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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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龙”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意识。在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关于龙的故事、产生了各种龙的造型。“龙”文化意识，经过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至20世纪，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关于龙的话题与内涵，相当宽广。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
　　　 曾经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或者说“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就是说，龙与炎帝、黄帝是有联系的。其实，这种思想，产生于古代。
　　　 在我国古代，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将“龙”与炎帝和黄帝联系起来的呢？
　　　 大概是在汉代。
　　　 东汉王符（约公元85～162年）写了一部书，书名：《潜夫论》。王符在《潜夫论》中，将炎帝和黄帝与龙联系了起来。例如：
　　　 《潜夫论》卷八《五德志》第三十四：
　　　 “有神龙首出常（羊）、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龙，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大电绕枢菀埃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这是将炎帝与黄帝的出生与龙联系起来的较早记载。
　　　 比这种记载更早一点的，是将黄帝的活动与龙联系了起来。例如：
　　　 西汉司马迁（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前期）所撰的《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
　　　 西汉焦延寿所撰的《焦氏易林》卷四：
　　　 [需]“黄帝出游，驾龙乘马，东上太山，南过齐鲁，邦国咸喜。”
　　　 此外，在《纬书集成》、《列仙传》中也有许多将龙与炎帝、黄帝联系起来的记载。
　　　 比这些记载更早的文献中，将炎帝、黄帝与龙联系起来的就很少见了。
　　　 这些古代文献记载，应是传说故事。实际情况如何，我们还很难考证。不过，据这些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在汉代，在西汉，龙已经是流传很广的一种吉祥物了。
　　　 这在西汉文献与汉代考古中有比较多的反映。
　　　 如考古发现在当时皇室的建筑物上，有用龙的图案，如瓦当（图一.1）、踏步等。

　
　　　 如西汉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所撰的《春秋繁露》中记有民间祈求龙降雨以保丰收的祀龙求雨活动的记载。
　　　 《春秋繁露》卷一六求雨第七十四：
　　　 “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无举土功。……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长各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亦衣而立之。凿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衣，释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　 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
　　　 这种求雨的祭祀活动，这应是与农业有关。
　　　 而更多的则是与神话故事有关。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西汉墓中出土的著名的帛画，帛画上所绘的人间与阴间故事图画中，就有龙。（图一.2）
　

　
　　　 这些现象说明在西汉，龙已经是社会生活中流传相当广泛的一种文化意识了，而汉代将龙与炎帝与黄帝联系起来，应是在当时社会上将龙作为一种吉祥物，崇敬龙这么一个大的社会文化意识背景下诞生的。
　　　 汉代将龙作为一种吉祥物、崇敬龙的文化意识，自然是在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下来的。
　　　 在先秦文献中，有关龙的记载很多。如：
　　　 《易经?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易经?乾》“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见于绛郊”。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等等。
　　　 在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有龙的记载。如：
　　　 《甲骨文合集》13002“乙未卜：龙亡其雨？”
　　　 《甲骨文合集》29990：“其作龙于凡田，有雨？”。
　　　 甲骨文说明龙与天降雨的现象，早在商代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而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龙形象或龙图案更是不胜枚举。如：
　　　 在湖南长沙子弹库（73）M1号墓出土的战国帛画上有人物御龙图 。（图一.3）
　

　
　　　 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刺绣衣衾上有龙凤等图案 。
　　　 在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牺尊上有龙的造型。（图一.4）一件青铜钺上铸有龙。
　

　

　　　　　
　　　 在湖南石门 、宁乡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提梁卤的提梁上有龙的造型。妇好墓青铜方壶上有龙的纹饰，还有盘龙铜盘（图一.5）、龙纹铜觥盖（图一.6），玉雕龙等。山西石楼出土的龙纹青铜觥等。
　

　

　　　　　　　　　　　

　　　 商周时期的这些龙的文献记载，龙的实物造型或图案，都是在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之后，“龙”这个概念的演变发展的产物。
　　　 那么，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是在什么时期呢？起源又是在什么时期呢？
　　　 这是下面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一　 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
　　　 探讨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依靠文献记载，已经是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通过考古学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许多人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即中原地区、安徽江淮地区、辽西地区。但我认为目前只有在中原地区才发现了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其他地区发现的所谓的龙的遗存，实际上都不是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这涉及到要改变现在考古学研究中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认识。
　　　 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一）中原地区距今5000年前的“龙”遗存及其文化含义
　　　 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主要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条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图一.7）。
　

