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標題黨--【論語☆微子第十八】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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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靈公】、【季氏】、【陽貨】三篇均是談『仕』，而【微子】一篇則是談『隱』。在這一篇里，【論語】通過孔子對於各種各樣的隱逸之士的點評，爲我們揭示了孔子對於隱士的基本立場。隱逸文化是中國獨有的文化，其特徵之一，這種現象的普遍出現往往跟一個時代的動盪和衰微聯繫在一起。此篇亦提到孔子兩次『無道則去』，但是孔子的『隱』是『舍之則藏』、『卷而懷之』跟一般的隱逸之士行事風格完全不同。在孔子的生涯里，很難界定他什麼時間在從政，什麼時間在歸隱。即使不出仕，但是孔子堅持認爲『二三以爲吾隱乎？我無隱於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所以，有道是至隱隱於世，無可無不可。通過這一篇，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孔子對於當時隱士的基本態度，就是尊重其高潔之志而決不苟同遁世之風。在【微子】篇末，【論語】指出了作爲統治者應該做到『野無遺賢』。所以【論語】實際上還是從隱士的角度，闡明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思想。明君之任在於舉賢，賢臣之仕在於養民，故而『不仕無義』。正如子路所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子主張『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比方說孔子稱之爲至德的泰伯，固然是『三以天下讓』，但是泰伯在吳地這樣蠻夷之所仍然爲『君』，傳播文明、牧養一方。正所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泰伯及仲夷後人，在周武王時期被封，吳國也正式成爲華夏文明的一個部分，顯得是那樣的水到渠成。這要比所謂的征伐更有積極的意義。所以，『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要放到先秦時期的歷史大背景中去理解，並不是簡單的獨善其身，並不是一味的無所作爲。讀者首先要精讀【述而】、【泰伯】、【憲問】各篇，並通貫【論語】全文，方能把握孔子對於『仕與隱』的真實態度，然後再反過來細細研讀此篇，方能悉知孔子『無可無不可』一語的真正內涵。

18.1【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棄官而去，箕子佯狂被貶爲奴，比干因諫諍而死。孔子說：『殷朝有三位仁者。』

18.2【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出任魯國的典獄官，三次被罷免，有人說：『您不可以離去嗎？』柳下惠說：『用直正之道來侍奉別人，到哪裡不會被三次罷免呢？用邪門歪道來侍奉別人，我又何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呢？』

18.3【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景公請孔子出仕，說：『如果像對待季氏那樣的待遇他，那麼我不能夠做到，就按照介於季氏和孟氏之間的原則待遇他吧。』齊景公又說：『我年紀大了，不能任用他。』孔子於是起行離開齊國。

18.4【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齊國人贈送歌舞女子，季桓子接受了她們，三天不上早朝，孔子起行離開魯國。

18.5【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國狂士接輿經過孔子的馬車時唱道：『鳳鳥啊鳳鳥啊，你的運氣爲什麼這麼差。過去的事情沒法追諫，以後的事情尚可挽回。算了吧，算了吧，現在的從政之人危險啊！』孔子下車，打算和他交談，接輿快步逃避他，孔子沒有能夠和他交談。

18.6【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猶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沮、桀溺二人並排在耕地，孔子經過他們，派子路去打聽渡口。長沮說：『那駕車的人是誰啊？』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知道渡口了。』子路又向桀溺打聽，桀溺說：『你是誰啊？』子路說：『我是仲由。』 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弟子吧？』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天下滔滔都是這個樣子，而誰來改變他。況且與其跟從避開壞人的人，難道比得上跟從避開塵世的人嗎？』 桀溺繼續耕作不止。子路離去告訴孔子，孔子憮然說：『鳥獸都不可以相互同群，我不與人的同類，還與什麼同類。天下仍然有人倫之道，我孔丘也不能改變。』

關鍵是對於『辟人』和『辟世』的解釋不同，這一章能夠得出完全相反解釋，如果將兩個『辟』均解釋爲『避』，則長沮、桀溺分明在故意譏諷孔子。如果將『辟人』解釋爲逃避人世，將辟世解釋爲『開闢時代』，則長沮、桀溺則是表達出讚賞孔子之意。解釋如下：

