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强】美国学者高友工的杜诗研究

美国学者高友工的杜诗研究
任增强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 北京，100083）
摘要 美国学者高友工运用语言学理论从音型、节奏的变化；句法的摹拟；语法性岐义；复杂的意象；不和谐的措词诸方面分析杜诗；拈出“潜含的美学”这一概念，从美学角度阐发杜甫自然力和历史力的诗歌境界。
关键词杜诗 语言学理论 潜含的美学
唐诗研究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诗圣”杜甫作为“世界性文学天地的一个伟大天才”[①] 引起了汉学家的关注。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高友工撰写的多篇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其中包括与梅祖麟教授合作的),从语言学与美学角度解析杜诗,为我们提供了别一种视角。
1 杜诗语言学研究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高、梅二人之所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杜甫诗歌的缘由，即探究杜甫为何会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是高梅两人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过去许多对杜甫伟大之处的揭橥,重在于杜甫广博的知识，对于当时事件细致入微的描写和他对皇帝的忠诚不渝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但高、梅看来，这些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都没有涉及到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归根结底，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诗人是否伟大的最根本的标尺,就是看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是否创造性地运用了语言艺术,并使其臻于完美的境界。[②]以此为据，杜甫的确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伟大诗人。
高、梅两人的研究从语言结构批评的方法切入,他们首先简要介绍了语言学批评方法本身,指出其处于强调读者的直觉感受和注重诗的文字结构两个批评标准之中,而选择杜甫《秋兴》八首作为解剖的典型个案,乃是因为它的文字结构不
仅是杜甫本人的刻意创造,也是他有意识的精心安排，即希图以此引起读者的高度注意,况且它又有八首之多,这个长度无疑为语言学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对杜甫《秋兴》的分析，高、梅采用了燕卜逊(Empson)和瑞恰兹(Richards)的语言学批评方法；为了再现古代汉语的语音模式，还采用了董同龢的体系，以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的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
高、梅的分析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音型、节奏的变化；句法的摹拟；语法性岐义；复杂的意象；不和谐的措词。
音型、节奏的变化方面。高、梅指出,音型的密集或不同音型之间的强烈对比,会使诗歌的内部出现分化,因为语音相似的音节互相吸引,特别是一行诗中出现几个相同音节时会形成一个向心力场,而一行诗中重复了前面出现过的音型,前后相同的音型也会遥相呼应,这两者的共同发挥作用,会提供聚合力,使这些诗行有别于其他诗行,反之,倘若某些音型缺乏,也会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而不同音型的并存,则会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它们之间的对比。[③]为说明此观点,高、梅分别举了《秋兴》的第三、第四、第五、第七首诗为例,以证明其中的道理,让读者体会杜甫驾驭音型的杰出能力。杜甫可以通过改变音型密度来加快或放慢语言的节奏,以表达感情,表现诗歌的艺术魅力。具体说来,第三首前半部分音型对应的密集,使诗的前半部分产生了很强的聚合力,它的基调是一种带有厌倦色彩的平静，符合诗句本身的感情色彩,而后半部分相似音有规律的间隔重复,产生了节奏,它的基调乃是激动不安的，这与整个诗篇是合拍的,全诗结束在失望的情绪中，这种失望,在韵律上的表现乃是最后三行出现了三个被允许的平仄错误,破坏了读者对诗歌应有的韵律的期待,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的失望情绪。分析第五首,作者认为丰富的音型变化表现了杜甫驾驭语音的高度技巧和苦心孤诣的安排：前四句,诗人要再现昔时的辉煌景象,诗句中各种音型有充分的展示,以此摹拟当年的壮观和繁盛;第五句表现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期待,紧接着便是全诗的高潮;前三联描画的繁荣景象中其实也孕育了不祥的暗示,于是便有了第二联对仗的不严整;第三联的音型过分密集,则是曲折地表现出了一种骄矜,这种骄矜正预示了唐王朝命运的式微。由此,作者从诗篇内容和语言结构相结合的角度,作了细腻具体的分析。
