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跨越汉语的长城

跨越汉语的长城
——以早期入华传教士语言学习为中心
（中国） 李真
English Summary: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is one of the peak times during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es exchange, especially after the Jesuits who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issionaries that came to China. The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began to collide and blend mutually. From this point, it opened the first pag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and vise versa. During this period, language became an important tool in the communication. Thus, the period also pushed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 by westerners at that time and left hundreds of precious bio-lingual dictionaries, Chinese grammar book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extbooks and translation works bot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at this period not only richened the Worldwide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but also benefite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grammar, lexicology and phonetics.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the westerners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try to reorganize and conclude the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order to make the good supplement to the Worldwide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academic history.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大肆扩张的进程，天主教也借着航道的畅通开始逐步向远东渗透其势力，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首先进入菲律宾等地，而素以“重视知识，提倡教育，效忠教皇”著称的耶稣会也派出传教士赴海外传教，实践其创始人罗耀拉“为基督征服世界”的誓言。
中国就是当时耶稣会海外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此传播必须首先要跨越汉语这道长城，以汉语为沟通中西的桥梁与纽带。东来的传教士初入澳门就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当天主教历经艰难进入中国内陆，这种新的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冲击，使得传教士们更加意识到仅仅是在布道讲经时使用简单的中文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学习汉语上付出加倍的努力，真正掌握这门艰深的语言，并去发掘中国文化宝库中有益于天主教传播的材料，才能逐步从内部改造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从16世纪晚期开始了近世西人对于汉语的学习与研究进程。在四百余年间，他们留下了数百部汉外双语字典、语法书、教材、读本、中西文译著，他们的研习方法和成果，不仅丰富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内容，而且对于近代以来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初识汉语
1575年6月，奥古斯丁会派马丁·德·拉达神父到福建；1578年，圣方济各会派彼得·德·奥法罗神父前往广州，希望能允许他们传播福音、学习汉语，但遭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拒绝。故16世纪晚期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托钵修会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努力均告失败。
相较于其他修会，虽然耶稣会在华传教之创始也颇为艰难，但却成为后来最为成功影响也最大的修会。这与当时耶稣会所采取的比较灵活的传教政策密不可分。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受命成为首批赴东方传教的传教士，他先在印度，后前往日本。沙勿略意识到不能把在印度使用的传教方法搬到日本，在这里首先必须了解日本语言和文化，并采用日本的风俗习惯。这也许是耶稣会士在远东传教最早的本土化策略。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决定于1552年前往中国，但却最终倒在了距离中国澳门仅一步之遥的上川岛，未能实现他中国传教的愿望。到了1555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巴列托到了广州，成为最早在广州停留的耶稣会士，他返回果阿后也向其同仁们建议要学好汉语才能在中国更好地传播福音。作为来华传教的先驱，沙勿略和巴列托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要以语言为远东传教之有利工具。
时任耶稣会远东地区视察员的范礼安神父最早确定下耶稣会在远东传教路线，即在中国传教须以“熟谙华语为首要条件。”[①]自此，来华的耶稣会士正式将学习汉语列为了重要功课，“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成为明末最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并进而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
罗明坚于1579年抵达澳门，并开始学习汉语，然而当时最缺乏的就是师资。他在1583年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葡萄牙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在汉语中叫‘马’，其他类推……”[②]后来人们传说罗明坚找了一个画家当老师，大约就是这个缘故。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那位老师的姓名已不可考，但他极有可能是明代最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在罗明坚的刻苦努力下，他的汉语进步很快，甚至能写作汉诗。罗明坚以流利的汉语与中国人沟通交往，逐步取得了明朝海道官吏的信任，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留的第一人。
1582年，范礼安再遣利玛窦前往澳门，利玛窦的到来，大大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事业。他天资过人，加上勤勉努力，很快就掌握了这门东方的语言。在中国艰巨的传教事业是由罗明坚的继任者利玛窦完成的。利玛窦提出了“合儒辟佛”的传教路线，并以文化“适应”策略传教，他所提倡的尊重儒家文化，尊重中国人习俗的传教路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条路线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系统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高潮。
明清鼎革之后，清初的统治者对于天主教保持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从顺治到康熙统治前40年间，传教士们学汉语，习满文，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在华的耶稣会士前后多达近百人。他们当中有的在来华途中就跟随前辈开始汉语的学习，有的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进入内地传教，有的在传布教务的地区向中国教友学习。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通过各种方式和多种途径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借以在传播福音时达到归化中国信众的最终目的。
