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東北紀行

2011東北紀行
趙剛
東北與我

當我坐下來開始動筆寫下我上個月中旬的東北紀行時，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翩飛到我的母親、我的父祖輩。當初，我的外祖父杜連友就是從河北滄州五官屯「跑關東」到哈爾濱創業去的。前幾天，聽我八十六歲的老母親說，當初還沒有火車，姥爺是靠一雙腿走過去的。後來，姥爺創業有成，在哈爾濱延爽街開了瓜果鮮貨舖子與糖果加工廠「裕盛福」。母親說她小時，就常看到倉庫裡堆著從台灣運來的一簍簍的生綠生綠的香蕉。小時候，我們小孩子饞水果吃，特別是那種豔紅豔紅的美國五爪蘋果。母親既憐憫我們，但又耐不住炫耀：「我小時候，那各種各樣的南北水果可是吃得壓歪了嘴，光是蘋果就有國光的、紅玉的…..」。姥爺直到創業成功之時，也就是1920年代末，這才把家人從河北接過去。母親是三歲到的哈爾濱，整個童年和少女時代是在那個她至今仍然難以忘懷的「國際性大都市」度過的。對她，哈爾濱是一幅永遠掛在那兒的一道風景、一個座標，更是一種標準。母親用哈爾濱的日子衡量她婚後隨著我父親一家老小「逃難」到台灣的種種鬱悶艱辛，特別是來自她婆婆，也就是我奶奶，的女人對女人的欺負。我奶奶是旗人，河北滄縣城裡有名的「花園子劉家」的。我奶奶和我爺爺，也隨著我父親在1949年來到了台灣。祖母老是想方設法貶低（用家鄉土話是「糟盡」）我母親，於是連帶地貶低她的家族，以及她的家族的哈爾濱背景。她老是對幼童的我說：「你母親家是鄉下人，是窮出去的」。但我那時哪知道祖母的先祖恰恰是來自她自己口中的那個「窮出去」的目的地。對這些不避諱當著我母親面寒惨她的話，母親則是對我間接地提出她的反擊，說滄縣是個土旮旯，最高的建築不過是洋人開的一間二層樓的醫院。母親常常驕傲地和我說，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她任教的小學內湖國小才裝上第一台電話，同事們新奇得很，群觀之，議論之。母親說：「那時候，我心底兒話了，小時候哈爾濱咱櫃上就有」。

和那時的本省同學，甚或都是外省的眷村同學比較起來，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一道比較特別的風景。我常懵懂地處在祖母和母親兩個女人的戰爭中，處在旗人和漢人之間的微妙文化緊張中，一邊是華北旗人老太太的「老例兒」，另一邊是哈爾濱漢人資本家女兒的「現代化」。幼年的我其實是對這兩邊都有些同情的。對河北、東北與蒙古，說不上嚮往，但總依稀覺得我除了台灣，除了我的小學，還有兩、三片陌生的天地和我遙遙相關。我還沒說，我祖父是蒙旗，遊手好閒了一輩子，壓力再大，總能自得其樂，我童年的很多快樂是從他那兒來的，好比釣魚、做風箏、養狗。當然，還有些耍處是他在台灣所無法傳遞的，好比鬥蛐蛐、撒老鷹……。我爺爺是拳術好手，少林、形意、八卦、刀螂都會。小時候沒跟他學個一招半式，反而眷村的一幫渾小子屁巔屁巔地跟著師父長師父短的，是我最遺憾的。要不然這會兒也不會讓此行的領隊靳大成先生太極獨步，在大夥兒舟車困乏之際，仍能引吭高歌，氣衝牛斗，千杯，近醉。

我幼時的這些過往，以後得空再說。借上面這段「楔子」，我想要說的是：儘管我覺得東北（乃至於蒙古）和我遙遙相關──我的母親曾在那片土地上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好日子，我祖母的滿人老家就在那裡──但長久以來，在兩岸對立與隔絕下，我對那一塊兒地面其實也就只有一抹地圖的印象，而且還是中華民國版的東北九省地圖。欸，也許多一些吧，好比，我背過，教科書上的「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又好比，我記得，70年代初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長白山上》裡的皮氈帽裝束以及它的主題曲……等等。因此，這回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亞洲文化論壇」所籌辦的「東北學術考察」之旅對我的最大意義，其實就是讓我對「東北」有了一種實感，儘管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我陪同父母親去了哈爾濱幾天。去年底，靳大成先生邀我參加時，我本來是不敢答應的，怕冷，哪有在這個最寒冷的冬天還奔赴那個最寒冷的地方的道理呢！但現在我反而認為，東北，尤其是我們這回去的北大荒，如果不是冬天去，是否會少了一點意思呢？那有點兒像是在旱季時節參訪亞瑪遜雨林一樣的少了點意思。大成兄在接近雪鄉之時，時而擔憂時而興奮，他那深怕雪不夠大雪不夠深的心情，現在想來，還真是可愛，有點像是一個頑童向一夥半信半疑的小子們秀他的祕密基地的那種怕砸鍋的心情，那裡頭有一種「求好」，他希望此行對所有人都能產生最強烈最鮮活的身體感受。為了讓我這個南方來的產生強烈感受，大成還要求我在茫茫無極的興凱湖上和他暫且脫掉羽絨服，「體驗體驗」。翌日，在雙峰林場的那個小饅頭山的那段午後行走，雖然沒有「蒐集」到任何「田野資料」，但那個腳踏進深深的白白的雪裡的身體感覺，卻必是未來無論怎麼也都磨滅不掉的。透過這個經驗，我可以聯繫上無數的楊子榮、無數的座山雕，還有我母親童年的眼睛與皮膚，還有「老山林內打獵忙」（《長白山上》歌詞）的我的滿族人先祖的生活。若我想要認識他們、理會他們，那我能隔著一方水土、一層溫度感，與一種皮膚感嗎？因此，2011年的2月15日，雖然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從牡丹江到雪鄉，再從雪鄉回到海林的路程往返上，但卻是值得的。我相信，知識思想不單是透過狹義的學習得來的，而更是透過感受得來的，而感受又經常需要一陣發酵和醞釀的過程。這次東北行應是一小包酵母──我這樣期許著。

