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文文学的代表作：《醉义歌》

  作者: 周惠泉

　　从辽代开始的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民族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当时伴随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从而使辽、宋、金、元时期形成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总体格局。但是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辽代文学一直倍受冷落，尤其是辽代的契丹文文学几乎成了文学史家的盲区。辽代的契丹文作家中，寺公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可与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耶律楚材语）的美誉。但是因为民族偏见与文献无征，后来甚至连寺公大师的真实姓名与可靠身份亦难以考知。而寺公大师的契丹文文学方面的代表作《醉义歌》，虽然堪称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珍贵结晶，但是这样一篇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具有示范意义的重要作品，长期以来却绝少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尽管早已失传，所幸今存元代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的汉文译作。为了叙述方便，现将耶律楚材的译诗和所撰诗序一并录于下：
　　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毫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人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有《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庶几形容其万一云。
　　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困眠未足正展转，儿童来报今重阳。吟貌苍苍浑塞色，客怀衮衮皆吾乡。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载空悲伤。
　　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凌晨未盥三两卮，旋酌连斟折栏菊。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愁肠解结千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寰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尊挈}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生平岂无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弃。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犹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泉滨。旋舂新黍爨香饭，一尊浊酒呼予频。欣然命驾匆匆去，漠漠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逦入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瓦杯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携齐唱雅声清，酬酢温语如甘澍。谓予绿鬓犹可需，谢渠黄发勤相谕。随分穷秋摇酒卮，席过篱畔花无数。巨觥深行麓蚀撸闲诗古语玄关开。开怀属酒谢予意，村家不弃来相陪。适遇今年东鄙阜，黍稷馨香栖畎亩。相邀斗酒不浃旬，爱君萧散真良友。我酬一语白丈人，解释羁愁感黄U。请君举盏无言他，与君却唱醉义歌。
　　风云不与世荣别，石火又异人生何。荣利傥来岂苟得，穷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迹名终多。古来此事元如是，毕竟思量何怪此。争如终日且开尊，驾酒乘杯醉乡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乐无形难说似。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无数，呼来掐耳充罚卮。一杯愁思初消铄，两盏迷魂成勿药；尔后连浇三五卮，千愁万恨风蓬落。胸中渐得春气和，腮边不觉衰颜却。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辗空廓。须臾纵辔入无何，自然汝我融真乐。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
　　丈人我语真非真，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语君听否，听则利名何足有？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胡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铭酊忘形迹。
　　这是一首吟唱醉中真义的歌行体长诗。作者的身份虽然已经难以确知，不过从诗序“大师”的称谓推测，大约是一位僧道宗师或著名学者。作者“贤而能文”，“长于歌诗”，诗名“可与苏（轼）、黄（庭坚）并驱争先”。从诗的内容看，作者则是一个遭受排斥而远谪他乡的人。诗的开头八句，叙述重阳佳节的早晨，在本该与亲朋好友置酒高会的情况下，诗人“敛衾默坐”，黯然神伤，内心的寂寞可想而知。次写正在诗人感叹自己幽居独处的时候，“东邻携酒来茅屋”，尽扫诗人孤苦伶仃的愁绪，使酒量不高的诗人不由不开怀畅饮，从而忘记了尘世间的烦恼和不幸。接下来诗人表白平生并非没有志同道合的友人，可惜由于自己天涯沦落而彼此隔绝。幸好“山溪幽隐潜修真”的“南村农丈人”与诗人心灵相通。农丈人“旋舂新黍爨香饭，一尊浊酒呼予频”，于是诗人“欣然命驾”，前去做客。从“穿村迤逦入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瓦杯寒，老母自供山果醋。扶携齐唱雅声清，酬酢温语如甘澍”的生动描绘中，使读者感受到农丈人一家的纯朴好客和温暖可亲。为了开解诗人，农丈人推崇诗人鬓发乌亮、年富力强，意为这是东山再起所需要的；诗人则把安于闲散的农丈人作为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感于农丈人以黄V迟暮之年为自己释怀解愁，诗人宣称“请君举盏无言他，与君却唱醉义歌”，以回答农丈人的殷殷劝慰。诗人认为，荣禄多变，人生如寄，与其追求虚幻的东西，不如寻找醉中的佳趣。“农丈人，千头万绪几时休，举觞酩酊忘形迹”，这就是诗人回答农丈人的解愁良方。
　　诗人醉中的议论，显然受到了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道家“万物一齐”思想的影响。作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主张人应该按人类的自然本性去生活，荣辱、贵贱、福祸、成败等等都是相对的、虚幻的东西。“梦里蝴蝶”典出《庄子・齐物论第二》：“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以指喻指”，亦出《庄子・齐物论第二》：“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诗人据此提出“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这种取消主义的观念，显然与道家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诗人所以会与庄子的人生态度产生强烈共鸣，这并不是偶然的。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3年），名周，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生活年代比孟子稍晚而略早于屈原。庄子曾任蒙地管理漆园的小吏，其后隐居陋巷，困窘中以编草鞋为生。楚威王闻其贤，派人以重金聘其为国相而不就，声称“我宁愿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这种不求闻达、适己任性的人生态度，与寺公大师当时的思想状况十分契合，因而诗人在《醉义歌》中以庄子的哲学观念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就不奇怪了。诗人除了属意于庄子以外，诗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迹名终多”诸句，还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显要人物，即东晋诗人陶潜、唐代诗人李白、东汉大将军梁冀，乃至春秋儒家鼻祖孔子等，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数家珍、运用自如，这一点就一位契丹族诗人而言实属难能可贵，也可以说明历史悠久的汉文化在契丹民族当中的深远影响。
　　当然诗人所汲取的，既有来自汉民族典籍中的思想资料，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出奇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至于诗的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则是“文如其人”的最好体现。它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整合更新、优势互补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可贵的创造。《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如此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为读者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的表达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范例，特别是在契丹文作品传留极少和难以解读的情况下使后人大开眼界。在该诗小序中，译者耶律楚材称汉文译作同契丹文原作对比只能“庶几形容其万一”，其中可能包含自谦的成分，但是契丹文原作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当是毫无疑问的。可见契丹文文学在有辽一代曾经取得颇为可观的发展，《醉义歌》即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由此可知，入金以后金世宗在论及辽朝当时应设契丹文进士科举时，曾经叹服“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金史・选举志》）云云，就是一个有根有据、自然而然的说法和论断了。
　　