長沮、桀溺二人並排在耕地，孔子經過他們，派子路去打聽渡口。長沮說：『那駕車的人是誰啊？』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知道渡口了。』子路又向桀溺打聽，桀溺說：『你是誰啊？』子路說：『我是仲由。』 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弟子吧？』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天下滔滔都是這個樣子，而誰來改變他。況且與其跟從避開壞人的人，難道比得上跟從開闢時代的人嗎？』 桀溺繼續耕作不止。子路離去告訴孔子，孔子憮然說：『鳥獸都不可以相互同群，我不是這個人的同類，還與什麼的同類。天下如果治理有道，不會輪到我孔丘來改變它。』

不管是哪種解釋，但這故事極可能是後人杜撰的。前一種分析在【憲問】一篇已經解讀過了。這裡不妨將『辟人』和『辟世』分別解釋爲『逃避世人』和『開闢時代』，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一下故事的情節。首先長沮、桀溺兩者的名字就似乎有所寓意，長者，高大也，沮者，窪地也；桀者，魁梧也，溺者，積水也。『長沮、桀溺耦而耕』隱隱約約表明是兩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在一片爛泥地里耕作。而孔子恰恰讓子路來向這兩位奇異的人士打聽渡口。對方中的一位聽說，是魯國的孔子，立即說：『既然是他，那他應該知道渡口。』似乎是話裡有話，結合下文，長沮可能是說，孔子應該知道救世的途徑所在，還用得著問嗎？

另一位則對子路說：『天下滔滔都像這個爛泥地一樣，誰來改變他，誰來治理他。』進而說：『你與其跟著那些逃避塵世的人，還不如跟開闢時代的』然後更加繼續耕作不止。這個情節往往令人聯想到『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孔子聽到子路的回話，遺憾地說：『鳥獸都不可相互同群，我不是與這個人同類，還是與什麼人的同類。天下如果治理有道，不會輪到我的孔丘來改變它。』在這裡孔子有『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意。如果天下有道，孔子或許此時應該和這樣的朋友在一起。

整個故事從人名和場景，從人物和對白，都包含著強烈的寓意，這更加接近莊子寓言的風格。所以個人認爲這個故事附會的成分可能比較大。【論語】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編輯過程中，【論語】不同時期的編者很可能對於『辟世』和『辟人』按照不同的自身理解，進一步加以了文字上的潤色和修飾，不料最終搞成了一個正反都能說通的結果。

18.7【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跟隨孔子出行，落在後面，遇上一個老人，用拐杖扛著除草器具。子路問他道：『您看見夫子了嗎？』老人說：『四肢不勞動，五穀分不清，誰是夫子啊？』（說著）把他的拐杖插在地上，就去鋤地。子路拱著手站在那裡。老人留子路過夜，殺了雞、做了黍米飯給他吃，子路見到了他的兩個兒子。第二天，子路起行並把事情告訴孔子。孔子說：『（這）是個隱士呀！』於是讓子路回去再次拜望他。子路到達他家時，他已經出門去了。子路（對他的兩個兒子）說：『不出來做事，是不合道理的。長幼之間的禮節，是不能廢棄的；君臣之間的正常關係，如果廢棄了，你們有什麼辦法嗎？想要保持自身的節操，卻破壞了最基本的社會倫理。君子出來做事，是爲了推行君臣之間的正義。現在大道不能推行的原因，早就知道了，（不就是沒有人出來聲張和推行正義麼？）』

在具體解讀此章之前，首先談一談先秦時期的農家思想。儒家學說的奠基人是孔子，但是『儒家』這一個正式說法形成於戰國時期。同樣，先秦時期的『農家』學說的正式提出是戰國時期的許行，但是『重農』觀念一直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特徵，從【論語】的上面兩章中，我們也能間接感愛到農家學說和儒家學說一樣正在形成過程中。

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戰國時，農家代表人物有楚國人許行，但無著作留傳，生平事跡可見於【孟子】一書。生卒年不可考，約與孟子同時代。當時隨行學生幾十人，頗有影響，儒家門徒陳相、陳辛兄弟二人棄儒學農，投入許行門下。

