高度、更复杂层次上的有机展现。就这一点来说，中国诗歌的语言决不稍逊于其他任何语言。它给所描写的事物带来的不只是丰富的联想，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联想的界限。”[11]也就是说，汉语的表意不仅仅具有象形的直感的层面，而且与英语一样也具有丰富的声音及理性逻辑的层面，甚至还有意义的超越层面。这也就说明，刘若愚对于燕卜荪等人批评方法的细致剖分以及在语言分析中所注重的诸种文本、历史和文化因素，自有其充分立足于中国诗歌语言传统的特征。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借鉴语义分析方法来对语言现象做出犀利透辟、有规则可循的观照的同时，由中国诗歌语言在文化传统与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丰富遗产进一步检验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并进而突破其有限性，而使自身的研究进入到更为广泛具体的语用层面。
这一特征在后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出色的体现。当他谈到汉语的音响效果时，他就指出：“总体而论，中国诗歌轻捷明快方面或略逊英诗一筹，但所给人们的音乐感，则远远胜之。声调的变化使汉语诗歌宜于歌唱，事实上中国诗歌多是吟咏，而不仅只是朗诵。另外，汉语元音较少，且重读、弱读间差别甚微，这样，较之英语，汉语未免显得单调一些。再者，汉语音节比较清晰，缺乏连读与省音，而且每一行中的音节较少，所有这些使人们听起来都会有不连贯之感，不象英诗读起来一如行云流水。”[12]谈到汉语的语法特点时，则认为：“汉语语法具有流动性，并非凝固之物。在高度屈折的语言里，譬如拉丁语，单词好像用以垒砌文章章句这一大厦的砖块，而在汉语中，它则恰似轻易即可构成新的化合物的化合元素。一个汉语的词不可能死盯住某一‘词类’、‘性’或‘格’不放，它是一个流动体，宛如在一条流动不息的长河中与其它住流动体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使得中国诗人能够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言情体物，并同时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末节从而使作品臻于普遍的、超凡的境界。”[13]对于中国人的某些观念及其思想、情感的表现方式，他的发现更多，诸如“自然”、“时间”、“闲”、“乡愁”、“爱情”、“醉”这样一些中国诗歌中常见的观念，他都能从比较的视野中给出审慎而独到的判断。正因如此，其中很多看法都被其他汉学家在研究中予以继承和发展，不断丰富着对于中国诗学的理解与阐释。
三、互为反思的意义考察
要对刘若愚的语言分析做出总结，就需要重视他在《中国诗学·结语》中的说法，他说：“如果把这些分析（用字句分析法研究意象、象征以及其他一些中国诗歌的手法）与本书第一部分所述及的其他因素——视觉及听觉方面的作用，字、词的含义与联想，语法结构以及深层概念——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对中国诗歌的评价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14]这也就说明了他之语言分析的深意所在，以上的研究不仅仅是作为借鉴西方语言分析方法的结果而存在，其本身也完全可以和中国诗学观念性的讨论一道，而成为中国诗歌评析的方法论基础。从欧美汉学界的中国诗歌研究来看，不论是刘若愚曾经受到其他汉学家相关研究的影响（如傅汉思等），还是他的分析给予后来的汉学家以启发，从语言的符号、结构、价值等的细致分析来入手研究中国诗歌，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视角、方法、立论新颖而且具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虽然说那种仅仅局限于文本本体的语言内部研究已经受到了诸多批评[15]，而受制于西方分析模式的中国诗学探讨也有可能忽视其中体验的、兴发感动的层面，但是这种语言分析只要能够和价值意义的探讨、历史文化意识、以及中国诗学中特有的“体认”、“涵泳”方式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空间，从而为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提供更具操作性和相对客观性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立足于语言、文本、文化与历史的深入分析，也正可以为理论的发展持续地提供资源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前述“使中国诗学摆脱印象式、经验式、评点式的形态而形成客观、严肃的面目”在刘若愚这里也确实有了富于实绩的建设。
同时，这种自觉的方法论探寻的意义还不限于此，就中国学界自身的文学理论发展来说，也颇多借鉴的价值。众所周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以来的萌芽、建设以及发展历程，都与西方文论的引进密切的交织在一起，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学界受西方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新理论思潮的影响，更是在研究的术语、概念、范畴乃至整体格局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可问题就在于，该过程固然热闹，但同时也伴生了诸多问题以及不少学者的忧思。这也就说明，即使是作为引进的过程，其中也少不了自我主体位置的确立以及立足于自身文学传统的理论省思能力。借用刘若愚在“跨语际”语境中研究中国诗歌的经验，不同语言间的译介不仅仅是某种纯粹的翻译过程，其本身也就意味着理解、阐释与批评。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如果不能在其具体生成的语境中了解其来源、入思方式与针对性，运用时又不能立足于文学现象本身作出适用性与恰切性的分析，将之作为理论建设资源时又不能够承前启后地作出相关性与连续性的探讨，那么，引进仅仅成为那种对西方批评方法追新逐后式的操演也就不足为怪。有鉴于此，国内已有部分学者正在从事西方学术经典的重译重读的工作。客观地来看，“新批评”等所谓“经典理论”之所以被重新强调，之所以在追新逐后的文化研究浪潮中还有其价值，就在于这些理论所提供的乃是最为基础的语言、文本层面的研究。而且就理论的自性而言，这些理论经过新的思考和发展，未尝不能为新的理论发展提供有力的方法论资源。而这种立足于理论自身的连续性建设，也正是克服余英时所说的那种为学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的功利性取向[16]的有效途径。
