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形成的過程.裘

　　　

　　[參考資料：文字形成的過程]

　　參考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說》，商務印書館（北京），1988年8月第1版，1－9頁。

　　k 文字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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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裘先生是狹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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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文字」一語可以用來指一個個的字，也可以用來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在有必要的時候，我們把後者稱為文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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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但是對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總是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我們把還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

　　k 文字形成過程之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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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早已在用實物、圖畫或符號記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種方法跟古漢字這類早期文字的造字原則有很多共通之處。所以從技術上看，文字產生的條件出現得相當早。可是文字產生的社會條件卻出現得比較晚。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關係發展到使人們感到必須用記錄語言的辦法來記事和傳遞信息之前，文字是不會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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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原始社會裡，一個名「鹿」的氏族完全有可能以鹿的圖形來代表自己。這並不等於記錄「鹿」這個詞的文字已經產生。只有用符號（包括圖形）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才是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真正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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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當一個社會發展到需要記錄語言的時候，如果有關條件都已具備，文字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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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獨立創造的文字體系的形成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精確地描繪這個過程。因為大家比較熟悉的幾種獨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聖書字、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們的漢字，都缺乏能夠充分說明它們的形成過程的資料。但是根據關於這些文字的已有的知識，並參考某些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況，還是有可能為文字形成的過程勾畫出一個粗線條的輪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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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始文字方面，裘先生引用雲南納西族使用過的一種文字，即所謂「納西圖畫文字」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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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所用納西文資料，大都引自傅懋勣《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武昌華中大學1948年出版。「麼些」是「納西」的舊譯名]。裘先生引傅先生《納西族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區別》一文說：「過去所稱的象形文字，實際上包括兩種文字。其中一種類似連環畫的文字，我認為應該稱為圖畫文字，絕大多數東巴文經書是用這種文字寫的。另一種是一個字表示一個音節，但絕大多數字形結構來原於象形表意的成分，應當仍稱象形文字。」[《民族語文》1982年1期1頁]。而裘先生所說的納西原始文字相當於傅先生所說的圖畫文字。）

　　1、表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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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為這一類字顯然最容易造。但是實際情況恐怕並不是這樣的。跟這類字相比，圖畫的表意能力不見得有多大遜色。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裡曾經引原始岩窟藝術裡入射鹿的圖畫，跟古漢字裡的「人射鹿」三個字對比（見下圖）

　　　

　　誰都能夠看出來，如果僅僅為了表示人射鹿這一類意思，並沒有必要撇開圖畫去另造文字。從後面要談到的納西文的情況來看，在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大概是長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對人、鹿等物和射這類具體動作的象形符號來說，文字和圖畫的界線是不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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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說：人們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正式的文字的詞，其意義大概都是難於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義的詞。此外，有些具體事物也很難用簡單的圖畫表示出來。例如各種外形相近的鳥、獸、蟲、魚、草、木等，各有不同的名稱，但是要用簡單的圖畫把它們的細微差別表現出來，往往是不可能的。這些事物的名稱在語言裡經常出現，也不能沒有文字來記錄它們。

　　& 裘先生認為：在原始文字產生之前，人們已經在用抽象的幾何圖形和象徵等此較曲折的手法表意了。這些方法可以用來為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詞造字。有些詞的意義可以用抽象的圖形表示。例如為較小的數目造字的時候，可以繼承原始社會階段劃道道或點點子的表數辦法，古漢字的「一」、「二」、「三」、「

　　」(四)就是例子。又如古漢字以「□」、「○」表示「方」、「圓」。聖書字以「ㄨ」表示｛劃分｝等等。還有一些詞可以用象徵等手法表示。例如古漢字用成年男子的圖形 表示「大」，因為成年人比核子「大」（也有人認為「大」字以張開兩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這也是一種曲折的表意方法）。聖書字用王笏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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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統治｝，因為王笏是統治權的象徵。用這些方法造出來的字，雖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圖畫，本質上卻跟圖畫截然有別。例如用「 」表示「大鹿」，跟畫一頭很大的鹿來表示這個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兩種表意方法。不知道 代表「大」，就無法理解「 」說的是什麼。如果把它們當圖畫看待，只能理解為一個人跟一頭鹿在一起。人、鹿這一類具體事物的象形符號，大概是在「　」、「大」等類跟圖畫有明確界線的文字開始產生之後，才在它們的影響之下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的。（: 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裡說：「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發生才算成功的」（90頁），已經點出了我們上面這段話的主要意思。唐先生所說的象意文字不包括那些最典型的象形字如「人」、「鹿」之類。）附帶說一下，原始社會的記數符號，儘管外形可能跟後來的數字相同，性質卻是不一樣的。原始社會記數時，同樣是四道線或四個點，可能在某一場合代表四天時間，在另一場合代表四個人，在其他一些場合還可以代表四個別的什麼東酉。所以這種記數符號還不是語言裡的數詞的符號，還不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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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詞的意義有聯繫，跟詞的語音沒有聯繫的字，包括前面講過的「鹿」、「射」、「三」、「大」各類字，我們都稱為表意字。顯然，語言裡有很多詞是很難或完全不可能給它們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過的那些難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義的詞，其中的大多數，即使採用象徵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無法為它們造出合適的文字來。