第二是语法节奏的变化,它用来标志重点转移或主题改变,如时间的流逝、诗人主观的介入等。按照律诗的要求，中间两联的结构必须对仗，这种严谨的文字和舒缓的语调诗人联想到骈文或者赋；在诗的两端，诗句的节奏连续流畅，更接近口语。而诗的第七行作为整首诗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地位使其成为表现新的张力的自然媒介，从而在诗的结句中表达出完整的意义。这方面,高、梅举第二首诗为例作了分析。
第三方面。所谓语法性岐义,作者举了第一首中的第三联两句诗,说明对句中每行有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且这种结构两两成对,又举了第二首中的颔联,指出这两句构成了假平行，即一联中的两行在词和短句的层次上存在着对仗关系,但在深层结构上可能是不对仗的。高、梅认为,在对句结构中,岐义性和假平行现象相当普遍,而它们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两者在效果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为此,高、梅例举了组诗中的一些具体的诗句作了解释性说明,对第六首进行了集中阐发。他们认为，从形式的角度看,第六首诗可以大致地反映出语法关系在诗中的诸种表现,即一、三联中的双向结构,第二联的假平行,第三联的岐义和第四联中语法节奏的改变。从象征作用而论,这首诗则表现了由盛而衰的静态对比。第一联所传达的,仅仅是一种忧郁的情绪;到第二联,迫近的灾难已经不容忽视;在第三联中,我们看到了当年皇都的繁华与今天萧条残败的并列,但是,即使在这一联作者仍保持缄默,这种态度是通过手法的含混——语法的岐义——表现出来的;最后,尾联中的“可怜”二字,才把作者的态度表露出来。全诗所传达的情绪,使怀旧的眷念和遗憾的责难——怀念那太平盛世的繁荣,责难那使一切烟消云散的昏庸。
第四方面谈意象。高、梅指出,意象包括三部分:语言媒介、客观指向、主观意旨。[④]意象分为简单意象和复杂意象,简单意象在上述三部分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一对一,作用范围比较简单,复杂意象则不然,它由较大的语言单位(通常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表现,不但句子中各种因素间呈现出交叉的联系,且整个句子的客观与主观意旨间的关系也显得错综复杂,并由此获得隐晦的意义。作者以第七首诗中的“织女”“石鲸”为例,联系诗句本身的声音效果和语法关系,对复杂意象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第五方面,措词的不和谐。高、梅认为它是杜甫后期诗风的主要特征,因而所举的例子和对其所化费的笔墨比前四个方面要多了不少。典型的个案似乎是第八首中人们较为熟悉的两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高、梅指出,
两句中的“香稻”“鹦鹉”“碧梧”“凤凰”分别是色彩鲜艳、声音悦耳、气味怡人、姿式优美,但“老”和“余”两个字却在这里可能引起人们因美的消逝而产生悲哀的情绪。为何在这组《秋兴》八首诗中由于措词的不和谐而会产生非常自
然的效果?高、梅以为,这与诗的题目叫“秋兴”有关,传统概念上,秋天是令人悲伤的季节,而杜甫运用七律体裁写秋天,独具匠心地把盛唐以来习惯用七律写宫廷宴游、良辰佳节唱和酬答的形式,化作了抒发个人强烈感情的工具,从而使“秋兴”在“形式上继承了词藻华美的时尚、在主题需要上融入了忧郁色彩的词藻,从而导致了词和词的不和谐矛盾”。[⑤]这体现了杜甫后期七律诗作品忧喜参半的特点。高、梅两位将八首诗分别按不同的组合予以一一梳理、辨析,从中让读者体会诗歌的节奏、语法、结构、系列等所产生的感觉———由倦怠而生梦幻、亮度的逐渐减弱、寓义的晦涩及其与梦境含混的交织,等等,这当中,既有诗句本身语词描画所造成的效果,也有由诗句内涵所寄寓的时代背景而产生的
印象,还包括了作者本人穿插于这些语词、结构和语法现象间的感情因子,从而最终让读者体会到了组诗发展到第八首时,诗人已经心力交瘁,而且在失望的折磨中,他也不想搜集记忆的碎片了。
最后，高、梅二人将《秋兴》的整个结构，包括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语言特点,以及八首诗的有意安排和互相关系,作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总结:整个组诗以第三首为界,分作两个部分,前三首以今日的夔府为背景,后四首则侧重于昔日的长安,中间以第四首作为过渡,这种过渡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整组诗因地理原因分成两部分,反映了诗人饱经忧患的空间分离,诗章之间时间的流逝、唐朝社会的由盛而衰,乃至诗人感情的变化,清晰地被诗的结构所揭示;整组诗的高潮在第七首,而不是第八首,第七首每联都强烈地表现了各自的主题,四联合在一起则包含了整组诗的全部基本主题———第一联:汉、唐之间的逐点对比;第二联:在宇宙和人生的纷扰中表现绝望;第三联:过去繁荣和今天衰落的对比;第四联:联系代表分离的矛盾现象和不幸的小舟意象。因此,“第七首已经是它的高潮,而第八首诗所造成的‘反高潮’(anti-climax)是与表现作者语绝望这样主题性情绪”。[⑥]
高友工、梅祖麟两位作者对杜甫《秋兴》组诗从语言结构入手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八首诗内在的巧妙语言组合、严密的结构安排和高度的技巧运用。他们的语言学批评实践显示，《秋兴》组诗确实体现了杜甫杰出的艺术才华与深湛的诗歌功力,是他艺术匠心的充分展现,杜甫无愧于“伟大诗人”这个称号。
2 杜诗美学研究
