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运城盆地区域聚落考古的阶段性成果

考古发现：运城盆地区域聚落考古的阶段性成果

一、课题的缘起、背景与设计思路

200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山西垣曲的工作接近尾声，适逢制定“十•五”发展规划，时任馆长的朱凤瀚先生提出考古部应在晋南地区继续做些工作，探索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课题。经过一番准备和规划，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立）田野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共同开展“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并于是年秋启动了该课题。至2006年春，课题组成员在运城盆地东部完成了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2007年，本课题又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的一个子课题。2007年秋，我们根据调查的结果，选取绛县周家庄遗址――也是调查区域内最大的、以龙山期遗存为主的遗址――开始进行发掘，目前这一工作仍在持续之中。
本课题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来揭示运城盆地从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探讨龙山时代前后社会结构的特征与变化，从而确立本地区在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关涉到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
按照我们的设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或者说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需要点面结合的考古工作，即调查与发掘相结合。具体的实施路线是，首先选择运城盆地东部进行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即拉网式调查），争取最大限度地发现并尽可能详细勘察史前到早商时期的遗址；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一处龙山时代的遗址进行大规模的重点发掘。这样便可分别在宏观与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系统的聚落分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调查的年代截止在商以前（本地区晚商遗址极少见，故截止到早商），而没有扩展到两周或秦汉时期，主要因为那样一来工作量就会成倍增加，难以在预期时间内完成调查任务，故此只好有针对性地缩短年限。
运城盆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按地理方位可称之为晋西南，处于陕、晋、豫三省交界黄河折拐处的内侧。盆地西抵黄河，南部横亘着中条山脉，北部为高隆的峨嵋岭，中条余脉紫金山（又称绛山）在运城盆地的东北部与峨嵋岭相遇合，使运城盆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整个盆地随山势走向呈东北―西南的狭长形状，地势亦是东北高、西南低。盆地内中东部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低矮岗丘――鸣条岗，使盆地东部南北相隔，鸣条岗南北两侧分别为青龙河、涑水河，河流两岸的阶地、台地为古代遗址分布的主要地带。我们所圈定的调查区域，其南、北、东三面为山脉、高台塬所环绕的自然边界，西边则以运城市区至临猗县城的公路为界，总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
运城地区古称“河东”，其有籍可查的历史可上溯到传说时代。许多有关尧、舜、禹的传说都指向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所在的晋南地区。特别是有关舜、禹的活动地望，史书所载及历代考释虽多相抵牾，但许多仍与运城地区相关联。《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张守节《正义》说此冀州即“蒲州河东县”，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县。《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里虽有东夷之说，但诸冯、负夏，特别是鸣条，有人指认都在运城地区。《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其中平阳在临汾，安邑在夏县。与夏王朝有关者，包括运城盆地在内的晋南地区又被许多史家指称为“夏墟”之地。这些记载或许反映，即便大禹及其后的夏王朝的都城或核心区域不在晋南，这里至少也是夏人统治及活动的重要地区。古史传说，扑朔迷离，其人其事，渺不可稽，但或许也蕴含着真实历史投下的影子，因此也就为今人的探索提供了一些线索。