【孟子•滕文公上】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陳相有一天去拜訪孟子，轉述許行的話 說：『……賢人治國應該和老百姓一道耕種而食，一道親自做飯。』）， 鼓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是許行兩點主張之一。還有便是提出『市賈不二』的價格論，這一主張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倡人人平等勞動、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改革思想。農家著作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趙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農家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來，他們的思想和活動散見在諸子的著述中，雖星星點點但仍然值得重視，從【論語】中我們也可以對這種思想的歷史淵源有所了解，同時，對於我們解讀【論語】也是相當有幫助的，如『禹稷耕稼，而有天下』、『樊遲問稼』等等文字

按照【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說法，農家系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其重視農業的觀點是爲孔子所肯定的，但是『君臣並耕』這樣極端的觀點是不可能爲社會所接受的。但是孔子並不是因爲『悖上下之序。』

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說法就是出於『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這樣的思想基礎。『夫子』是當時男子尊稱，按照『賢者與民並耕』的說法，荷蓧丈人認爲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夫子，是理所當然的。既然『饔飧而治』，老者『殺雞爲黍而食之』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見其二子』亦並非可有可無之語。按照【禮記】的說法『任並，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當時頭髮斑白的長者是不從事重活的，所謂『提挈』本義是『不提重的東西』，在這裡泛指重活。【禮記】亦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正是以『丈人』尊稱老年男子的由來。從『荷蓧丈人』一說，可知這位老者至少也五十以上，但是依然不舍勞作，植其杖而耘。所以『子路拱而立』，雖然老者不合時禮，子路卻不由得對老者表示恭敬。子路『見其二子』，正是補充說明這位老者並非無所歸依，而是其自食其力的觀念使然。看來，春秋時期，隱者是五花八門，林林種種。當然，他們的思想和學說傳播到了社會上，就形成了一家之說。如農家、道家等等。

當然，孔子同樣對這位老者表示了尊敬，告訴子路這是一位『隱者』並讓子路再一次去拜見他。子路去的時候，老者已經出門了。子路對他的兩個兒子講了一通道理。子路說：『不出來做事，是不對的。』子路首先批評兩位兒子不應讓長者勞作，指出『長幼之節，不可廢也。』然後談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就是問如果君臣之義被廢棄了，你們有什麼辦法能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嗎。

一般把『仕』解釋爲『做官』，其實『從政、做事、興事』的解釋比較符合子路的本意。子路認爲君子一味獨善其身，而不惜破壞最基本的社會倫理是不可取的，往往也於事無補。最後子路說：『大道得不到伸張和推行，君子早就知道了。君子出來做事，就是爲了推行正義，從而使天下回歸正道。』正所謂『行義以達其道』。子路所說『君臣之義』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但是當時從政者正如孔子所說,均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正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孔子希望通過培養弟子並出仕，從而給社會注入新生的政治力量，『行義以達其道。』

18.8【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古今被遺落的賢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沒自己的人格，是伯夷、叔齊吧？』又說：『柳下惠、少連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沒了自己的人格；但他們言語合乎法度，行爲合乎思慮。他們不過如此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避世隱居，不論世事，修身合乎清高，棄官合乎權變。我則跟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什麼是非這樣不可的，也沒有什麼是非不這樣不可的。』

所謂『逸民』本意是指類似於伯夷、叔齊一樣的前朝賢者，因爲不肯在本朝爲官，至於爲民，所以遁入山林。後來泛指隱逸之士。此章七人中夷逸、朱張、少連均不可考。

孔子之所以稱伯夷、叔齊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原因，其人其事，已經在解讀【公冶長】、【述而】、【季氏】篇已經多有提及，此處不再重複。