　　2、記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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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原始文字產生之前，人們還曾使用過跟所表示的對象沒有內在聯繫的硬性規定的符號，把這種符號用作所有權的標記，或是用來表示數量或其他意義。例如：雲南紅河哈尼族過去使用的契約木刻，以‧代表一元，‧

　　代表十元，X代表五十元，* 代表百元。（:

　　江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 1期12頁。哈尼人用五個小點代表「五元」，符號不記錄語言。這是原始記數符號不是文字的一個明證。）代表一元的小點跟「一」、「二」、「三」、「　」(四)所用的線條一樣，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號。代表十元、五十元、百元的符號，至少是後兩個符號，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種硬性規定的符號。這種符號很難命名，姑且借用一個現成的詞?「記號」，作為它們的名稱。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是不是可以分別為它們規定某種記號作為文字呢？

　　& 裘先生認為：在文字形成過程剛開始的時候，通常是會有少量流行的記號被吸收成為文字符號的。古漢字裡「ㄨ」、「　」、「十」、「八」這幾個數字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原始社會階段用來記數的記號。但是要新造很多記號字卻是有困難的。記號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內在聯繫，比較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事實上，無論哪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體系，在形成過程中都極少造記號字。記號字的局限性比表意字還要大得多。

　　3、表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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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要克服表意字和記號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難，只有一條出路：採用表音的方法。這就是借用某個字或者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號（音符），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這樣，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就也可以用文字記錄下來了。這種記錄語言的方法，在我國傳統文字學上稱為假借。用這種方法去為詞配備的字，就是假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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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由於傳統文字學的影響，不少人覺得假借的道理很深奧。這是一種錯覺。

　　? 我國民間歇後語和謎語中所用的諧音原則，就是假借所依據的原則。例如「外甥打燈籠?照舊（舅）」這句歇後語，就是由於「舅」、「舊」同音而借「舅」為「舊」的。從民族學資料來看，有不少還沒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實物表意的方法中也已經用上了諧音原則。

　　? 西非的約魯巴人曾經習慣於用海貝來傳遞信息。在他們的語言裡，當「六」講和當「被吸引」講的那兩個詞是同音的，當「八」講和當「同意」講的那兩個詞也是同音的。所以，如果一個年輕男子把串起來的六個貝送給一個姑娘，這就表示「我為你所吸，我愛你」。姑娘的答覆可能是串起來的八個貝，這就是說：「同意，我跟你一樣想。」（: 轉引自美國 I.J.GeIb《A Study of Writing》5

　　頁，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3。）

　　? 雲南的景頗族過去通行「樹葉信」。他們把一些不同種類的樹葉和其他東西分別用來表示某種固定的意義。在景頗族載瓦文系用來談情說愛的樹葉信中，「蒲軟」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們那裡去」，「豆門」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來吧」。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裡，當「到達」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蒲軟」同音，當「打扮」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豆門」同音。

　　　

　　看來，表音的方法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普遍為人們所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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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文字的那些詞，有很多是難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來對付的。人們無疑很快就會發現，可以用自己本來就熟悉的「表音方法」來解決面臨的問題。所以，跟圖畫有明確界線的表意字的開始出現和假借方法的開始應用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會相距多久，大體上應該是同時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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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古漢字、聖書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體系和一些原始文字裡，都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不少極為常用的詞就是用假借字記錄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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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漢字裡，常用的語氣詞「其」是用音近詞「箕」的象形字「 」來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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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書字裡，「大的」這個詞是用同音詞「燕子」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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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西文裡，「有」這個詞是用音近詞「蕪菁」的象形字來記錄的。