高友工提出从美学角度分析和看待七律诗。高氏创造性地拈出“潜含的美学”这一概念来探究潜藏在唐代律诗格律规则下的更深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所谓“潜含的美学”。他解释说，它是“潜在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一直是朦胧不明,而且是难以捉摸的;从事创作的诗人甚至不可能觉察到它的存在,更不要说明确认识到所作选择的复杂性了。它是“美学”,因为正是这种选择的整体构成了诗的美感和价值。[⑦]为方便起见,可以将这些选择看作完全有意识的:它们显示出诗人在形式方面的构思,他对结构的理解,他如何利用规则以适应其创造性的想象,以及如何努力通过这一特定的形式而达到他的意境。这种美学基本上是一种阐释性的法则,通过它一个诗人能超越其文本的意义,而读者也能理解作品字里行间的意蕴。
这种美学主要是一种诠释符码，借助这种符码，诗人可以寓意于言外，读者可以读出丰富的言外之意。诗人和读者可以借助这一符码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在此过程中摈除双方都不熟悉的成分。
由此出发,高氏从美学角度对杜甫诗歌作了系统的阐发。
高友工说，杜甫是以六朝诗风开始其律诗写作的，并且完全吸收了初唐的美学观念，然而终生的穷苦劳顿使其永远无法安心接受盛唐诗人，如王维田园诗的生活境界。高友工认为，“杜甫最关心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是大唐帝国的政治命运和文化命运”。[⑧]而杜甫最引人注目的诗歌成就，高友工认为在与其对七律有限视野的深化和拓展。故此，高氏集中探讨了杜甫七言新作所表现出的宇宙观。杜甫思考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历史”，包含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对杜甫而言是不可分离的。一是个人的，自传性的，涉及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设想；第二个层面的历史指的是当代历史或国家的历史，特别是755年安禄山叛乱后的一段动荡的历史，第二层与第一层又互相交织；第三层写的历史指的是文化传统的历史。[⑨]但是历史传统与诗人是直接相关的，因为通过受教育和对传统文本的学习，诗人已经与过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诗人总是将会意和想象视为诗歌经验的基础。高友工指出，上述三方面的历史都已内化于诗人的记忆之中，这种记忆植根与人文传统茂村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本之中。当代行为，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开的，只有通过历史的棱镜才能被理解。这样，在初唐诗人那里用来表达个人情感的自然符号，在杜甫的美学里，专有名词或其他符号形式则被用来表达历史文化内涵。这些符号形式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的组成要素。高友工指出，很难想象任何其他方式也会有杜甫所建构的这一符号世界的深度与强度，这是“一种指涉记忆和想象的符号语言，被编织进了特定的历史或个人行为之中，有时还涉及特定文本”。[⑩]此外，杜甫诗歌句法结构的“不确定性”也源自诗人对历史力的理解：连续与断裂，动量与阻力，或“连”与“断”。“当历史被引入诗歌中时，空间上的临近和分离就为时间上的连续和断裂所补足”。[11]过去与我们断开了，但是连续性可以使我们与过去之间的联系重新建立；诗人与国都远隔千山万水，但他可以在想象中与其重新相聚。
高友工说，过去批评家谈到杜甫晚期诗歌这种历史层面时常将其视为某种“宇宙”（cosmos）的体现，但他将其视为杜甫“得体宇宙观”的体现。高氏引宇文所安的观点说，杜甫对宇宙起源的使用和其创作不仅隐含着一种与自然的创造力的类比，而且指向一个超越具体形式的统一的诗歌特质。在此意义上，杜甫的却可以当之无愧地获得“具有宇宙观的诗人”这一称号。
最后，高氏以对“境界”的探讨来对杜甫的律诗美学进行总结。高氏认为应将“境界”译为英语中的 inscape而非world。境界是山水诗和律诗发展的产物，因为山水诗和律诗集中关注情景结合或情景交融，或用高氏的话说，是“印象与表现相结合的问题”。[12]如果说，初唐诗人满足于外部印象与内心心灵状态偶然、突发的融合；王维所赞赏的是象征着理想化存在的和瞬间感悟的这种接触；那么，杜甫坚持这种内外结合是所有自然力和历史力的结合点。
由以上论述可见,海外学者确有其不同于中国本土学者的视角与眼力,他们对待问题的角度,分析杜诗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其独到之处,颇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作者 任增强， 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博士。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北京语言大学13号博士楼，100083
[①] [美]D. 拉铁摩尔 杜甫及其伟大的诗篇,刘世生译,海外学者平中国古典文学,济南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美]高友工 梅祖麟 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同上，第3页。
[④] 同上，第18页。
[⑤] 同上，第23页。
[⑥] 同上，第30页。
[⑦] 高友工。律诗美学，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乐黛云、陈钰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盛唐晚期第64页。
[⑧] 同上，第96页。
[⑨] 同上，第99页。
[⑩] 同上，第100页。
[11] 同上，第101页。
[12] 同上，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