孔子認爲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子主張『無道則去』，所以孔子雖然『知其不可而爲之。』但是決對不會等到別人來罷免自己，所以他一般是自己辭官，以示抗議或諍諫。而柳下惠是三仕三黜（實際上是四仕四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仕和免職，在孔子看來，這是對現實妥協太過，並且有損自身的人格。而且柳氏極可能是一位性情過於耿直之人，但是往往又有失原則。他反覆出仕，在別人眼裡有可能是有損人格尊嚴的，孔子的弟子說過『事君數，斯辱矣』，儒士的人格尊嚴意識是比較強烈的，反反覆覆的出仕和被免被視之爲自取其辱的行爲。孔子說：『召我者豈徒哉？』所以孔子要出來做事，往往也把自己的原則講清楚，如果用他的人對他如同柳下惠反反覆覆如同兒戲，孔子是接受不了的，視之爲沒有誠意的表現。所以，有人問柳下惠：『你不能離開嗎？』意思就是：『您用得著在魯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仕嗎？』孔子則不然，一旦發現用他的人沒有誠意可言，孔子就是自行離開，決不妥協。但是柳氏所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這個話說得有合乎一定的道理。孔子雖然也提倡『直道』，但是也更加強調一個人的韌性，包括綿里藏針。同時也強調不得不『無道則止』、『無道則去』態度上的決然。他說：『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等等，所以孔子所說的『直道而行』和柳下惠所說的『直道事人』存在著微妙的區別。孔子說其是『言中倫，行中慮』主要是指其言論合乎一般的倫理，行爲合乎一般的思慮，與伯夷、叔齊相比，自然是『其斯而已矣。』同時柳下惠有時甚至機械教條。當時齊國的國君派人向魯國索要傳世之寶岑鼎。魯莊公捨不得，卻又怕得罪強橫無禮的齊國，遂打算以一假鼎冒充。但齊國人說：『我們不相信你們，只相信以真誠正直聞名天下的柳下惠。如果他說這個鼎是真的，我們才放心。』莊公只好派人求柳下惠。柳下惠說：『信譽是我一生唯一的珍寶，我如果說假話，那就是自毀我珍寶。以毀我的珍寶爲代價來保住你的珍寶，這樣的事我怎麼幹？』莊公無奈，只得以真鼎送往齊國。從柳下惠完全從個人名譽出發的說詞，對於柳氏之爲人亦可略知一二。另外前文，象柳下惠這樣在身後被門下私諡爲『惠』的現象還是很少見的，其好清名之門風亦可略見一般，但是其恰恰沒有完全做到潔身自愛。

孔子認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一般認爲虞仲即仲雍，即殷末古公亶父（周太王）的次子。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長子泰伯（亦稱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歷。季歷的兒子叫昌，即日後的周文王。古公亶父寵愛昌，常說：『昌當興吾業』，他很想通過傳位給季歷然後再傳位給昌。當他年老病危時，泰伯和仲雍爲順應父親的旨意，借爲治父病採藥之名，來到舊稱荊蠻之地的吳，即今天的無錫、常熟一帶。泰伯、仲雍遵從吳人風習，剪掉長發，身刺花紋，表示不再回鄉。他們在吳地傳播周族文化和先進的農作技術，受到吳人的愛戴。吳人擁立泰伯爲君。『虞仲』按理當爲『吳仲』，而真正的虞仲正是仲雍之孫，可能恰恰因此而訛稱『吳仲』爲『虞仲』。對於吳仲，除了歷史除了知有其人，及與兄長泰伯出奔於吳之事，其它事情均不可考。所以，其『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之事，並不可考，所以只能按照孔子的言論進行字面上的解釋。首先，從【公治長】篇中如下一章來理解一下，在孔子眼裡何謂之『清』。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可見在孔子眼裡，所謂清者，往往突出強調其純潔的一方面，便往往有過於強調『潔身自愛』，只顧『獨善其身』的一面。正所謂『隱居放言』，孔子認爲隱居並不一定要『放言』。『放言』並不是言行放縱，而是指不論及世事。很可能泰伯在吳地被吳人擁立爲君，成爲開拓一方的『闢地』之人，而仲夷則很可能終身不樂仕，隱居不問世事。所以，孔子說『廢中權』，他認爲仲夷一意如此，有背於中行之道。孔子最後說：『我跟他們不一樣，我不會爲了做官而做官，也不會爲了歸隱而歸隱。』孔子認爲隱居是爲了求其志，出仕是爲了達其道，如果隱居亦能達其道，如從事教育等等，如果出仕亦能求其志，如倡行禮樂等等，只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孔子看來是『無可，無不可。』他並不是簡單地把『仕』與『隱』本身作爲評價的標準。