　　這種現象也說明假借字的歷史一定非常悠久。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只是在表意字大量產生之後，假借方法才開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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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跟圖畫有明確界線的表意字的產生，有助於使那些本來跟圖畫分不出明確界線的象形符號，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假借方法也能起這樣的作用。那些性質還不明確的象形符號，如果經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來記錄跟它們所象的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就會較快地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裘先生說過，「用符號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是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真正標誌。根據以上的討論，可以進一步說，跟圖畫有明確界線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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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假借方法的適應性是很強的。對找不到合適的單個假借字的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可以假借兩個以上的字組合起來記錄它。例如：在納西文裡，對雙音節詞「化育」〔pw　pa　〕，就是把「蒿」〔pw　〕和「蛙」〔pa　〕這兩個詞的象形字組合起來記錄它的。在聖書字和楔形文字裡，這種現象更為常見。

　　4、形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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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假借方法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記錄語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來以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被假借的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詞，同時又被假借來記錄同音或音近的詞，而且假借它的詞可以有好幾個，因此閱讀文字的人往往難以斷定某一個字在某一具體場合究竟代表哪一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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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說：早期表意字的原始性也給閱讀文字的人帶來了麻煩。在早期的文字裡，存在著表意的字形「一形多用」的現象。同一個字形可以用來代表兩個以上意義都跟這個字形有聯繫，但是彼此的語音並不相近的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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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西文里，象空氣流動的「 」，既代表「風」這個詞，又代表「春季」這個詞（二詞完全不同音），因為春天常常颳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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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漢字裡，象成年男子的「 」最初既是「夫」字又是「大」字（「夫」的本義就是成年男子），象月亮的「 」最初既是「月」字又是「夕」字。〔:

　　沈兼士對古漢字早期表意字的這種特點曾作過研究。他指出這種一形多用的現象「在形非字書所云重文、或體之謂，在義非訓詁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謂，在音非古音家所云聲韻通轉之謂。而其形其音其義率皆後世認為斷斷乎不相干者。」（《初期意符字之特性》，《沈兼士學術論文集》208頁，中華書局，1986）。〕

　　在聖書字和楔形文字裡，這類例子也很常見。這種表意字的存在，當然也會影響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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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義混淆現象，人們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號（以下簡稱意符）用作指示字義的符號，加注在假借字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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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漢字裡，「翼」的象形字「 」（像鳥或蟲的翼），在假借來表示當明天講的「翌「的時候，有時加注「日」字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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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西文裡，「蕨菜」的象形字「　」，在假借來表示同音詞｛小官｝的時侯，往往加注端坐人形而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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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書字裡，這類現象有相當複雜的例子。例如由三個符號組成的 這個表音組，可以用來表示「紙草」、「蠟」、「青年」這三個詞的語音。為了加以區別，在用來表示「紙草」時就在後面加上表示植物的區別性意符 ，表示「蠟」時就在後面加上表示顆粒體的區別性意符 ，表示「青年」時就在後面加上表示人的區別性意符號 。

　　這種由表音的符號和指示字義的符號一起組成的字，在我國傳統文字學上稱為形聲字，表音部分稱為聲旁，表意部分稱為形旁。形旁在普通文字學上稱為定符或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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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人們為了使文字跟所表示的詞的聯繫更為明確，一方面在一些假借字上加注「定符」，另一方面還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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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字本作 ，象鳳鳥形，後來加注音符「　」（凡）而成為 （「鳳」、「凡」古音相近。更後，鳳鳥形簡化為「鳥」旁，「凡」旁又移到上方，就成了「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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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西文裡，「山崖」寫作 。納西語當「山崖」講和當「雞」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號上加畫一個雞頭作為音符。

　　傳統文字學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作象形字的一種特殊類型，即所謂「象形兼聲」。其實還不如把它們看作一種特殊的形聲字來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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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有時顯然是為了區別由於一形多用或其他原因而有兩種以上讀音的字形的不同用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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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西文裡，象太陽的 ，讀〔bi「〕時當「太陽」講，讀〔　ｉ〕時當「白天」講，讀〔so　〕或〔so　〕時當「早」講。如果是當「早」講，一般就加注「山顛」的表意字（字形表示山顛有樹被風吹折）而寫作 ，因為當「山顛」講的那個詞也讀〔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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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書字裡，象耳朵的 既可以表示「耳」，也可以表示「聽」。表示「聽」的時侯，後面要加注一個表示這個詞的末一個輔音的符號。表示「耳」的時候，則往往在前面加上一組表示這個詞的全部輔音的符號（聖書字只表示輔音，不表示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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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古漢字裡，為了區別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的不同用法，往往採用字形分化的辦法。例如：