我訝異於這樣的一個轉變：我的身世其實是和遙遠的東北有著及膝的糾葛，這應該是很清楚的，但這個糾葛卻直到這次旅行才帶著聲響氣味與疲憊踏入我的意識之中。

朝鮮族印象

這次東北參訪，接觸的比較多的是中國朝鮮族民眾與官員。他們都熱情，都能唱，都能喝──這方面很像台灣的原住民朋友。但是，不像台灣原住民，我難以說他們的生命底色是明亮歡樂的，有一種熱帶的直接明瞭。朝鮮族朋友的歌聲好像總是要把很深底的某種情感給抖露起來給昂揚起來，但隨即又陡然沉落在一種低迴的奈何的谷底。此行，我們這一團之中的卞英花就是一位著名的朝鮮族歌唱藝術家，她的歌聲多次感動了所有有幸親聆的主或客。歌為心聲，中國朝鮮族雖然在國籍上，甚或政治認同上是中國人，但畢竟真實地展現了一個民族關係與權力關係極為複雜的區域的歷史所加諸於他們心靈上的特殊痕跡。涵蓋了日、韓、俄與東北的遼闊東北亞，在這三、四百年來，就有滿清、日本與俄羅斯，這些權力板塊在這塊地面上的崛起、伸展與擠壓，還不提在更長期的歷史中不斷有其他強勢民族例如漢族與蒙古的起落進出。朝鮮人的歷史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擠兌與壓迫不斷的環境下的屈服與鬥爭的歷史。這次和朝鮮族朋友相處，聽他們的情緒、想他們的歌聲，讓我反求到，我對於近年來韓國人的那種極力要把自己民族的氣球吹大，好比孔子是韓國人、端午節是他們的節日，豆腐是他們的發明……，的那種不悅感，其實是因缺乏理解而來的小器。他們那樣說那樣感覺是有原因的，我們可以不同意，但不可以不理解。而且理解的方式是應該把他們的心情放在一個和我們糾葛萬端斷骨連筋的東北亞歷史地理中。那樣的話，我們也許會有另一種不同的心情聽他們的那些「大話」。或許，我們自己的「大話」也不少哩！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中國朝鮮族的未來情況是讓人擔心的。我們第一天去密山，當地的朝鮮族農民菁英在報導著他們綠色水稻種植合作社的傲人績效時，也沒有掩蓋一個事實：年輕人外流嚴重，特別是到韓國打工的最多，因此村子裡留下來幹活的率多是中老年人。這在其他朝鮮族村子裡也得到了印證，留在村子裡的年輕人已經是少之又少了，有時竟會讓人有一種「老人村」的感覺。2月16-17日的江西村之行，就特別讓我如此感覺。17日那天早上，我們參訪了一個老人聚會所，並在那兒用的早餐，那裡的五穀米蒸的飯是我吃過的最香的五穀米飯。聚會所的老人在大炕上分男女兩邊坐著，大多穿著傳統的朝鮮民族服裝，少數沒這樣穿的，也都穿得很正式很體面。屋裡頭有各種標語或記事牌，都是朝鮮文字，我只認得「2011年2月」的「年」與「月」這兩個漢字。外頭白雪皚皚，老人們在蒸汽薰騰且相當整潔的屋子裡大聲笑鬧爭執。他們也玩象棋，棋子大得像個柿餅，而且規則不同，砲可以空跳，卒子不過河也可以橫走，馬腿絆著照跳……。他們似乎要求更多的自由，而且全神貫注。他們下得凶猛快速，以棋擊盤，大聲喊叫，先聲奪人──不知者還以為他們有爭執呢！有這個聚會所，朝鮮族的老人應是很快樂。但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朝鮮族有這個文化傳統呢，還是說，這是因應村子裡年輕人都離開了而建立的一種互助方式呢？

