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BLCU国际文化讲坛顺利召开

本年度“BLCU国际文化讲坛”于2010年11月7日、8日在北京顺利召开。本届讲坛确定的主题是“受众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新语境”（Audience Theory and the New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讲坛主持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卓越主持了上午的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差异》杂志主编金慧敏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等主持了其他的几个分场。

以积极受众为核心的受众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国际学术界向后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在理论上形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的一种重要突破。受众理论产生以后，虽然在多个领域如文化研究、传播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时隔多年，由于文化研究的语境（在理论与实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众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与调整，尤其是近年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大众文化的盛行，来源于受众的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正是有鉴于此，需要在回顾受众研究的历史与既有成就的同时，对受众理论做新的探讨与开拓。

根据讲坛的惯则，本次讲坛邀请英国受众理论的创始人、原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核心成员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UK）担任主题演讲。第二主讲人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是：英国华威大学电影与电视研究系教授夏洛特·布伦斯顿（Charlotte Brunsdon，the Department of Film & TV Studies, Warwick University , UK），她也是当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及其女性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1978年中心出版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第一部著名集子《女性的观点》（Women Take Issue），其中所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布伦斯顿撰写的；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媒介研究系主任约翰·阿米达奇（John Armitage, Director of Media Department,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他是著名的维罗里奥研究专家，研究领域涉及文化政治、城市美学与传媒技术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大学新闻与媒介系主任杰拉德·高金教授（Gerard Goggi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他是国际著名的移动通讯与文化传播研究学者，已出版该方面的著作多种。

戴维·莫利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媒介理论，文化消费与技术革新》，全文共分为：导论：西方理论与中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地理学：混乱的地带；积极受众、文化消费和媒介权利；全球媒介权利与跨国受众；修正编码/解码模式及“新”的技术等几部分。莫利首先提出了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问题。他认为，媒介研究理论生成于西方发达的民主社会框架背景下，源于英美国家的特殊经验，它不是普世的，是不应被简单“出口”的。事实上，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这个前提下，莫利称自己致力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发展，关注局部理论生产，排除任何“万能钥匙”式的理论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不再等同为‘民族国家’或被局限于特定的地理领土中。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平常的’，他指的是‘国家/民族的文化’，但现在，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超越国界的文化才是平常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今天，英国文化研究通过出版业已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而其相关的理论原则，对“非基督教、非帝国、非欧美文化”的国家适应性如何？如果不适应，又该作出何等改变或“文化翻译”？回到受众理论层面，莫利认为积极受众理论并非“无意义的民众主义”，费斯克（Fiske）也不是“邪恶的巫师”，完全拒绝他的著作和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媒介消费研究，会重新回到强调宏观权利的政治原教旨主义。莫利认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这些文化领域中“前政治”态度变化的微观例证，其中在媒介消费中的创造性或颠覆性时刻会起到关键作用。问题转向全球化与跨国受众方面，莫利认为赫伯特·席勒等人提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模式是头脑简单的“皮下注射”，虽然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忙着“重新诠释”的主要还是北美的电视节目，但问题不“不仅仅是‘不反对的’‘单向的’从好莱坞到世界其他‘边缘’地区的文化流动，而是如何要理解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电视市场复杂的动态。”因为“‘积极受众’模式开始并非是要使我们忘记媒介力量的问题，而是要能够对以更加复杂的和充分的方式对其进行概念化。”

接下来，莫利将问题转向了霍尔编码/解码问题在今天的意义。就霍尔的核心概念“优势解读”和“对抗性解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应将宽广的视野增加到媒介-受众研究中去，同时也对解码的特殊时刻给予足够关注，发展出视域“双焦点模式”的问题。他说：“我们既需要细致的观察、微观的视角，也需要视域宽阔、宏观的视角，而这如果把两种视角分开，它们都不能揭示完整的真相。”

关于“新媒介”方面，莫利认为人们过于强调新旧媒介的二元对立，而事实上，“模拟媒介与数字媒介的分界线依然模糊，并且正在实现有意思的共生形式”。旧的媒介形式并非已经衰落，传统媒介的受众也并非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消极”，“落后”，“过时”。只能说，很多问题都尚未解决，它们会为媒介受众领域研究进一步的讨论提供资源。