　　　　
　　　 西水坡遗址的龙虎图案，是在1987年由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发现于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M45）内。该墓中部有一具成年男性骨架，大体呈头南足北的仰卧直肢姿势，在人骨架的东西两侧以蚌壳摆塑了龙虎图案。龙虎头北尾南。与人骨架的头脚方向相错。蚌壳龙位于人骨架的东侧，长1.78米，昂首曲颈，弓躯伸尾。蚌壳虎位于人骨架的西侧，虎背与龙背相对，相距约1.5米。虎长1.39米，头微低，尾下垂，四肢交递。另在龙虎图案外侧以及人骨架足端外侧的三个方位还发现有三具青少年骨架和一对腿骨与一堆三角形蚌壳（图一.8） 。这座墓葬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
　　　 在1988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濮阳市文博部门又对西水坡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M45号墓以南20米和25米处又发现两组由蚌壳摆塑的似各种动物形象的图案，有龙、虎、鹿，以及人骑龙、奔虎等形象。
　　　 对西水坡M45号这座形式奇特的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目前有多种解释。
　　　 其中，发掘者丁清贤等人认为：西水坡M45号墓中，埋于墓中的成年男性墓主人，应是正常死亡。分别埋于墓坑东、西、北三面小龛里的死者应是人殉。该墓墓主人死后有3人殉葬，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地摆塑龙虎图案，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而第二组、第三组蚌壳图，可能是埋葬M45号墓主人时搞大型祭祀遗留下来的遗存。
　　　 张光直则认为濮阳M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F的形象。
　　　 也有一些研究者则从天文学角度来研究解释西水坡M45号这座形式特殊的墓葬。如冯时认为几乎该墓中的所有迹象都可以运用天文学观点来加以解释，如二陆、北斗，以及墓穴象征的盖图等。进而提出：西水坡M45号墓所具有的天文学含义，从而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及古老的盖天学说的产生年代大大地提前了。
　　　 我认为：这大概是墓主（成年男性）生前曾制服过“龙”与虎，他死后，人们为了歌颂纪念他，在他的身边用蚌壳摆塑了龙与虎。那么，这个人应是力大无比，有智有勇，可能是当时部落或部族的首领。至于M45号墓中两具殉人与M45号墓主人是否同时埋葬，以及该墓的平面形制是否如绘的该墓平面线图相同，在现场拍摄的遗迹照片上已是分辨不清了（见图一.9）。
　

　
　　　 以上这个解释可能不是很得当，但发现的龙形象，至少能够说明：中原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龙文化意识已经起源了。
　　　 那么这种“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从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龙的形象的特征分析，大概是鳄鱼。
　