印象中，老人裡頭，女性總是笑逐顏開地，她們的表情不是堆出來的，而是湧出來的。有那麼多的善意、溫暖與平和，但同時卻又好像是不自覺地或祕密地在愉快地承擔這個世界的一切壓力，在幫助他人時完成了自我。那裡頭有一種一切做來皆不費勁，就算費勁也不誇示的平民的、母親的偉大。相對於老太太這一塊兒，老先生那一塊兒就有些青蒼、拘謹、嚴肅、壓抑。是不是人老了，各民族都是這樣？還是說，這是少數民族的共同狀態：成年後的男性總是抑鬱的，而女性雖然承擔了日常生活但總是歡快的。我想起我的朋友鄭鴻生所記錄的他閩南人家族的歷史，指出他父輩的台灣男性總是抑鬱、軟弱、不大氣（他用的詞是「大範」），而女性則常是平和而堅強。如果台灣福佬男性的這種人格狀態可以用日本殖民與國府統治來解釋的話，那麼朝鮮族男性和女性的這麼強烈的對比是否有類似的歷史軌跡呢？

在那天老人聚會所的早餐中，我被隨行的地方官員介紹為「台灣來的」的時候，竟然在女性這一邊響起了一片掌聲。我不好意思報以微笑時，看到了從她們那裡漾出了一波波的善意的、應許的笑。這讓我受寵若驚，因為她們只對我施以如此的厚愛。後來，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他也注意到這一景象，並說這些老人滄桑歷盡炎涼見慣，連當地的官員都可以視若常人而稍無溜鬚之態，但對我如此熱烈，可謂出之真情。但我實在不知為何，是因為「台灣」激起了他們的一種特殊的感情嗎？但為何老先生們又看不出類似的反應呢？本團有一位朋友打趣說，這是因為我長得討喜之類的，才會讓她們這麼高興地歡迎你──「沒看到歡迎你的都是女性嗎？」。對這個說法，我在心情上是願意接受的，但理智上覺得並非如此。

倉重拓先生是我們一行人之中唯一的一位日本人，他很隨和，酒量也佳。我觀察到，有些朝鮮族朋友在一開始時對他是有些許冷淡，雖然還談不上敵意，但也許畢竟倉重拓是個小伙子，而且又是客，除了少數一二特殊狀態下，只要過了一會兒的喝酒交往，一般而言對他也是包容友善的，甚至，酒過三巡之後，朝鮮族朋友還會和他用簡單的日語交流，而這個交流常常激起了一些奇異的興奮。這在台灣的老一輩本省人裡也是常見的，雖然比較而言，台灣人對日本人少了一層敵意的複雜。看來，從東南亞到東北亞，前殖民地裡的民眾感情的諸多複雜層面中，存有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坑坑窪窪。

中國朝鮮族的「民族認同」肯定是比較複雜的。我最驚異的一個發現是，不止一個朝鮮族的官員表示過，根據他們的家譜，他們二、三十代前是從山東移民到朝鮮的，然後前幾代又從朝鮮移民到東北。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一種史實當作其實是很晚近才形成的民族國家歷史觀的軟化劑的話，那麼從一個區域史的眼睛放鬆地看，那麼即便有人說孔老夫子是朝鮮人，其實也沒有多大關係──大大可以把它當作一種企圖還原本來高度複雜但後來被簡單化的區域歷史的矯枉必須過正就行了。我們的很多的定見，其實是現代民族國家這個體制及其意識型態所加諸給我們的，一旦回到歷史，很難是那麼清楚的；朝鮮族沒法一刀切，就像漢族也無法一刀切是一樣的。

社會主義的大格局退潮後，這些朝鮮族中國人，將有可能是現代民族主義的另一受害者。因為本來不成問題的「認同」，卻隱隱地、慢慢地成為他們的最幽暗但也最具「存在感」的問題：「我是誰？」。這麼多的朝鮮族年輕人往韓國跑，難道只是經濟因素？中國共產黨的朝鮮族幹部要把子女送到韓國念大學，難道是因為韓國的大學辦得好？我感受到朝鮮族的「認同」，似乎還有一個南北朝鮮的維度。我就聽到一個官員酒後說，如果政府要派他到朝鮮去蒐集情報，他不幹──這太強人所難了，但是要派去韓國幹同樣的事，他願意。我必須坦白我對這樣的心情感到震撼。一個老官員，會當著大家無顧忌地暢言「人情是當今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及「在中國，你若是沒有朋友，你還能做什麼事？」。但在提到他與朝鮮的關係時，眉宇之間卻有一種「很是遼遠的疼苦」（借用陳映真的一篇小說〈纍纍〉的文字）。對他而言，世上有一些東西，畢竟還是不能當作「生產力」的。我本來對他是很有意見的，但看到他在一切嬉笑怒罵裝瘋賣傻之外，竟然還為自己捍衛著那麼一方小小暗室──那或許就是一個人的「根本」吧，也不由得有些歉然有些難過。嘲笑顯然比理解容易得多。

