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颠倒了君子执政与人民的关系

《中庸》颠倒了君子执政与人民的关系

雪峰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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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和正面的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细读之，觉得颇有些不妥之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朱熹注疏：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则谓之教。
        笔者理解：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其自身存在的生存法则，狮子、老虎以吃牛羊猪等动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以吃植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不因被狮子、老虎吃而绝迹，植物也不因被牛羊猪等动物吃而绝迹。相反，彼此都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存，并且一直绵延不息，这就是性。
        人类社会具有动物性属性和社会性属性，动物性属性就是人自我生存的现实需要，获得食物，维持生命，由此延伸出来的喜怒哀乐就是人的性。人与人组成起来，构成社会，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就是道。规范单个人在社会中的言行举止，就是教，也由此延伸出了礼、乐、刑、政，是社会性属性的具体体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朱熹注疏：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笔者理解：因为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来的生存需要，是正常的人性，人性与社会存在的所需达到和谐平衡，既不完全突出人性，也不过分强调社会所需，这个过程及过程本身就是中庸之道。
        君子是中庸之道的完美化身，君子时刻都必须保持这个和谐平衡，要站在维持和谐平衡的角度严格要求自己，幽暗之中，细微之事，独处之时，都必须站在很高的角度，谨慎地要求自己。这其实就是君子提高个人修养的全部内容，能够身行合一的达到中庸之道，乃至全社会的人都如此，是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理想状态。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朱熹注疏：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
        人君得人，绝对是指品行高尚的君子，选用能修其身的君子治理国家，是封建王朝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民群众是被教化的对象，执政治国的应当是君子，是处于教化人民群众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繁荣发展，全部系于君子的治理。君子个人修养好，则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君子的个人修养不好，暴政虐民，社会便出现了大量的逸民、隐士，或归隐山林，或隐居闹市，人民群众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决定执政者的存在与否。
        君权神授，皇帝号称天子，执政者个人意志是处于绝对的地位，人民群众公共思维和意志，只能服从于执政者，是无绝对性决定作用的。虽然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只是处于附属作用，是对执政者的一种劝告，希望执政者能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已，没有对执政者起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不应处于被教化的地位，君子执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公共决定的具体执行者，是人民的公仆。《中庸》颠倒了这层关系，将君子在社会治理中摆到了无比崇高的地位。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在儒家思想中，人民不是道的自觉遵守者和执行者，只有个人修养极高的君子才是道的忠实捍卫者和实践者，这无疑就成为了君子是人民利益化身的前提条件。人民的利益只得依靠君子的努力而得到实现，这是不对的。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在国家的存亡兴废之中，儒家思想并没有认为人民的公共思维和公共决定是起绝对性作用的。因为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取法于天地万物运行之法的，是从天道运行之中探究而来的。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候也。
        要求执政者以庶民为子，站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理念角度，是值得改进和推敲的。
       
                                   2010年10月9日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和正面的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细读之，觉得颇有些不妥之处

看的不是很懂，不如细说一下正面作用何在？从先生对中国往昔社会的定位，似乎未能自主认识到古代的社会制度——敢问一句，古代哪些阶段的朝代是适合西人所谓之“封建社会”？

       笔者理解：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其自身存在的生存法则，狮子、老虎以吃牛羊猪等动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以吃植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不因被狮子、老虎吃而绝迹，植物也不因被牛羊猪等动物吃而绝迹。相反，彼此都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存，并且一直绵延不息，这就是性。

这是何物之性？岂非大自然的道中之一而已？先生如此理解性，恐以偏盖全矣。

        笔者理解：因为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来的生存需要，是正常的人性，人性与社会存在的所需达到和谐平衡，既不完全突出人性，也不过分强调社会所需，这个过程及过程本身就是中庸之道。