　　这里也不能不指出，《醉义歌》所以能够笔意纵横，华实并茂，与翻译者耶律楚材密切相关。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即长髯人，谥文正，为元朝一统天下、巩固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早年仕金为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在南下伐金时召用之，甚受信任。十四年（1219）扈从成吉思汗远征西域，劝戒妄杀；反对成吉思汗近臣鼓吹的“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之论，推行自土地征收的赋税制度；蒙古军队灭金、攻占金都开封时，主张并劝说元太宗窝阔台废除屠城旧例；认为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力主开科取士、振兴文教，将武功转变为文治。耶律楚材不仅是元初的政治家，曾经为相数十年，仕为中书令，还博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元史・耶律楚材传》）尤其值得注意的，他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同上）《醉义歌》的汉文译作，即载于其诗文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诗人译诗，可谓当行本色。特别是耶律楚材并非一般诗人，而是一位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在自己的诗作中自称“我本东丹八叶花”（《赠辽西李郡王》，《湛然居士文集》卷七），意即自己是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据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醉义歌》译于1220年至1222年耶律楚材扈从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按王国维所撰《年谱》称，耶律楚材“在西域所作诗无年月可考者皆此三年作”，其中包括《醉义歌》，而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湛然居士文集》将《醉义歌》系于1222年，乃误。另外，王国维以及《湛然居士文集》点校者称《醉义歌》为耶律氏所“作”亦不准确，当为所“译”――也就是译诗小序所说的“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乃译是歌”。由“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可知，耶律楚材之父、金尚书右丞耶律履曾经翻译过《醉义歌》。由于耶律履早年以通晓契丹大、小字为金朝辟为国史院书写，还以契丹小字翻译过唐史，因而其契丹文水准较高是理所当然的。耶律楚材虽为耶律履之子，但是他三岁丧父，而且在其出生的第二年契丹文在金朝即已废止。不过，契丹语言文字在西辽（1124~1211）时期尚继续使用，并曾经作为官方通用的一种语言文字，因而耶律楚材方能向西辽人学习契丹文字。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醉义歌》一类契丹族作家的契丹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促进了北雄南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总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文学史在辽、宋、金、元时期的新变和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