　
　　　 也就是说，在中原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起源的龙文化意识所象征的实体原形可能是鳄鱼。
　　　 鳄是一种凶猛而不易驯服的动物。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记载：“鳄凶猛不驯，成鳄经常在水下，只眼鼻露出水面，耳目灵敏，受惊立即下沉，午后多浮水晒日，夜间目光如炬，幼鳄则带红光”，“成鳄吼鸣，声可传很远”；“扬子鳄……四肢粗壮，前肢较短，五指，后肢较长大，第五趾常萎缩。趾间有蹼，内侧三枚，皆有爪……”。
　　　 另有唐代诗文所记：“天欲雨，有东风，南溪白鼍鸣窟中” 。
　　　 这些记述表明，扬子鳄除了形象凶猛具有威慑力量之外，其吼声及仅首部浮露水面、夜间目光如炬的习性，也足以使人们对它产生敬畏之感，而且扬子鳄的吼声又与天将要下大雨的气象现象有联系，更容易使人们产生扬子鳄有通天的神威了。
　　　 从鳄鱼与天欲雨的关系角度分析，我国先秦文献中记述的所谓的“龙”，实际上都与鳄鱼有关。
　　　 如前述《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 。
　　　 商代甲骨文如《甲骨文合集》13002：“乙未卜：龙亡其雨？”
　　　 《甲骨文合集》29990：“其作龙于凡田，有雨？”
　　　 这些记述中的龙，应是鳄鱼。说明商周时期早已注意到了鳄鱼与雨的关系了。动物学家杨钟健早在1957年就提出“殷墟甲骨文中的龙，都是鳄的形象。
　　　 鳄分为湾鳄和鼍。湾鳄在我国已绝迹。鼍是中国的特产动物，又名扬子鳄、中华鳄，俗名土龙、猪婆龙，全长1.5~2米，现在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属扬子鳄的上颌骨一个、下颌骨一个、残破缺失的颌骨30多块、肱骨和股骨24根、牙齿数枚。这证明距今6000年前扬子鳄在长江下游地区生存 。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4000年以前，扬子鳄的生存范围到达黄河流域。
　　　 如在山东汶上东贾柏遗址、兖州西桑园遗址出土了距今6400年以前的北辛文化时期的扬子鳄头骨、皮下骨板及残骸，有的被烧过 。
　　　 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扬子鳄骨骸，有头骨、下颌骨、牙齿与颈、背、躯干的皮下骨板等，至少可以代表20个个体，这些残骸有的被烧黑、被打碎，与其他食物垃圾弃置在10个灰坑内，证明当时扬子鳄是作为一种食源被捕获的 。
　　　 在泗水尹家城15号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了3堆130多块扬子鳄皮下骨板 。
　　　 在山西襄汾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鼍鼓，在鼍鼓鼓腔内有数枚扬子鳄皮下骨板，这表明当时已利用扬子鳄皮蒙鼓面，制作礼乐器物了 。
　　　 周本雄曾考证30年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1217号大墓中出土的鼓为鼍鼓 。而《诗?大雅?灵台》中有“于论鼓钟，于乐辟b，鼍鼓逢逢，瞍奏公。”的诗句。这些都印证鼍鼓确实是先秦的一种礼乐器物。
　　　 这些扬子鳄遗骸的发现，表明在距今6000年以前，人们就捕食扬子鳄，并在距今4000年前利用扬子鳄皮制作礼乐器。
　　　 以上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分析，都说明在距今6000多年至夏商时期，人们对鳄鱼这种动物是比较熟悉的。
　　　 鳄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动物，不易驯服，而西水坡M45号墓主人生前制服过鳄，自然成为当时的英雄，所以在他死后，在他的墓中摆塑鳄，作为对他的纪念。
　　　 那么，距今6000年前的人能否驯服鳄鱼呢？
　　　 鳄虽然凶猛，但它是可以被人驯服的。在现今鳄鱼繁殖生存率较高的地区，不乏人驯鳄的记录。
　　　 在大洋洲的一些原始民族，可能曾有驯服鳄在海中遨游的历史，并制作人骑鳄遨游的模型。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曾展陈着近代征集的“祖先骑驯鳄”的木雕标本。其鳄的尾端雕成人头状，骑在鳄颈部的人，裸体，男性，，两腿夹住鳄的腹部，微俯身，两手紧扣鳄嘴两侧 。
　　　 我国商周时期可能驯养了扬子鳄。如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见有人驯鳄形龙的图案。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曾介绍过一件战国时期的蟠螭豢龙纹青铜卣，上有一人左手执鞭驱赶一只鳄形龙动物（图一.10） 。
　

　
　　　 据先秦文献记载，在虞舜时期与夏代，可能驯养扬子鳄。
　　　 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秋，龙见于降郊。……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后也，故帝舜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之，既而使求之。侄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这里所记的龙，应是扬子鳄。
　　　 在《山海经》中所记述的乘龙，如《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等，其所乘之龙的史实背景，亦应是与驯服鳄鱼的现象有关。
　　　 以上分析说明，扬子鳄虽然凶猛，但是可以被人驯服的。据对考古资料分析，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驯服（养）过扬子鳄。据对文献分析，虞舜及夏时期可能驯服鳄鱼。
　
　　　 那么，距今6000年前后的西水坡M45号墓主人曾经骑驯生存在他们生活活动周围的扬子鳄是有可能的。西水坡遗址第三组蚌壳摆塑图案中人骑龙图案或许是当时人骑驯扬子鳄的真实写照。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