這個認同關係，肯定又因中國現在富起來了而更複雜。一個朝鮮族的朋友就說，以前去韓國這個也貴，那個也貴，什麼都不敢買，現在，咱去那兒，愛買什麼買什麼。物質條件的改變，的確是衝撞著這個區域民眾的主體狀態。台灣人現在到大陸，好像是這位朝鮮族朋友去韓國的經驗的倒反，以前是「愛買什麼買什麼」，現在則是「這個也貴，那個也貴」。如果中國大陸繼續向前發展，而牡丹江區域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年輕人的工作與發展機會越來越多，那是否會減少年輕人的跨國外流，進而選擇在鄰近大都市發展？從這次旅行所拜訪的一位年輕朝鮮族企業家所經營的公司來看，中國政府方面的確是有扶植少數民族企業的各種優惠政策，但效果有多大，或這個公司的代表性如何，就不知道了。這個公司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另一個重要利基是它能利用它的民族與地緣關係，成為韓國與中國企業與市場的一個接榫。但我也注意到了，這個公司最大的事業其實還是房地產，而且是結合了台商在最精華的江沿兒地帶蓋豪華住宅樓。因此，該公司的政府所支持的高科技產業，到底是企業轉型的真正方向，還是企業的一種正當性策略，在短暫的行程裡，的確難以得知。大陸的城鄉二元制度，其實也在支持這樣的一種房地產炒作。當地的一個官員說，很多買樓的是富起來的鄉民，他們透過購買城市高價住宅以取得城市戶口，而這正是大陸很多城市不動產開發的重要動力所在。

這位年輕的朝鮮族企業家值得稍加記錄，或許可以作為中國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的一頁速寫。作為晚宴的主人，他因事遲到，到的時候，連聲道歉，態度非常謙恭端敬。稍事喘息，他就為大家說了他家族從朝鮮移民到東北的歷史。當他講到他已逝的母親對他的期望與要求，以及他母親為了兒子所做的犧牲時，的確是相當感人的。他母親應該是一個很堅毅的女性，在她臨終前，兒子問他韓國老家的地址，老人家竟然拒絕相告，說，當初老家的闊兄弟們不把咱們這一支當骨肉，任我們背井離鄉而去，現在你一事無成回去找他們和他們攀親戚，豈不自取其辱。不要想老家了，兒子，你得靠自己站起來！……。這一段故事，企業家講起來很是真誠，感動四座。企業家還贈送給我們他所創作的一本關於金日成在東北的小說。他母親當年是跟過金日成搞過革命的，但他在席間所講的母親故事卻和這個小說的革命內容無關，多是環繞在創業發家上頭。企業家一講完故事，好像是做完了一種儀式，就入俗地開始勸大家喝酒了，敬酒、罰酒、熱笑、冷臉，非要人就範於他的酒權之下，一時之間換了個人，從一個溫暖的、虔敬的、憶母的孝子，變成了一個冷熱無常、驕氣逼人的霸子。大陸的官，在賓客前其實是不霸的，他們有一種官場的禮儀與套話的約制，但這位企業家卻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制約──尤其是在座沒有一個是奈何了他的官。我因為拒絕乾杯，他就馬上垮下了臉，嚴若冰霜。而這時，我旁邊的一個政府官員，竟然緊張地和我頻頻示意，手肘推我，耳朵咬我，幾乎是請求我看在他的面子上，小聲地說「您就把這杯喝了吧！」。於是我喝了，企業家當場和風麗日顏色初齎──「這就對啦！」。我當時心裡想的是，這個家族企業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組織？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撐起了這樣的一種領導者的人格狀態？這個企業家為何連當地的官員都如此讓懼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官商關係使得這個官階並不低的地方官員，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中，如此體認到對方的權威？我想這或許和房地產業的政經架構有關。但這只是我的猜想，算不得數。真正要對這個地方政治生態的課題有知識興趣，或對大陸的新興布爾喬亞階級的人格與精神狀態有知識好奇，必須要「下馬觀花」。

滿族村印象

我平日其實是很喜歡吃韓國菜的，但朝鮮族的菜吃久了，說實在我的腸胃也夠嗆的了。這是我的嬌氣，需要自我批評。這裡的菜其實和我在別的地方（包括韓國）所吃的韓菜已經不太一樣了，畢竟已經結合了一方水土，有些粗糲、有些偏鹹，肉又特別多，而且其中常會有狗肉。我家養了兩隻狗，我不能吃狗肉，回去無法向牠二位交代，這讓我吃的更是有些不安。或許部分是由於「吃」的原因，當我們到了滿族村，我竟然有了一種回鄉的感覺，這不單是因為滿族人不吃狗肉，更是因為我們所叨擾的當地滿族居停主人為我們端上的碟碟盤盤，竟有很多道是小時候我奶奶常做的，好比紅燒肉豆腐泡、黃瓜炒蛋、肉凍子、粉條豬肉燉大白菜，還有我多少年沒見過的新紅柿灑白糖……，而他們自己釀的白酒，味道就和金門陳年高粱酒一般地悅我口。

