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怀兴:语言系统论思想的新成果-读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語文建設通訊第91期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观点是索绪尔提出的。索氏构建语言系统论而提出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联想关系和组合关系、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等一系列范畴，在语言学领域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其“联想关系”说反映了索氏理论的心理主义观念，很难不影响其所谓“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之主张的实施，于是丹麦学者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1936年在第四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 建议用“聚合关系”代替“联想关系”。从此，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样一对基本范畴被称为现代语言学的支柱，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 学的基本面貌，同时也制约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但是，这样一对基本范畴，其性质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却是语言系统论者不能回避的问 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不断寻找答案，但直到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¹ 出，才算让我们看到了较为全面的说法。是书在时贤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并指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中，“组 合是现实的，组合通过结构使静态的、备用的单位得以组织起来而进入动态的、交际的使用；聚合则通过系统为组合的现实提供各种可能性。这两种关系将各级各类 成分联系在一起，构成语言网络，带动整个语言体系运转；同时，也推动语言体系发展。在共时平面、历时平面上，所发生的变化都可以借助两种关系来观察、解释”。（详P11-16）又说：“从 语言发展角度看，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带动语言体系运转，并推动语言体系发展的两种重要关系。组合关系是现实的，存在于活的语言中；聚合关系是抽象的，存 在于人的记忆中。一般来说，组合关系是第一性的，首先是组合关系的变化引起了聚合关系的变化；而聚合关系变化之後，反过来也为组合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 择形式。”（P18）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指出：“本书主张立足组合关系的变化，以此为基点来观察聚合关系的变化；进而考察组合和聚合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组合关系的变化会引起某个词的词义、词性变化，同时也会逐渐引起聚合关系的变化，聚合关系的变化又为组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P19）对于上述观点，也许还有人不是完全赞同，但是，由于它充分体现了共时、历时相结合的志趣，大概没有人不承认它是至今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正是《近代汉语介词》的基本理路；全书研究近代汉语介词140个，却完全没有词典的散碎，而浑然一体，俨然一篇大文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理路。

 

对于语言，索绪尔认为必须“集中在某一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因此，索氏强调共时研究而力排历时研究，要求语言学家“必须把产生这一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对于索绪尔的这一主张，历来既有拥护者，也有反对者。我国语言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是一边倒地拥护索绪尔的共时论，很少有反对者，偶有反对者则必遭批判。²  直到1997年8月，中国语言学会第九次年会在南昌召开，其议题之一是讨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问题，有人就汉语研究的状况而呼吁加强历时研究。自那以後，我们的汉语研究才慢慢挣脱了索绪尔共时论的束缚。也有学者从布拉格学派的 研究及主张受到启发，认为不管从共时角度看，还是从历时角度看，语言都是一个系统，而研究语言必须采取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新声既出，影响广被，汉语 语言学从此得到解放。到本世纪，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汉语已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为，有分量的著作日见其多，但比较而言，马贝加的 《近代汉语介词》是佼佼者。是书不仅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思想来解释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见上文），以此统帅全书，显现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增强 了全书的系统性，而且把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于每一个介词的研究，从而提高了论证的严密性与结论的可靠性。下面以其介词与动词的区别为例，略作说 明。