　　「 」本來也可以寫作「 」。這兩種字形都既可以用來表示「大」，也可以用來表示「夫」。後來專用前一形表示「大」，後一形表示「夫」，把它們分化成了兩個字。「 」和「 」本來也都是既可以用來表示「月」，也可以用來表示「夕」的。分化情況跟「大」和「夫」相似。

　　不過，加注音符以區別不同用法的情況，大概也是存在的。古漢字裡有少數形聲字，字義與形旁完全相同。例如

　　「鼻」字從「自」「畀」聲，「自」字本作「　」，象人鼻，本義就是鼻子。這種形聲字就有可能是在一形多用的表意字形上加注音符而造成的。這就是說，「 」可能本有「自」、「鼻」二音（《說文．王郚》「皇」字下說「自讀若鼻」），代表兩個同義詞（也有人認為這個字讀「自」時本無「鼻」義，人們指自己時往往以手指鼻，所以古人既用這個字表示「鼻」，又用它來表示自己的「自」）。後來才在表示「鼻」的「 」字上加注「畀」聲，分化出了「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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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形聲字起初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而產生的，後來人們還直接用定符和音符組成新的形聲字。不過就漢字的情況來看，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定符或音符，始終是形聲字產生的主要途徑。

　　5、文字體系之前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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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形聲字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是文字體系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但是形聲字的應用似乎並沒有很快導致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已經使用形聲字的納西原始文字就是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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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引麗江納西族經典《古事記》的一段原始文字，（據該引書29頁）：

　　　

　　表示拿蛋。 本是「解開「的表意字，在納西文字裡當「解開」講和當「白」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這裡假借它來表示「白」。「‧」是「黑」的表意字。 是風。 是蛋。 是湖。 表示蛋破發光。最右邊是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山崖」的形聲字。據納西族經師的解釋，這段原始文字的全郚意思是：「把這蛋拋在湖裡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著湖水，湖水蕩漾著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在這段原始文字裡，雖然已經使用了假借字和形聲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圖畫手法表示出來的。

　　& 裘先生認為：古漢字、聖書字、楔形文字等獨立形成的古老文字體系，一定也經歷過跟納西文相類的、把文字跟圖畫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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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已發現的時代較早的古漢字商代後期的甲骨文裡，可以看到接近圖畫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殘餘痕跡。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隨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例如：

　　甲骨卜辭裡常常提到商王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 」祭。「 」在典籍裡多作「登」（《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鄭玄注：「登，升也。」）。卜辭「 」字本作 ，象兩手捧著一種叫做「豆」的盛食器皿。如果登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種香酒），「 」字往往改寫作「 」，兩手所捧的「豆」換成「鬯」。卜辭裡既有「 鬯」之文，又有「 鬯」之文，看來「 」僅僅是「 」字有特定用途的一個異體。

　　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情況恐怕並不如此簡單。納西文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在納西文裡，字形隨語言環境而變化的現象很常見。

　　例如「吼」字通常寫作 ，象牛嘴出聲氣，如果說到「馬吼」，通常就把這個字裡的牛頭換作馬頭，並不需要另加一個「馬」字。

　　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 」也應該是用夾表示「 鬯」的。到商代後期，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經被拋棄，「 」字則作為「 」的特殊異體而保存了下來。類似的例子在甲骨文裡還可以找到一些。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語言中的詞序不完全相應的現象，在甲骨卜辭裡偶爾也能看到。這些都可以看作古漢字曾經經歷過把文字跟圖畫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階段的的證據。（: 參見裘先生《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討》，《中國語文》1978年3期168?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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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在形聲字出現之後，原始文字大概還需要經過多方面的改進，才能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估計在不斷增加新字的同時，至少還需要進行這樣一些改進：逐漸摒棄圖畫式表意手法，簡化字形並使之趨於比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漸變得與語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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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先生認為：凡是獨立形成的文字體系，都是像古漢字、聖書字、楔形文字那樣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單純使用音符的拼音文字，最初是在這種文字的影響下形成的。（: 關於拼音文字的形成，裘先生建議參見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