很有启发性，受教了，只是有所不明白：你所谓之人性，是个性或是共性？朱子之人性概念，皆是共性，则人类之性，先生此处言人性与社会（社会当然是某人外的其他人的集体）之关系过程谓中庸，则是个性，既是某人之个性，又岂是社会之共性？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民群众是被教化的对象，执政治国的应当是君子，是处于教化人民群众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繁荣发展，全部系于君子的治理。君子个人修养好，则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君子的个人修养不好，暴政虐民，社会便出现了大量的逸民、隐士，或归隐山林，或隐居闹市，人民群众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决定执政者的存在与否。

看到此处，则知先生之不知儒家甚矣！在先生眼中，儒家仅是执政者之工具，然而，依不才之所学，儒家经典，乃是处理社会中某些领域的人际关系的理论而已，主要限于家庭伦理。
儒家的教化，乃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过程（华夷之辨），使民循道（人际关系之道）而化，先生所谓之“以君化民”，又胡臆称呼任何帝皇为君，实在是对圣贤之学的臆解误导。
贤者尚未可谓之君，何况暴政不仁者？贤者教民，君子化民，尚须无类。胡臆曲解儒家之学为统治者愚民之工具，实在是承满清腐儒之糜风。
儒者，安民立命；中庸，中用也，适道而用也。个人理解，请先生指教

       人民群众是不应处于被教化的地位，君子执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公共决定的具体执行者，是人民的公仆。《中庸》颠倒了这层关系，将君子在社会治理中摆到了无比崇高的地位。

建议先生细阅论坛中的帖子《孫中山孫文 五權憲法》，社会以民为本，统治者只是公仆，此言无假，然而，则以民为圣贤，不必教化，是大谬矣。
民慾自命，必知天道，慾知天道，必须教化，知道方可循道，循道而行，然后可自命；然而民之教化，知天道，知五权，知民权，则必也圣贤之职，而非执政之责而已。
孙先生之五权之一，谓之考试权，乃是代民行权者，公仆者，须有足够之能力，为民立命之志愿，而所以知之有无者。
近代以来，以执政者之意志，錶以人民之意志，大行毒于焚书坑儒之违天道、斯师滅祖、人神共愤之举，其所根据，则与先生之言无异，因此希望先生再言此志时，再三思省。

        要求执政者以庶民为子，站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理念角度，是值得改进和推敲的。

儒家本是齐家庭伦理之学，而后世以之度帝皇与人民，其对儒家之曲解，皆与先生无二。帝帝民民，父父子子，天然有别，岂可类比？中庸之道，论语之言，不过循阴阳而治人常，却以为政治之道，实在可笑。
所谓现代民主理念，未尝见于世，有者，不过选票之戏耳。
本版块有延章的无为制度概念，与民主理念相比，不才更认可这个无为制度。

感谢开元之治先生的点评，本人对点评之言说明如下：
一、中国往昔社会的定位。本人定位于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治理的中国社会。
二、何物之性。性与道是有层次关系的，道取法于天地万物运行之法，是从天道运行之中探究而来的。
三、你所谓之人性，是个性或是共性。指的是人的生存之共性。
四、在先生眼中，儒家仅是执政者之工具，然而，依不才之所学，儒家经典，乃是处理社会中某些领域的人际关系的理论而已，主要限于家庭伦理。儒家经典是主要限于家庭伦理，不错。但熟读并严格按照儒家经典生活的君子，是执政者首选之人材。
五、以民为圣贤，不必教化，是大谬矣。本人也不是指人民是圣贤，主要是指在社会治理之中人民与执政者的关系而言。
六、所谓现代民主理念，未尝见于世，有者，不过选票之戏耳。这就我们现在要做的呀，民主理念需要一套理论的，就与儒家思想指导中国古代社会一样。

本人定位于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治理的中国社会

雪峰先生请详细指教指教，看不懂呢，古人不是说外儒内道么？

鄙人愚拙，窃以为，儒家之学，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还需从阴阳五行的黄道之学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