汉 语中的单音节介词一般由动词演变而来。一个动词什么时候变成了介词，却不是共时论者能够说清楚的。如一些语法书里总爱说能加动态助词着、了、过的是动词， 否则是介词，又说顺着、为着、朝着、凭着、沿着、照着、按着、为了等是介词。其实，这样说存在着离开历时研究无法解释的矛盾。同时，它们又说可以重叠者是 动词，否则是介词；能作谓语中心或能单独回答问题者是动词，否则是介词。这其实是误蹈“以类定品，离类无品”的覆辙。有鉴于此，《近代汉语介词》另辟蹊径，于引言中（P3-9）立专节解决这一疑难问题，其所用词之今昔义素比较分析法、语义结构比较分析法和次类内部比较法等 都是以坚实的历时研究为基础而实施的。这三大方法在历史观点主导下又成系统，书中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动词因义素变化而成介词是在特定历史时 期完成的，是在变化了的语义结构中展现出来的，是在与同次类成员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这样水到渠成而下结论，结论既下，则板上钉钉。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是 书处处体现着语言系统论思想，如不仅其所用各辨识方法、标准相互联系，成一系统，而且每一方法、标准自身亦是在系统论思想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具体实施起来 也同样展示出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从而印证了语言既是一个共时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历时系统的思想观点。如（P8）讲次类比较法：“就是通过观察、分析某一个次类的成员在某一历史阶段上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後来又发生哪些变化，变化之後又各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否显示了词的本质变化等等问题，从而确认一个词在某一历史平面上的词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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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介词》之语言系统论思想在其结构上表现尤为突出。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言。又分六节。第一节介绍本书选题目的及研究范围，就是要“全面地、系统地论述汉语介词形成过程及其原因”，说明全书以近代汉语为枢纽，将古今介词一线贯通，上溯下伸，探讨汉语介词的发展轨迹。第二节介绍各历史时期汉语介词概况，说明先秦、两汉时期汉语介词数量少，兼职多，魏晋至唐七八百年间数量增多，分工趋细，此後汉语介词一直保持了这样的发展势头，至十八世纪形成现代汉语介词系统。在以上考察论述的基础上，第三节介绍书中如何通过对汉语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确立区分动词和介词的标准，说明全书研究每一个介词所立定的章法。第四节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考察了汉语介词的来源，从而纠正了语法学界在汉语介词来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第五节是对第四节的深化研究，坚持以共时、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汉语介词范畴发展的原因。第六节展 望汉语介词发展趋势，话不多，也颇有见地。总的说来，未读本论各章，只读“引言”，读者可以看到它为全书研究亮出了“门户”；读过後面本论各章节，可知它 就是全书的理论概括。特别经它重新诠释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及其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大大完善了语言系统论思想，而且统帅全书研究，使这篇27万字的大文章表现出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共时、历时相结合的思想不再是一种原则，而是作者得心应手的武器，施之于每一个介词的考察与研究，从而为这篇大文章所遵循的语言系统论思想展示了强有力的客观现实性。

是书本论分五章， 分别考察表示处所、时间、对象、方式和原因、范围的介词。五章所述介词，尽可能以其先後为序，所以五章的安排也尽可能地体现汉语介词的历史发展轨迹。其各 章又遵循这一原则分节叙述次类聚介词，如把表处所的介词分为表始发处、所在处、终到处、临近处、方向、经由、沿途等七类，历史地考察各类中每一个介词的产 生及变化，描写其共性与个性，并探讨各成员间的联系，揭示各小类的系统性，以及小类与小类之间的联系，从而展示大类的系统性，展示近代汉语介词的系统性及 发展的规律性。读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再读到这样的著作，而久不可得！

本文写成後久未投稿，是因为我一直怀疑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我在“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2003）会议论文《语言观更新是21世纪汉语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对索氏“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提出质疑，後来把这部分抽出，题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疑议》发表。现在看来，《疑议》第一、三两部分还靠得住，第二部分说索绪尔“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说在实践中行不通未免绝对了些。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照索氏本来的意思行不通，但经後人改造，特别像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重新诠释其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两个基本范畴，如果小心翼翼地施之于语言本体研究，像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那样，是可行的。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的问世，不仅为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完善了语言系统论，从而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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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怀兴先生，宁波市 宁波大学文学院。

1.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2. 如1993年 有人发表《研究现代汉语也需要有历史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上形成的事物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而不可臆断史事，同理，辨认双音词语素构成也必须坚持历史观 点，看它在造词之初是怎样构成的，是否曾发生结构变化，就有人祭起索绪尔共时论“法宝”，用替换法一比划，就算把论敌批倒了。後来《摆正共时研究与历时研 究的关系，把现代汉语研究深入下去》（1995）、《再论研究现代汉语也需要有历史观点》（1996）出，仍有人坚持共时论而予以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