二、运城盆地区域系统调查及分析方法

我们在运城盆地东部的调查采用系统的拉网式调查方法，调查时相邻队员之间的间隔为30－50米。调查中采集、记录遗存的基本单位为20×20米的采集点（或称采集单元），一个地点即使只有一块陶片也做记录，每个采集点都记录有关遗存的种类、陶片的文化属性或时代、不同数量反映的丰贫程度等内容，并使用GPS进行较精确的定位，记下地理坐标。所有这些信息都输入设计好的数据库内，最后依托有关的GIS软件和矢量化地图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遗址与聚落的最终确认是在室内整理、分析时将相关的采集点依据一定的标准圈划而成。任何一组间隔在300米以内的同时期的采集点被串连在一起而形成一个聚落。构成一个聚落的最低标准，为只有一个包含遗迹的采集点，或至少两个没有遗迹暴露的、但相互间隔不超过300米的同时期的采集点。一处聚落通常由若干集中分布的采集点相互连接缀合构成。以上所述为划分聚落的一般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还要参考诸如断崖、冲沟、河道等微地貌景观而有相应的灵活调整。
在我们的调查和分析系统中，遗址只是资料记录的依托单位，真正的分析单位是各时期的聚落。与传统调查不同的是，我们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确认同一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分布范围，以此奠定各时期聚落形态比较分析的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划分聚落的标准显然含有主观的成分，按此确定的聚落及其大小与实际情况可能不会完全相符；但在这样的调查系统中要做进一步的聚落分析，我们必须给出一个依据采集点划分聚落的标准，而上述标准是在对整个调查资料总结分析后确定的较为可行的操作方案，并且这为我们把握、分析资料提供了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标准（即便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误差，也是在同一标准下的误差，因而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所看重的是在同一标准下宏观聚落形态的可比性，而非追求细节上的精确性。那些有“问题”的小聚落所带来的数量统计上的误差并不足以对我们的宏观分析造成负面影响，更不会对聚落及社群等级的划分造成影响。
在运城盆地，各时期聚落都有聚集成群、组分布的明显迹象，因此我们在聚落分析时进行了聚落组、群的划分，而聚丛的依据是聚落间的间隔距离、地形特征、以及群体内聚落大小的构成情况。组、群的分割是因为彼此间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大的间隔或者有诸如山岭等较大的交通障碍，而且一个群体通常由一个较大的中心聚落及其附近一些较小的聚落组成。