第二位发言的是夏洛特·布兰斯登教授。她介绍了不同时代的女性电视批评，提出，以往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关注的是家庭妇女的电视观看，家庭妇女往往守在卧室里通过较小的、旧的电视观看肥皂剧，电视似乎是家庭妇女的绝佳伴侣。在这个层面上，电视在西方被隐喻成了女性，从而被他者化、被鄙视。而当今，新的电视传媒及高科技移动传媒早已将目标转向后女性主义的职业女性，如《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等以职场女性为主角的节目大受欢迎。在这种语境下，传统的女性电视批评需要发展。此外，她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女孩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形象？除了西方理论界研究对象之外，在中国还有新的女性受众类型吗？

第三位发言的约翰·阿米达奇教授。他借鉴了法国当代的技术批判哲学家维罗里奥（Paul Virilio）的几本著作如《灾难的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及《受众群体——个体的混杂》等，将维罗里奥的“大众个体主义”与手机案例结合起来，提出移动媒体造就了“游牧的受众”。他认为，“便携式革命”使现代人成为了“轨道上的游牧民”，被放逐到了第六大洲“塞博空间”（cyber space）。移动媒体的受众总是“生活在别处”，他们逃离了“这里”但却无处安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他认为：“这种轨道可能通向未来的法西斯主义，最后阻碍我们对真实时间的思考，这种阻碍会严重破坏我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五大洲真实空间的关联，虽然这种空间根本说来，已经不适合栖居。”

第四位发言的杰拉德·高金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移动媒介受众：对文化研究的暗示》。他认为，新的媒介文化不仅应关注互联网，还应将焦点汇聚于移动手机及传媒。他讨论了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受众，尽管在历史上传统传播工具的出现也引发了媒介与文化的变化，但“移动化”的产生对当代媒介受众的影响则有了新的模式，并更加趋向核心。随着便携与无线技术的发展，过去二十年间，围绕移动设备的每一次革新，都形成了新的受众类型，这不仅对位数庞大的手机及手机媒介用户意义重大，而且还牵涉到媒介与媒介受众的全面重构。就此问题，高金教授从四方面进行了探讨：行动电话（手机）文化；移动媒介受众；移动电脑受众（如智能手机或iphone）及定位移动受众。

上午的演讲结束后，下午，与会的中国学者纷纷围绕受众理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学者有高建平、陈定家、戴阿宝、高金萍、樊玉刚、周志强等。《读书》杂志主编贾宝兰、《新京报》原副主编梁若冰也从媒介主持人的角度，就中国语境中受众研究的境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1月8日，BLCU国际论坛移师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首先，黄卓越教授就“大众”概念的中西方差异做了发言，在他看来，大众概念的变化与积极受众论的产生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相关的概念发展做出厘定。他首先从英国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根溯源，辨析了mass与popular的区别。如威廉斯以为， Mass只是一种将人们看成Mass的方式，在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包含了一种反社会与蔑视大众的意识。文化研究学者们更为常用的是Popular这一概念，以popular culture替代消极性的Mass culture，并指称有积极能动作用的、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文化群体。黄卓越认为，“积极受众”这一概念的兴起与Popular的观念谱系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他认为汉字表示的“大众”(dazhong)文化, 很难与英语中的Mass culture,或popular culture对应，因为dazhong这个词有时指mass,有时则指popular,有时又指peopole，因此，如果用它与英语中的不管哪个词对应都会出现误差，正是由于在概念上的难以对应，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时就容易出现一些了解上的偏差。黄卓越最后指出，dazhong的问题是复杂的，就像“受众”的问题也是复杂的。在互联网出现以后，绝对的受众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许多受众都具有了自己创造文本的可能。当然，受众并没有消失，因为依然存在着文本生产的霸权，文化资本的拥有始终是不平衡的。这不是指在技术上无法解决文化平等的问题，而是指技术本身永远会带有某种垄断性。

接下来，金慧敏教授就戴维·莫利教授的“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质疑。金惠敏认为，现今，积极受众论已成为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定理。但是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其主要阐发者霍尔和莫利，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哲学上的论证，其理论仍需进一步拓展。金教授认为，莫利的人种志研究和有关理论阐说，仅仅在话语层面寻找积极受众，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受众的“物质性存在”才是其积极或抵抗的最终解释。

莫利及其他国外的学者就黄卓越、金惠敏等的发言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他们对之做了积极的回应，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讲坛遂进入一种互动交流之中，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

中午十二时，2010BLCU国际学术讲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