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旗帜

　　陈菊梅率先提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重型肝炎（慢重肝）的崭新模式，确立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等方法体系。这套方法使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降到38%，整整降低了47个百分点!
　　作为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陈菊梅始终站在学术最前沿,取得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60年代初，陈菊梅从国外肿瘤细胞学研究中得到启发，大胆尝试利用感染病毒的细胞形态变化来判断传染病病毒类型的方法，随即在我国建立了第一个传染病病毒细胞学诊断实验室。通过深入研究，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病毒类型诊断的准确率，有效提高了传染病临床救治效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人比较多，临床治疗用药的种类也非常繁杂。为筛选出最佳药物，进一步提高乙脑的治疗效果和速度，陈菊梅着手组建实验室。早期的药物实验工作，是在病毒研究室的厕所里进行的，后来她把科室的会议室改装成实验室，并申请充实了一批实验人员。这样，全军第一个临床乙脑实验室就这样诞生了。经过两年的艰辛研究，从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如今，医院对乙脑的治疗技术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对流行性腮腺炎并发脑炎的治疗，达到了“一针见效”的水平。
　　“七五”期间，我国慢重肝的病死率高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慢重肝病死率作为一项重大课题交给了医院。每减低10%病死率，就意味着每年让近万名重肝病人活下来，而领衔课题的陈菊梅则提出，“我们力争把病死率降低20%~30%!”
　　她先从基础做起，带领协作组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各型重型肝炎三级临床诊断标准和临床分期标准，澄清了先前慢重肝在临床诊断方面的种种模糊认识。这些标准于1995年被纳入《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后，陈菊梅带领攻关协作组，对中医治疗慢重肝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崭新模式，确立了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用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方法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方案。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是，这套方法使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降到38%，整整降低了47个百分点!这一成就，成为我国肝病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她提出用乙肝抗病毒疗法治疗慢重肝、肝衰竭病人等方法，使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20%；她主导引进人工肝技术，使肝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0%……陈菊梅当之无愧地站在了国内传染病肝病防治领域的最高峰。
　　近几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陈菊梅依然瞄准世界医学前沿，充分发挥医院党委的“智囊”作用，力主医院建成肝胆外科，上马肝移植技术，并推动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细胞）治疗肝癌、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肝病、骨髓干细胞治疗肝硬化、肝细胞移植和人工肝等一系列成熟、互补、可供个体化选择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于临床，使医院学科建设驶入了“内外科结合，中西医结合，有创、微创、无创和生物治疗相结合”的快车道。
　　她是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的第一人，并领衔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抗肝纤维化新药——复方鳖甲软肝片、第一个治疗瘀胆型肝炎新药——赤丹退黄颗粒等近百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
　　在63年漫长的临床生涯中，陈菊梅把临床当作另一个创新战场，面对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具体的临床难题，她思路开阔，分析缜密，勇于尝试，大胆突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救治奇迹……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他才26岁……”1963年的一天，一对夫妇一见陈菊梅，就“扑通”跪倒在地，撕心裂肺地哭诉。他们的孩子脸色苍白，颈项强直，身体呈反弓形，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先前去过的3家大医院给他宣判了“死刑”。这种“乙型脑炎后遗症”病死率和致残率都相当高，当时国内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这个病人怎么救？”陈菊梅查阅了许多资料，整夜思考救治方案。最后，她从神经鞘损伤原理出发，独辟蹊径，从病人第三、四腰椎管部位，定期注入适量地塞米松等药物。奇迹发生了！1个月后，小伙子僵硬的肢体开始松软；4个月后，这位当外语老师的小伙子竟又走上了讲台……。
　　这就是陈菊梅在国内首创的成功救治乙型脑炎后遗症患者的“鞘内注射法”。这一方法目前仍是国内治疗发病6个月以内乙型脑炎后遗症患者的最有效方法。
　　随后，她又在国内首次使用“免疫诱导剂”加“胸腺素”，治疗乙型脑炎发病早期的病人，都取得了满意效果。
　　上世纪70年代，陈菊梅为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题，苦苦寻找降酶药物。她先从上千份病历中筛选特殊病历搞研究，这条路不通；接着又对出院患者进行信件随访，结果也杳无音信；后来又辗转多家医院咨询办法，但效果仍不理想。
　　一天，一位先后7次住院的老人引起了陈菊梅的注意，“以前您的转氨酶多次升高，都是吃什么药降下来的?”她问这位老人。“我每次转氨酶波动时，都伴有睡眠不好，只能靠安眠药入睡。”陈菊梅立刻意识到，安眠药中可能含有降酶成份，便对这种安眠药的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陈菊梅欣喜地发现：在其中起到降酶作用的便是五味子!于是，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开始了。