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后，雍正、乾隆两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已经从清初的宽松政策转变成了严厉的查禁政策，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部分传教士虽然继续在宫廷活动，但已经成为宫廷技师，不能公开传教。清廷只用其技艺，而禁其教务，这在无形中消磨了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情。这种禁教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抑制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早期传教士语言学习的特点
由于来华的各个差会之间的传教对象不同，因此他们所提倡的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耶稣会重视对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因此强调对官话的学习和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重点在于译介古典作品；而像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则长期在东南沿海的下层民众中传教，形成了重视地方方言和口语技能的传统，开始编撰最早的字典和语法书。
1. 建立了稳定的教学机构
在东方传教的大本营澳门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教学机构和教材。1572年澳门建立了第一所培养远东传教士的初级学校；1580年，罗明坚在学校里又成立了一个教学习所，利玛窦称之为“圣玛尔定经言学校”。传教士于此学习汉语，并用汉语向中国人传教。[③] 罗明坚称：“目前我正在这里学习中国语文……这些教友无疑将是最佳的翻译，为传教工作将有很大的助益。”这个学校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麦安东、孟三德等人都在这里开始了汉语学习之路。1592年由范礼安提议，在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1594年在上述两校合并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了澳门圣保禄学院,这标志着耶稣会在远东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④] 在学院里专门设立了汉语课，由此中文教育开始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编写了固定的教材
罗明坚初到澳门时没有任何学习汉语的教材，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为教材的识字课本散页。随着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逐步了解，利玛窦首先注意到《四书》是当时儒家传统的基础文本，通过《四书》学中文，既可以学到规范的文言文，又可以了解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耶稣会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学习四书和官话的目标，并且一直贯彻下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利玛窦所译的《四书》经过一代代传教士的修订，它的拉丁文和汉语对照本已成为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的标准教材。[⑤] 除了四书，儒家的幼学启蒙课本如《千字文》、《三字经》等后来也都成为汉语教材之一，至今在罗马梵蒂冈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当时教材的文献。
3. 培养了早期的汉语教师
当时由于传教所需，神父们对学习汉语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师资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难题。由于此时中国人仍有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的观念，加之明政府将教授外国人汉语视为危害社会的大罪，因此就更加限制了中国人去主动教授传教士学习汉语。中国人往往是被动地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并且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当时传教士的汉语教师包括他们的翻译、中国的小书童，后来才慢慢地有一些信教的文人开始指导他们的汉语学习。
利玛窦曾记载了当时官府的告示：“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⑥]“舌人”就是当时的翻译，也是传教士最早的老师之一。聘用小书童当口语老师也是常有的情况。太监们为了让利玛窦他们学好官话，“在南京买了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我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说纯粹的南京话。”[⑦]后来神父们与士大夫阶层结交，一些奉教的文人开始成为他们的老师，包括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学者都曾为传教士的汉语老师。
除了以中国人为师，传教士内部也有以老带新的学习传统，先期抵达并学习了汉语的传教士承担了教习后来同道的任务，这也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的汉语学习。例如利玛窦曾为麦安东和石方西师，费奇观做过傅汎济和邓玉函的老师，王丰肃（又名高一志）和郭居静教过金尼阁学习汉语。
三、早期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成就
当传教士第一次面对汉语这种非拉丁语系的陌生语言时，无论是对其语言结构，还是对其文字系统，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摸索学习方法，总结学习经验，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1. 编撰了最早的语言学习字典
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是1575年由德·拉达编著的闽南语西班牙语对照方言字典《华语韵编》。耶稣会入华后编的第一部字典是罗明坚、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这是明清之际第一批汉外辞典之一，以汉语官话和欧洲语言为对照，对研究汉语拼音史和中国近代语言学史有着重要意义。根据这个辞典可以初步判定明朝时的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它为研究晚明语言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⑧]
此后的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编纂出了一大批双语辞典，甚至多语对照辞典。如孙璋编有一部《汉蒙法语字典》，钱德明编了《满法字典》和《满、藏、蒙、汉、梵字典》，魏继晋编了《六种语言大字典》，将汉语与拉丁、法、意、萄、德等语言相对照。在1575至1800年间，传教士曾编过60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辞书，大部分为抄本，约有50多种保留至今。[⑨]
2. 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
中国传统小学一直强调训诂、音韵、字书三类，缺乏一种新的研究语言的方法，即语法学的角度。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直到1898年才问世出版。中国语言学中除了实字、虚字、活字、死字等一些简单的概念外，比较缺乏一种真正的语法描写框架。在三百多年前，来华的传教士就开始尝试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引入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用印欧语法的框架来分析汉语语法，开创了近代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的进程。