寧安的滿族村給我的感覺首先是人多，各種年齡層，老、中、青、幼都有，青年人是稍稍少些，但小孩兒特別多，健康、快樂、皮實，男孩兒女孩兒，臉上都凍得兩團紅。這個感覺是有前提的，前此，在朝鮮族的村社中，觸目所見幾乎都是中老年人。難道，滿族村的人口外流比較不嚴重？還是說，那天是祭祀的節日又是元宵，人都出現了？的確，後來到了下午，我們也看到了人們踩著結凍的牡丹江，在北大荒較早出現的落日餘暉中，三五成群地在蕭索的江面上步行回到對岸村子。

我們趕上了滿族薩滿祭典。我們這一行人被邀請上了炕的一邊，而他們自己人上炕的另一邊。程玉梅告訴我，這是對我們的禮遇，把我們當長輩，因為我們的炕是朝南的，面陽。祭祀就在兩張炕的中間過道上進行，祭禮還沒開始，門口就已經擠滿了觀看的人群。我不知道這個祭祀活動是從何年開始的，但顯然祭祀的禮儀還是有些夾生，整體氛圍少了些參與者內在心情的某種真實感，從而也少了感染力。但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在口中唸唸有詞、搖著臀鈴，邁著固定步伐繞圈兒時，倒是頗入神的。這種薩滿的祭祀，其實台灣也有些類似的（台灣的民俗宗教是否是薩滿的一支，需要考證）展現，但台灣的神秘成分要高很多，好比那在天人之際的乩童，就一定會在某一時刻忘情起乩，瘋魔一陣。但這兒沒有。這是否是社會主義傳統所致，我不知道。因為空間逼仄，祭祀者伸展不開，旁觀者也感受到一種動彈不得的壓力，給人一種祠堂的禮法拘束，而沒有巫祝的歡樂舒展。滿族的文化本來是否是一個載歌載舞的文化，我誠然不知，但比起我所知道的台灣原住民祭典的歡快舒展，這個文化活動的不能與民同樂，可能是它結構上最大的缺憾，勢將影響它的延續發展。最後，殺豬獻祀的「活動高潮」，更是讓人坐立不安。對面的炕上，一個八九歲的小姊姊，就像慈母一樣摟著她四五歲的弟弟，並摀著他的眼。我們幾個「參訪者」其實一般來說並不算矯情，但也都背向了那個哀哀無告聲嘶力竭的豬。我們這一行人裡研究佛教的蒙古族凱朝，此刻端坐在另一角落為那隻豬持咒。不久前，那條白色的豬剛被縛著手腳抬進來的時候，它長長的白色睫毛下的恐懼的、無助的、低垂的黑藍色眼神，正好橫在我眼前。

但儘管如此，我卻也迷上了那個祭祀者以滿語哼吟的調子，重複而單調，但竟出奇的有一種似曾相識感與安慰感。在外頭，我和賀照田開玩笑說，咱滿人現在成了你們漢人文化觀光的對象啦。賀照田說，你這回又認同滿族了，我待會兒要告訴凱朝。

東北、台灣與東亞歷史

這回認識凱朝也是一個機緣。台灣早期族群分類很簡單，不是本省人就是外省人，加上我父系祖先入關得早，早就漢化了，所以我向來只有一種「外省人」的身份（主觀或客觀的）──雖然我「知道」我的祖父是蒙古人、祖母是旗人。凱朝兄第一次見到我，聽到我和他這樣的一種「攀關係」說法時，就乾脆把我其他的「認同」橫刀一切，說：「你祖父是蒙古人，那你父親是你祖父的兒子，那就是蒙古人，如果他是蒙古人，你是你父親的兒子，你就是蒙古人。」我對這個說法，沒有也沒法表示反對，沒有一種由衷的高興，但也沒有一種真正的不舒服。我真正的反應是一種貪心──我何不能又是蒙古族，又是滿族，又是漢族呢？