具体到语言分析方法的运用，即如刘若愚此处的努力，还须注意与中国自身的语言论资源结合起来作出思考，这也就存在着一个对待中国诗歌语言的立场问题。如果刘若愚仅仅是把中国诗歌语言作为西方语义分析方法观照下的客观对象，恐怕也很难做出上述诸多客观的比较以及“超越了联想的界限”的推论，这些细微之处所体现的也正是中西比较视域下相互参酌、相互增益的的对话态度。不过，因为有面对西方读者的现实考虑，刘若愚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西方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中国诗歌语言的特色亦需要借此加以呈现，这不免多少忽视了对于中国传统语言资源的充分发掘。如《说文》中的“六书”及其所属的小学系统，本为传统学术中形成汉语系统知识的基础，这在清代学者如段玉裁、近现代章太炎、黄侃诸位先生那里都有深入的发明。而对于刘若愚来说，这些或许是以某种知识背景的方式体现在他的研究中，他也能在对话的态度下，在西方文学理论潮流中来呈现中国诗歌语言自身的特色和价值，但毕竟多少有了剪裁的意味，而少了更深层次的比较分析。正像他在后来转向“悖论诗学”，也是多少受解构主义等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转而注重汉字作为“自然之文”的一面，来发掘中国诗歌“言愈少而意愈多”的语言超越传统。实际上，这两个不同层面所共同体现的正是中国诗歌语言及其文化关联的特色，这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完全可以成为理论激发的资源，并能够获得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呈现与敞开。李春青就曾指出，语言对于西方人来说，既是存在的家园也是存在的牢笼，总之是难以突破的藩篱。相对于此，超越语言的纠缠恰恰是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共同追求。儒家追求的那种“民胞物与”、“无往不乐”的仁者心态，禅宗向往的“悟”的空灵境界，道家希冀的“清静无为”的生存方式，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语言束缚的超越。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词创作，总是试图追求语言之外的东西。所谓“味”、“韵”、“神”、“妙”、“趣”、“意思”之类的词语所指涉的都不是明确的事物或意义，而是一种活生生地感受和体验。[17]
有鉴于此，从语言层面来建立中国诗学的批评方法，必然要以某种整体有机的意识回到中国语言传统自身，由此出发才能获得自身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是以“六书”为例，龚鹏程就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不合不离的特征：“不离，是说它有结合语言的部分，如形声、转注、假借；不合，是说它另有与语言无甚关系的构字原理，如象形、会意、指事，而且其符号本身另成一体系。”[18]其背后，事实上也就关乎“意”与“象”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运用，作为诗学批评方法的建立亦不能有所偏废。而且，在此根本意义上展开的语言分析，也可以有效克服近现代以来由片面借鉴西方而造成的古今之间的语境疏隔。如启功就注意到，在语言运用的层面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并不缺乏共通之处，“古代文学作品，今天看来是特殊现象的东西，也有它们在生活口语中的来源和基础”，这譬如语词的相同、语言习惯如上下句、用字的伸缩加减以及词汇颠倒等，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来龙去脉；另外，古代汉语特别是诗歌、骈文对于形象性和逻辑性的同等侧重，也造就了修辞及语法的不可分等等[19]；钱穆也认为，文字与语言的相离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富于传承、播散、及同化力的文化认同，不仅古今、不同方言区可以相通，对于其他民族也可以藉由汉字而产生影响。而且，这种文字的贯通也是深刻体验中国文学之“普遍性”、“传统性”等特征的基础。[20]可见，语言、文字的根本贯通，也必然要关联到传统文学经验、文化意识乃至思维方式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所以综合起来看，如果说借鉴西方的批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研究获致某种现代学术意识的话，那么立足于中国语言传统自身的贯通考察则可以真正发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张旭东曾指出的，“‘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21]在这个意义上，刘若愚在批评的视野中把中国传统语言资源及西方语言分析方法结合的努力，也必然有助于我们在更根本的语言层面上，思考中国诗学建设突破古/今、新/旧之二元对立以及学科分界，而回溯传统的融通方式与途径。
（原文刊发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 作者简介：
韩军：（1970-），山东惠民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目前主要从事海外汉学及文学批评的研究。通讯地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152号），邮政编码：430079，电子信箱：bzhj1020@163.com，联系电话：1517248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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