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维权的"非理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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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浒传》前30回，武松有两次维权行动，一次是在景阳岗打虎，一次是斗杀西门庆。北宋末年，似乎老虎还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就《水浒传》所记，山东到处都有老虎出没，在沂岭(沂水)和登州(蓬莱)，李逵、解珍都曾遭遇老虎。为避免成了老虎的免费晚餐，武松竟然徒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吃人，原为生存，把它赶跑就是了，武松下手忒重了，有点“防卫过当”之嫌。

    在处理其兄武大郎被害一案上，武松的维权行动倒是真有点“非理性”。因为王婆的“拉皮条”，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奸情败露后，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亲夫，为掩人耳目，又焚尸灭迹。武松为给其兄报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莲，杀了西门庆，并割下二人项上人头，为其兄祭献。为此，武松自己落了个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的结局。这个判决并不重，主要是东平府与阳谷县法下留情。但就武松而言，其兄被害，他的维权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最终闹出数条人命，自己也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呢？在维权活动中，由于武松同志严重缺乏法律意识，没有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而是逞凶斗狠，顿起杀机，以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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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说，听评书，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类刺激、热闹的场面，其实，即使在小说中，这也有一个情节十分曲折的过程。武松并非一介莽汉，而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英雄。他从东京出差返回阳谷，即从种种迹象察觉到其兄之死的诸多疑点，于是不事声张地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查访活动。他走访了直接火化其兄遗体的当事人何九叔，并拿到了武大郎的遗骨与西门庆的贿银，从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谋害的人证与物证；他调查了共同参与武大郎现场捉奸的卖梨小贩乔郓哥，从而得到了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的直接人证。对于这起既有证人，又有证物，案情简单的案子，武松作为阳谷县的都头，他并非不知朝廷的法度，即使义愤填膺，即使铁证如山，他仍然强压怒火而没有任何极端行为，反而按照当时的“正当程序”将状子递到县衙，从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诉程序。也就是说，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确凿证据之时，他始终对于大宋帝国的法律与执法机关寄予了充分的信任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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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I9 z( I' E$ N+ \    岂知阳谷县令与一干县吏却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门庆塞了个脑满肠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这些贪官污吏对于武松的诉状，竟然百般刁难，不予立案，要么以“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的鬼话来搪塞，要么搬出孟子的“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来推托，反而指责武松“不省法度”。古时的中国百姓都是习惯做顺民的，长期的生活历练，使他们形成了“清官情结”，摊着个清官，即是一方百姓暂时的福缘；摊着个昏官，则是一方百姓九世的灾孽。他们不懂民主政治，他们也不懂制度决定，以至于在清末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即使明知冤狱重重，“江南无日月”，也仍然十分虔诚地相信“神州有青天”。武松兄长被人谋害，人证物证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会效应如何呢？当听说武松“告状不准”，在当时的阳谷县，且不说西门庆是如何的弹冠相庆，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气短，就是潘金莲与王婆这样的“破鞋”与“皮条客”都暗自庆幸。

& B& P' e" E: l7 l  l# W; Q5 U    在一个恶棍当道，百姓吞声的社会中，在其背后一定体现为蛇鼠一窝，官黑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正当程序”可走，此时此际，摆在武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辱含垢，要么铤而走险。武松毕竟是武松，他选择了后者。如果有人指责武松维权行动的“非理性”，这也只能是他走投无路，被迫无奈的选择。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没有丧失最后一丝冀望国法公正的信赖与敬畏，在他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并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到衙门自首，甘心情愿接受帝国法律的惩罚，以实现人格的自我救赎。但当他刺配孟州以后，沿途所见，黑恶横行，贪腐遍地，他对社会的希望终于变成失望与绝望，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落草二龙山，并最终到梁山造反的故事。施耐庵的写作，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