貼靠上這一個混雜的認同，並不是想要沾上什麼後殖民雜交混血之類的政治正確，而是隱約地想要透過這樣一種情感的多維關連，找到一種認識與思考東北亞的心情動力。如果說，日本人或韓國人重新認識東亞、東北亞，是有他們自己的情感與問題軸心，那麼中國人，要認識東北亞，也必須要找到自我的情感與問題的支點，並以他者為參照為對話。不論這個「自我」是多麼的柔軟易捏，但總是要有一個「自我」。有一個「自我」的視角，才能和「他者」的視角產生一種互動與互學的關係，那麼關於這個區域的思想與學術才能有真實的成長。以遼、金、元、渤海國、朝鮮、新羅、寧古塔、遼東、東三省、東九省、俄羅斯、日本、滿州國、「林海雪原」……，這些對我來說很多都還是少有內容填充的地理或歷史名詞，其實一定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叢結的各個節點。我們也許得透過對這些史與地的內在關係的重新感受與掌握，才能為這個靳大成所謂的「東域學」注入學術與思想的生機。但豈止是上述範疇而已，「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魯迅語）。同行的波蘭學者楊爽就指出了沙俄時期在東北的東清鐵路建設，其實就有大量的波蘭工程師參與其間，而光是哈爾濱，在1907年就曾有總數高達7000的波蘭僑民……。我相信，這個「東域學」應該有潛力平衡目前關於東亞區域的知識偏重於海洋的那一面，而比較忽略歐亞大陸這一面的傾斜。對我而言，如果知識上要前進東北，並非是要做東北的區域研究，而是要將東北作為海洋東北亞與內陸北亞/中亞進行知識連接的一個場域與一個契機。這對於我們重新圖繪「在亞洲的中國」應是重要的。就此而言，研究作為東北亞的一個軸心的中國東北，其知識胃納應該可以也應該延展到蒙古、新疆，乃至西藏，這整個周邊。這是我極為粗淺的一種感覺。我閱讀很少，但印象上，陳寅恪與當代的張承志與汪暉，似乎都曾沿著類似的線索思考過。

東北亞和東南亞也不能就說是「兩個」區域。也是在此行中，我才突然浮起了關於陳映真先生小說創作的一些新的理解線索。他似乎早就感受到這兩塊地面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一種深刻內在關連。在他所有的小說裡，只有兩篇小說在它們的敘述結構上具體地環繞在中國大陸的空間地理之上，分別是〈歸鄉〉（1999）與〈忠孝公園〉（2001）。特別是〈忠孝公園〉這一中篇，透過一個來自東北的外省老人和一個本省老人在南台灣的某一個小鎮中的邂逅，分別回述了兩段表面疏遠但內在相關的現代史。東北老人的履歷是偽滿官員、日本鷹犬、國民黨「先遣」、為中共戴罪立功、逃亡來台進入保密局，在2000年大選變天後，因幻滅悔罪懼怕而自殺，而台灣老人則是一個被日本當局徵到南洋當軍伕的普通佃農，由於想要得到來自日本政府對他們「天皇赤子」的戰爭賠償，而被黨外政客所動員，而被出賣。小說裡，他們沒有主觀交集的邂逅則是藉由一個媒介：日本話。很清楚地，陳映真透過這篇創作，把台灣置放於從東北亞到東南亞這一整個區域歷史的輻輳，讓台灣人在區域的大歷史中認清自己的認同困局的歷史線索。

最後，似乎可以稍微談一談這次雪鄉行與台灣的關係。行前，我讀了指定讀物《林海雪原》。這本小說，以及根據它改編的電影，以及以英雄楊子榮為主角，描述他如何智擒慣匪「座山雕」的改良京劇《智取威虎山》，更是幾乎所有我同輩的大陸朋友都近於熟爛的故事。相對於土匪「座山雕」的猥瑣陰險，英雄楊子榮的高大光亮，曾是億萬民眾的景仰對象。但我要到這次旅行之前，才知道有這一串形象與故事。我上網查了查，才知道這個故事之後還被改編成電視劇。

我問過好幾個和我年齡相近的台灣朋友，結果是沒人知道《林海雪原》，遑論楊某、座某。我所在的大學圖書館也沒這本書，託朋友從南港中研院圖書館幫我借出來，看上去也是長年投閒置散才有的氣色，書底的註記卡上我是頭一筆。小說是相當好看，至少直到智取威虎山為止，之後就稍微有點《三國》到了姜維的感覺──無浪可驚無花可賞，雖則兩段歷史一長一消。也是同行的朋友忘了是誰告訴了我，我才知道楊子榮在智擒座山雕之後不久就犧牲了，但小說竟然終始秘不發喪。

2月16日早上，我們一行人到了海林市的楊子榮紀念館。這個紀念館無論是空間格局、陳列方式與資料內容都相當齊整，值得看，特別是它能讓我們穿透小說，領受到一個真實的底層人物在他英雄光環之後的身家悲涼歷史荒誕。導覽者是一個年輕的美麗的女孩兒，很專業也很敬業，她一定也做了很多功課，才能回答我們團裡這些知識份子五花八門的問題。倉重拓努力地用他其實已經很好的普通話問了一個問題，但導覽女孩兒恰巧沒能聽懂。那個問題是什麼，我也忘了，但我記得她那禮貌地、帶著少女的困惑，環顧大家尋求翻譯協助的眼神，是迷人的。我覺得大陸很多的狀態在默默地改變，其中當然包括人的狀態。這回坐火車出遊，我就覺得秩序很好，而且是一種「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好，大家有一種相互的尊重，但又沒有資本主義「先進」空間中的那種空間私有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強制性肢體距離感。我還記得頭一天我們坐進硬臥，一個上鋪的女郎「硬是」好像該當應份地坐在「我們的」下鋪，吃起肯德基，但大家也都不以為怪，也都能包容這樣的一個破壞物權觀念的侵入者。在一個有中國味兒的「人情的」空間中，我們此行的第一個學術討論恰恰就是從「人情」這個問題展開，從它，看歷史、社會、政治與學問。

