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新清史』，并不是说它的史料运用之新颍，而在于其历史观中出现的『新意』，这种新清史的历史观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传统史学叙述模式，部分学者将之称为『汉化』与『内亚因素』之争，实际上就是大一统史观与分裂史观之争。新清史学派强调的是内陆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史观，去中原之中心，去儒家文明之中心，去汉族之中心，有意无意的为肢解中国埋下了政治隐患。 美国新清史学派其最为明显的曲解和篡改中国历史之处在于，将清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成是在承德，而淡化北京作为元明清以来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脱离事实的夸大清代的内亚因素，去中原之中心，去儒家文明之中心，去汉族之中心。把清朝说成是一内陆亚洲草原帝国，中原只是其统治下的殖民地之一，认为儒学和汉文明的地位在清代低于喇嘛教和内亚的萨满教，认为满洲人始终不是中国人，认为今日中国之边疆民族地区在清代与中原汉族地区一样同为外来的满洲民族的殖民地，进而得出所谓今日中国之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国本身应该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的反动结论。 新清史学派更提出『民族主权』（ethnic sovereignty）一说，认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认同，故有自己的主权，清朝是满洲人所建，所以不等于汉人的中国。『民族主权』的首倡者、美国新清史学家欧立德在接受【上海书评】访谈时，曾说他虽爱好汉文化，但他的国家认同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民族主权』，清代满洲人虽然尊孔崇儒，但仍然不能算是中国人。同样道理，中国边疆的一切少数民族哪怕是尊孔崇儒，哪怕已经彻底汉化，但也仍然不能算是中国人。这种历史论述包藏着何种祸心，应该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另一方面，新清史学派无视历史事实，站在清代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西北、西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和改土归流，一概斥之为『侵略』、『殖民』、『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中国当今民族关系、鼓吹民族主权、分裂中国的政治立场! 实际上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历史观本来就是继承清末民初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反动衣钵。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欧立德在接受中国【澎湃新闻】专访时坦然承认：『有人说，因为新清史受过日本二战之前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所以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都怀着和当时一部分日本学者一样的政治目的，为帝国主义服务，新清史是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阴谋。当时很多日本学者的确怀着这样的政治目的，现在日本学者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但他又急着辩解说：『但是，如果因为新清史和日本战前学术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就说新清史学者在政治上都是可疑的，我觉得这就有些过分了。美国并没有像二战之前的日本那样，对亚洲大陆有过什么企图。』 新清史名为『新清史』，但却不仅仅讲的是清朝的历史，它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内亚史观和草原游牧民族因素，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汉以前，这种内亚史观所强调的是长城两边一边一国，这是贯穿新清史研究中的一条主线。日本新清史学家冈田英弘认为，1635年清朝皇太极从蒙古林丹汗遗孀和儿子那里得到传国玉玺而称帝，标志着清政权接续的是北元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法统，所以清承元统，元承辽金之统，辽金承沙陀、突厥、鲜卑、匈奴之统，皆为内亚草原帝国，不属于中国王朝。一些新清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原的隋唐王朝早期也是内亚突厥帝国的附庸，甚至就是突厥帝国扶植起来统治中国的殖民地政权。其历史观中，去中原化、去汉族化、去儒家化，竟致如此荒谬之程度。此种历史叙述之包藏祸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长城固然是中国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但是这种游牧与农耕民族的界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绝对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姬姓之戎和姜姓之戎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的，当时河北境内的北狄姬姓和山西境内的赤狄媿姓也是如此，他们中甚至有一些部落与中原的华夏族就是同一种族。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在【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一文中指出，周人的祖先本是来自于北方长城沿线的姬姓白狄。目前在考古中也已经找到了这一类的证据。汉代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记载：『隗（媿）姓赤狄，姮（姬）姓白狄……短（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黄帝』。即使是黄帝部族，根据【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和前代历史大家吕思勉先生的论述，也是属于河北长城沿线的游牧民族。而殷商的祖先，亦来自于今内蒙古赤峰地区克什克腾旗。大名鼎鼎的元太祖铁木真，从基因检测上来看，也被怀疑成是中国古代汉族后裔。中国古代所讲的华夷之辨，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和文明上的区别，这种夷夏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公羊传】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春秋繁露】言：『先忧我者见尊。』【公羊传】又说：『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夷狄如果真正皈依华夏文明，亦可以跻身诸夏之列；汉人如果背弃华夏文明，也就堕落为夷狄了。 | 
[複製鏈接]
已绑定手机
已实名认证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