三、运城盆地区域系统调查的主要收获

由于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陶片大多比较破碎，难以做到很精细的年代分期，故此我们采用了尺度较大的、一般通行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方案。按照本课题所设定的年代范围，我们将运城盆地可确认的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遗存划分为7个文化期，即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期、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上述每个文化期都被视为一个较稳定的聚落发展阶段，并作为聚落分析的年代基础。按此顺序，我们可清晰地梳理出本地区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运城盆地的仰韶早期，聚落数量少（共24处）、规模小（最大聚落不超过15万平方米，大部分在10万平方米以下），但已集中成群分布（共分5处群落）；聚落间多无明显等级差别，当处于相对平等的、简单的氏族部落社会阶段，但其中的青龙河上游群似已显露出复杂社会的端倪。到仰韶中期，本地区聚落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聚落数量迅猛增长（共66处），六大聚落群已初具规模，而且每个聚落群都至少有一处大型或相对较大的中心聚落（其中有数处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但各群体相互间应为并峙共存的关系，尚没有形成凌驾于多个群落之上的更高级的区域组织；每个聚落群内都可进一步分为2、3个聚落组，除个别以外，大多应为关系密切的社会或血缘群体而没有独立的社会组织意义；各聚落群（组）都包含有二或三层聚落等级（一或二层控制等级），中心聚落的控制力有强有弱，群体内部的整合程度高低有别，反映各群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并非高度统一，但应都处于社会复杂化发展的早期阶段，类似酋邦那样的区域政体当已经形成。这种状态一直发展延续到庙底沟二期。这期间聚落数量持续增长（仰韶晚期为81处，庙底沟二期为117处），但大型聚落减少，缺少超大型聚落（最大聚落约60万平方米左右），社会总规模似有所下降；经过仰韶晚期较为松散的状态，到庙底沟二期各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有所增强，社会整合性普遍提高，大规模的区域融合似在酝酿与形成之中。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到龙山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聚落格局和社会结构重新组合。此前聚落数量持续增长的势头开始发生逆转（龙山期聚落下降到82处），原来较为均衡的分布态势被打破，有的聚落群消失，聚落分布整体上向盆地北部涑水河上游及周围地带集中；尤为突出的是，位居涑水河上游中间部位的周家庄此时成长为本地区唯一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总面积约450万平方米），加之其它一些大型聚落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本期社会群体的总规模得到了迅猛增加；周家庄以其绝对的优势不仅将涑水河上中游（包括支流沙渠河）的几个群落整合为一个团体，而且很可能也将青龙河流域囊括其中，从而在整个运城盆地东部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区域政体；这个群体至少包含三层聚落等级，在周家庄之下的各群（组）中还存在一些次级的统辖中心，但都应受到周家庄直接而有效的控制，这样一种等级结构的、高度整合的大型区域政体至少应具备了复杂酋邦的性质。从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随着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兴起，晋南地区很可能先后被融合进了夏及早商王朝的统辖范围，这两个时期聚落的发展呈现衰落之势，聚落数量和总规模急剧降低（二里头期有66处，二里岗期只有46处），并且大型聚落减少，超大型聚落消失（两期最大聚落分别为30余万和40余万平方米），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二里头时期运城盆地东部可分为涑水河中上游群和青龙河流域群两个大的群体，但结构较为松散；二里岗时期本地区聚落的分布重又变得集中而紧凑，以早期的群落为基础形成了5个界线明显的聚落群，其中青龙河上游群处于各群环绕的中心且拥有本期唯一一处大型中心聚落（东下冯－埝掌），以其为核心的主从分明的群落结构显示，此时本地区再次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区域团体，但这个团体并非独立的政体，而应受到中央王朝有效的控制。
总之，经过区域调查和系统的分析，我们对本地区各时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特点、聚落形态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反映的社会复杂化发展的过程，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一些关键问题取得了初步的认识：其一，仰韶中期是本地区复杂社会的开端，这在整个晋南豫西地区当具有普遍意义；其二，从仰韶中期到庙底沟二期，尽管聚落形态经过了一些波动，但各社会群体的规模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基本维持了小型酋邦的形态；其三，龙山时期运城盆地东部首次整合为一个大型的区域政体，社会形态当较前有了质的变化；其四，从二里头到二里岗期，聚落的数量与规模都呈急剧衰落之势，本地的社会结构亦趋于简单,即便仍存在统一的区域性组织，其群体规模与实力都无法同二里头、二里岗等代表的夏、商核心区相抗衡，由此可推断其独立性当已丧失，从而支持运城地区先后融入了中原夏、商王朝的国家系统之中的认识。

四、余论：区域聚落考古的延伸

按照我们的设想，运城盆地东部区域系统调查的结束，只是本地区域聚落考古的开端而非终结，现在所取得的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按照课题实施的计划，从2007年开始，我们选择绛县周家庄遗址，即调查中发现确认的以龙山期遗存为主的最大遗址，进行了持续性发掘与勘探。
通过数次发掘和大规模钻探，目前已发现在周家庄龙山期聚落中存在大型环护的壕沟（壕沟的南面暂缺，或许因地势原因当初就没有修建；其余三面可基本相连），并且壕沟范围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壕沟内最大面积可达200余万平方米，而壕沟外的某些地段仍见有遗迹分布。在壕沟内已揭露出一些房子、墓葬、陶窑、灰坑等遗迹现象。发掘工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对周家庄的发现、认识、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还应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考察。比如，周家庄及其所代表的群体与约50公里外襄汾陶寺及其代表的群体的关系究竟为何？是同时并存、还是前后相继？彼此是并立、联盟、竞争还是主从的关系？周家庄政体的性质该如何界定、其在整个大中原地区社会演化过程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该如何认识？
总之，我们在晋南区域聚落考古的一个总的思路就是，在一个所知有限的地区，利用已知的线索，先由面到点（从系统调查到选点发掘），再从点到面（对一个地区和一个中心聚落取得突破性认识后，再将其置于一个范围更广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来考察区域聚落形态的变化，中心聚落的内涵、功能与地位，庶几可对区域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取得较为深入的认识。

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