對《林海雪原》，我在路上和朋友們分享了兩個閱讀感覺。第一、讀了這本小說，比較能知道為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在之後的「三大戰役」中幾乎全軍覆沒。我不曾在任何歷史文獻、文學創作或是親身聽聞之中，感受過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有過類似於《林海雪原》中的那種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那整個動能是爆發的、姿勢是起跳的、眼神是決然的，生命是為他人的。在中國近代史中，特別是從五四以來，人們為了找尋國家民族的生存方向，為了理想而獻身的那個時代，或許才有資格叫做「大江大海」。不是嗎？但是，我也隨即想到，這樣的一種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精髓如何能夠維繫的困局──馬上的英姿是美的，但下了馬還老是撐著這種英姿，不也太怪異、太折騰了？但我們真的只能在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與高蹈的理想主義之間擇一嗎？今天，以「革命樣版」來俏皮「林海雪原」或「楊子榮」是容易的，但思想的艱鉅責任不正是要求我們重新思索，在「歷史終結」的年代中，如何從過往的理想主義軌跡中汲取教訓、尋得力量嗎？我們不該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同時委地而嘆：沒有別的路。

旅行往往是充滿驚訝的，回顧起來常常更是。2月16日上午我們參觀了「楊子榮紀念館」之後，下一個參觀對象則是附近的「報恩寺」，一個龐大簇新、霞光萬道的寺廟建築群，2003年左右才落成開光的。賀照田說，東北這一塊兒其實比較是沒有佛教傳統的，但突然之間卻蓋上了這麼巍峨的大廟，讓人驚訝、感慨。同行的大陸朋友多人也表達了類似的好奇與感慨。我大概能理解他們的感慨。這一路不論是火車上還是公路上，其實我們看過好幾個新新的大廟矗立路旁。我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學的祕密」，究竟是什麼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因素，造成了這個奇觀？宗教的興起和指導意識型態的衰疲之間必然有密切的關係。我說那個早上的旅程「充滿驚訝」，其實指的還不是「報恩寺」本身，而是那種把「楊子榮紀念館」和「報恩寺」一前一後擺在一起的高度寓言式的「安排」。

其二，「林海雪原」是一部環繞著「土改」這個核心事件的國共鬥爭史。國民黨到了台灣以後，以國家力量為後盾，實施土改，壓抑了地主利益，得罪了地主階級，而這也是之後台獨力量在海外興起的重要歷史背景之一。不論其形式是壓抑或是爆發，「土改」一定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林海雪原》的故事背景就是共軍的一個小隊深入深山老林殲滅國民黨所支持的地方反動武力，而這個反動武力的最重要任務就是阻礙共產黨的農民革命進程，而其核心任務就是破壞土改。因為是服務於這個歷史，小說的寫作是建立在真假善惡美醜的鮮明對立上。但如果我們拉長歷史視野，那麼也不得不把「座山雕」（或「崔旅長」），看做是這兩三百年來，中國人面臨近世危機，對傳統地主與仕紳階級在適應現代過程中的位置的不同看法之間的鬥爭的一個小波紋。如果這麼看，那這篇小說的不得不可惜之處，恰恰在於它無法把「座山雕」這個小人物後頭的歷史來龍去脈給勾勒出來，而只能讓它以「匪」的簡單形象出現，被擒，被糟蹋。

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國民黨的政治語言中，一直管對岸的政權為「匪」或「共匪」。我們這一代雖然不一定這麼想，但也聽慣了，以致於在讀《林海雪原》時，聽到青年英雄少劍波要出師「剿匪」時，腦袋還不由得不「發軸」一下，因為，在國民黨正統的敘事裡，少劍波、楊子榮正是「匪」，正是被「兵」（即「中央軍」）所剿的對象。誰是兵？誰是匪？的確是一個不像乍看之下那麼清楚的問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給李自成翻案，說他不是「流寇」不是「匪」，而明朝的官兵才是形兵實匪，所以他說李自成的軍隊是「剿兵安民」。在台灣，大家聽到李自成，無意識地都會把他和張獻忠等而觀之，視為「流寇」，但在大陸的歷史教育中肯定不是如此。那麼，如何理解這個歷史編纂的分歧呢？如果只是簡單地擎起相對主義大旗，以為「勝王敗寇」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我其實是懷疑的。就如同我剛才所指出的，在二戰結束後，共產黨在全中國範圍中的確體現了一種能帶領向上的力量，一種能夠鼓舞人們（包括大多數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文化與政治正當性，而國民黨政權則是在快速耗損它靠領導抗戰所積蓄的正當性。這裡有一種正當性的較勁，而國民黨顯然是居於劣勢。同行的黃紀蘇在車上就提供了一兩個掌故，他說他曾看過一個真實文獻，是抗戰中日本軍方發下來作為甄別「共匪」的參考資料，說如果俘虜裡頭有那些比較沒尊卑與階級意識（好比給他菸他就大咧咧伸手的），或是長的樣子有些正氣坦然的，就可能是共軍份子。黃紀蘇又說，根據熊向輝的回憶錄，胡宗南的部下向胡告密說熊可能是共黨潛伏份子，理由是這個人「不賭、不嫖、不貪，有志氣，一定是共產黨」。這些聽來讓人哭笑不得的「史料」的確有趣，也應該是反映某種真實的。但我要說的是：即便如此，共產黨並不曾壟斷所有的正當性。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似乎不應該把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某種世界觀或方向，當作完全的對反、完全的黑、完全的醜。我想起陳映真在他的小說〈歸鄉〉裡，就有些讓人意外地交代了遼瀋戰役裡的一個場景──國軍六十二軍的塔山之役。一個倖存的外省老兵老朱如此回憶：