旅居吕宋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最先运用拉丁语法框架来分析汉语文法，编撰了一批汉语文法书，目前有记载可寻的最早的汉语文法书是高母羡的《汉语文法》（1592，已失传）；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广州）是现存第一部正式出版了的汉语语法著作。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运用拉丁语法的一些知识，对汉语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和分析，在早期的西人汉语语法研究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然而，自高母羡、万济国等人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在汉语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后继者，取而代之的则是耶稣会。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几部语法书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相继问世，卫匡国的《中国文法》（1653）作为耶稣会汉语语法研究的发端之作，也是目前存世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最早的语法书；马若瑟的代表作《汉语札记》（1728）是耶稣会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贡献，该书将汉语官话和文言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共选用了一万两千余个例句，近五万汉字，这一规模在西方人编撰的早期汉语语法书中无人能超越。在欧洲汉学形成发展中，它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
早期传教士们对于汉语语法现象的认识和语法构架的体悟，虽然不尽全面，有的甚至还显粗陋，但对于后来的语言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研究经验，是极好的铺垫和积累，对今天的汉语语法研究仍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3. 开启了汉语拉丁拼音化的进程
在传教士接触和认识汉语的过程中，为了学习便利，他们要用自己的文字来对汉字进行注音、拼读和转写，因此就有了最早的汉语注音方案。以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开始于耶稣会入华以后。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葡华辞典》（1584-1588）中第一次为汉语制定了注音表，这是汉字拉丁注音的初创阶段，到了1598年，利玛窦和郭居静在其他神父的帮助下，共同制定了一个中文发音表，完成了最早的拼音方案。可惜的是，这套拼音方案至今尚未被发现。
后来，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采用了当初设计的注音方法将全文的汉字都做了注音，这是当时第一部刊印的带有拉丁拼音的中文书。这部书至今仍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编号是Racc.,Gen.Oriente,Ⅲ，2331（12）。
此后，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6）一书融会了中西音韵学之所长，以西音之法，通中国之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⑩]前辈学者罗常培先生把从利玛窦到金尼阁的努力称为“利—金方案”，并认为这一方案对中国音韵学有三大贡献：
“第一、借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的符号，使后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可以执简驭繁；第二、可以依据“利—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来确定明末“官话”的音值；第三、自从利玛窦金尼阁用罗马字标注汉音，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受到了他们的启示，遂给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从《葡华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逐步完成了对汉语所进行的拉丁拼音注音方案，对后来广为流传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大有启发，也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打下了基础。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入华传教士的语言学习和研究，他们习华语，读古籍，编字典，撰文法，从笔记信札中对中国语言的零星描述到详细介绍，从学习四书入手到能用中文流利写作和进行翻译，从为学习便利编写汉外双语字典到对汉语语法进行探讨与分析。作为汉语最初的学习者和最早的研究者，一方面，他们是学习与研究的主体，对于汉语教学和学习有着最直接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他们以西方的学术背景和认知角度来观察和描述汉语的特点，这种来自非汉语母语的学习者的视角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二语习得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应该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这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史的总结和梳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法）费赖之，冯承钧译，1995.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②] （意）利玛窦, 罗渔译，1986. 《利玛窦书信集》（上、下）. 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③] （意）利玛窦, 罗渔译，1986. 《利玛窦书信集》（上、下）. 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同时请参阅汤开健，2002. “明清之际澳门与中国天主教传播之关系，” 《汉学研究》20，2-37.
[④] 李向玉，2000. “圣保禄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清史研究》4-48.
[⑤] David E.Mungello, 1989.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⑥] 何高济等译， 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 北京：中华书局.
[⑦] 何高济等译， 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 北京：中华书局.
[⑧] 杨福绵，1995.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纪录的明代官话，” 《中国语言学报》5-35-81.
[⑨] 王力达，1963.《汉语研究小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⑩] 何九盈，2000.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法）费赖之，冯承钧译，1995.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北京：中华书局.
（意）利玛窦, 罗渔译，1986. 《利玛窦书信集》（上、下）. 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
何高济等译， 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 北京：中华书局.
何九盈，2000.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
王力达，1963.《汉语研究小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西平，2009. 《欧洲早期汉学史》. 北京：中华书局.
张西平等，2003.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David E.Mungello, 1989.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简介：
李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讲师，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传教士语言学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