18.9【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鼓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太師師摯到齊國去了，二飯、三飯、四飯的樂師干、繚、缺，分別去了楚國、蔡國、秦國，打鼓的方叔去了黃河邊，搖小鼓的武去了漢水，副樂師陽、擊磬的襄去了遠方。

在【泰伯】篇里，孔子說過『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所謂『師摯』正是這一章里提到魯國的首席樂師摯。按【白虎通】的說法，『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而『亞飯』、『三飯』、『四飯』均是天子、諸侯的食官或者以負責佐餐音樂的樂官。此處尚有一疑，按天子四飯，諸侯三飯的說法，此時魯君亦設有四飯之職，可能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諸侯只有『亞飯』、『三飯』、『四飯』，而不置『初飯』。

所謂『河』、『漢』、『海』在古代均有所特指。河即黃河，漢即漢水。海在這裡指僻遠之地。古人認爲陸地四周皆爲海,故用以指僻遠地區，並非專指海濱。如【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即四方邊遠之地。

  【論語】在這裡所反映的樂師流散的情形，一般認爲是發生在魯哀公時期，認爲當時『禮崩樂壞』，社會動盪不寧，魯國樂師紛紛出逃和遠走異地。實際上這也是魯國官學解體，下落到民間的表現。

魯哀公十二年，魯國用田稅之後，魯哀公出現『用不足』的拮据局面，也無力和無心繼續維持這樣的『排場』，且魯國國君與三桓之間的矛盾轉向激烈。根據【春秋】中孔門弟子的記載（孔子此時已經去世），魯哀公二十七年四月，季康子去世，魯君降低了弔唁其的禮儀規格。同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魯國國內的政局又打破了暫時相對平靜，開始露出動盪的苗頭。魯哀公欲以屬國越討伐三桓，於是棄國私自從邾出境到越地，並同年最終死在那裡。【春秋】一書也到此嘎然而止，既然魯哀公此時棄國出奔，朝廷自然也就形同虛置。所以，魯國的樂師因之流散，也在情理之中，【論語】在這裡刻畫了一幅魯國一時間『曲終人散』的場景。

18.10【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周公對魯公說：『君子不會疏遠自己的親族，不會使大臣怨恨沒有被任用。老臣舊友沒有犯大錯誤就不要廢棄他們，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 周朝有八個著名的士人：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但是這八個人均不見於史，故而其事均不可考。此八者皆以伯、仲、叔、季排行，令人不解何意。且『達』與『適』意近，『突』與『忽』意近，『隨』與『騧』意近，『夜』與『夏』皆與時間、季節有關。何以有如此巧合之事，令人不得而知，甚至有此八人爲四對孿生兄弟的說法。八士的時代，說法不一。【漢書•古今人表】及賈逵 認爲是文王時期的人，鄭玄則認爲是成王時期的人，劉向、馬融說是宣王時期的人。清代朱右曾在【逸周書集訓校釋】謂爲武王時期的人。

   

   民間傳說則從周有八士附會出八寶飯的來緣，稱『周文王遍訪賢達，起用了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等8位有才能的人，號稱「八士」。周文王死後，「八士」民爲周武王的謀臣，積極參與了推翻殷商的鬥爭。大約在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滅紂後，曾在西周國都豐鎬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王室的『疱人』特用8種珍品蒸製成一種佳餚，上席時，以色紅似火的山楂汁澆於其上，用來象徵『周八士火化殷紂王』。從此八寶飯世代流傳下來。』

其實【尚書】中【大禹謨】有云『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微子】篇借周公之口指出『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並舉出『周有八士』，大概強調周興之時，舉賢才於野，不論貴賤出身吧。實際上是孔門對於『隱士』之所以出現的社會根源進行了分析。在孔子看來真正的隱士並不是有意遁入山林，而是君王無道，不得人心，賢者懷才不遇，憤世嫉俗使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