「來台灣以後，老聽人私底下說，國軍和匪軍對仗，士氣崩潰，兵敗如山倒，只有投降的份…..我聽了，也懶得爭辯。國民黨都把整個大陸丟了，還有什麼話說？」
「但是，六十二軍打塔山就不能把國軍說得那麼峱種。[……]以整營、整團的兵力，硬是由連、營、團長帶頭，冒著共軍密集猛烈的砲火，向前衝鋒。[……]就打塔山這一仗，說國軍怯戰，摧枯拉朽，不公平。」

還需要說，「匪」或是「幫」，是沒法這樣子作戰的嗎？陳映真雖然在思想上與感情上認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並無愛於那關了他七年的國民黨，但我認為陳映真在上世紀末，如非更早，就已經開始為自己培養了一種新的看待國共內戰的歷史態度，為國共各自對抗分立的意識型態史觀找出一條超越的路徑；而首先必須要超越一種簡單的兵匪二分。我認為陳映真看到了一種在歷史中論斷善惡美醜必須要有分寸感的倫理學意義。一個負責的歷史敘事不應把國共內戰時期的國民黨政權視作「匪」，就像國民黨也不應把那時的共黨視為「匪」是一樣的。回到楊子榮紀念館，在我對那個館以及導覽小姐的讚美之外，我的建議是：不妨為現在只是一個負面符號的「座山雕」，回復一點點人性與歷史性。

在此行頭一天往牡丹江的硬臥上，大成告訴大家他最近讀了李敖批評龍應台《大江大海》的新書《大江大海騙了你》。大成的語氣難掩興奮，似乎是李敖好好地給他出了一口氣。我在離台赴京前，在大直美麗華的誠品也翻過李敖的這本新書。我的感覺是：這本書是必要的，且唯有李敖能寫。我刻意讓自己沒讀過幾乎是人手一本的《大江大海》，因我猜想（或許有誤），《大江大海》大概就是延續她一貫的姿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因接近西方而是文明，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歷史的孽種，一條哪裡都到不了的歷史曲折，最後還是得回到「文明」的從頭。但龍女士的史觀是個省事的史觀，因為它從來不需面對一個問題：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而迴避這個問題其實是國民黨來台之後一貫的姿態──高或是低。在這篇紀行文字的開始，我曾提到過1970年代初風靡台灣的黨營中國電視公司的電視連續劇《長白山上》。它的主題曲更是風行一時，照抄如下：

長白山上的好兒郎，
吃苦耐勞不怕冰霜，
伐木採參墾大荒，呀嘛
老山林內打獵忙，呀嘛哼嗨呦，哼嗨呦。

長白山的東鄰藏猛虎，
長白山的北邊兒有惡狼，
風吹草低馳戰馬，
萬眾一齊槍上膛，
掃除妖孽重建家邦，
掃除妖孽重建家邦。

這部電視劇的情節其實就是國民黨版的民國近代史縮影。本來安和樂利的「長白山上」，雖然面對東邊的日本與北方的俄國的侵略，但最終還是能精誠團結打敗日寇，想說終於可以從此過上好日子了，但奈何禍起蕭墻，自家出現了「妖孽」……。這部冷戰時期的國民黨通俗連續劇的糟粕歷史想像，其實還可能仍是龍女士至今寶玉懷之的歷史想像。對龍女士的原地踏步，和李敖一樣，我也想要批評，但東北行無意間給了我另一個視角，讓我得以也能這樣看：龍應台的史觀其實也未嘗不是對岸史觀的反動呢！《大江大海》與《林海雪原》必須要合而觀之。到目前為止，兩岸似乎還結構性地缺少一種超越黨派視角看待共同歷史的一種素養與襟懷。

《林海雪原》畢竟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小說，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氛圍，盡了一個時代的角色，不需苛評。但時至今日，我們是否該有另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如若不然，我們將永遠在「林海雪原」與「大江大海」的意識型態與簡單美學中擺盪。「林海雪原」面對的是政治，「大江大海」面對的是市場，在政治與市場之間，我們要為歷史找到呼吸的空氣。如果是這樣，那麼，超越《大江大海》與超越《林海雪原》恐怕是同一回事吧！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