　　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陈菊梅积劳成疾，她先是患上扁桃体炎，后来又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全身上下浮肿，病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为消除炎症病灶，安心研制降酶药物，陈菊梅果断地做了三次手术：先是摘掉了扁桃体，之后又让医生割掉了自己的阑尾。过了一段时间，过度劳累又使她的牙齿频频出现炎症。为了不影响科研进程，1972年，年仅47岁的陈菊梅又忍痛割爱，分3次把满口牙齿全部拔掉……!“该休息就得休息，光这样不要命地干工作，你得有多少器官可以摘掉啊？”家人心疼地说，但陈菊梅却说：“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全部器官，也值得！”
　　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陈菊梅终于确定了五味子的有效降酶成分，成为我国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的第一人，降酶新药“肝得安”1号蜜丸至9号蜜丸相继诞生，302医院研制传染病防治新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陈菊梅主持下，医院研制出降酶保肝新药“六味五灵片”并相继衍生出50多种国家级降酶药物，先后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抗肝纤维化新药“复方鳖甲软肝片”、第一个治疗淤胆型肝炎新药“赤丹退黄颗粒”等近百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在肝病患者临床救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她胸怀宽广，提携后学。因为她的热情鼓励，汪承柏渐以治疗重度黄疸肝炎而闻名于世，后来跻身“全国百名老中医”之列。因为她的精心指导，肖小河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评为“军队十大国医名师”。
　　培养一批接班人，带出一个创新团队，让传染病防治事业后继有人，是陈菊梅毕生为之努力的一件大事。她说：“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做老师的，更要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不良现象，既要为年轻人的成长遮风挡雨，更要为他们的成才创造条件”。
　　有一位医生，刚刚用大剂量赤芍治好两三位黄疸病人，陈菊梅就让他总结这几个病例，去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起初，这位医生不想去，“才两三例，没意思”。陈菊梅再三鼓励他，“抛砖引玉嘛，出去听听也好。”后来，这位医生听从陈菊梅的建议参加了会议，没想到在大会上一席发言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位医生就是后来以治疗重度黄疸肝炎而闻名于世的“全国百名老中医”汪承柏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成军，是陈菊梅培养出的第一个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名师出高徒。在陈菊梅精心培养下，成军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攻读传染病学博士后，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利什曼原虫的无鞭毛体蛋白编码基因”，为探索黑热病新疫苗研究做出了贡献。目前在国内传染病防治领域已经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成军，在谈到陈菊梅时，总会重复这样一句话：“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无法超越自己的老师!”
　　为了引进一个人才，陈菊梅曾经与院领导五赴上海。
　　1996年，在上海国际肝癌大会上，71岁的陈菊梅发现了年轻的病理专家赵景民。那时，医院正在准备组建外科，病理科的力量急需加强。陈菊梅立即向院党委做了汇报，先后5次到上海，找赵景民所在单位的领导沟通协调，最终，赵景民来到了302医院病理科担任主任。
　　为使赵景民早出成果，陈菊梅把研究中国肝病分布规律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路全部提供给赵景民，并帮助他采集医院28年来积累的近3万例大样本肝穿和血清标本，和赵景民一起，没日没夜趴在显微镜下对标本进行再分析、再鉴定……
　　2009年7月，我国第一个肝脏疾病谱诞生了。它第一次准确科学描绘了具有我国地域特色的军民肝病发病状况、临床病理、流行病学特点及转归规律，为我国肝病的诊治及防控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年，该课题毫无争议地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赵景民也顺利成为全军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
　　近年来，为给年轻人搭建成才舞台，鼓励科技创新，院党委设立了“菊梅人才基金”、“天晴科教基金”等人才培养和科研基金，对潜力大、后劲足、敢创新的人才进行重点培养。其中，肖小河就是当年的重点培养对象。
　　中药研究所成立之初，面对重重困难，为扶持这个学科的发展，陈菊梅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实验室空间小，陈菊梅就帮助申请大的；设备差，陈菊梅就帮助购置新的；没有高质量的科研项目，陈菊梅就帮助争取国家、军队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支持；科研中遇到的难题，陈菊梅就帮助解答……这些无私的帮助，给了肖小河莫大的动力和鼓舞。他不负众望，在短短10年时间里，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已成为302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带头人，被评为“军队十大国医名师”。
　　担任专家组组长29年来，陈菊梅负责把关定向的科研课题中，有近百项获得国家、军队重大科技成果奖，带教出传染病防治骨干近千名，扶植、托举出百余位包括“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全军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总后“院士后备人选”、总后“科技银星”、“科技新星”、“优秀中青年技术保障专家”等在内的“名家大家”。如今，这些中青年专家已成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战线的中流砥柱，为广大传染病患者和业内同行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