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坤:章太炎先生及其《国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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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坤:章太炎先生及其《国学讲演录》

    先生姓章，原讳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嗣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名讳以号行，世人称之为“太炎先生”，自 称则曰“炳麟”。祖籍浙江余杭（今属杭州市），生于 1869 年，卒于 1936 年，享春秋六十有八。先生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

先生的这几种身份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革命家和学者，并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先生幼年即受家学熏陶（七至十六岁先后受外祖父、父亲、长兄的训诲）， 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且因应童子试时发病而得以不 再为科举考试作八股文耗费时间与精力， 从而专心学业， 打下了雄厚的学术根基。

他先后用了三年时间，通读了《学海堂经解》和《南菁书院经解》共两千八百余 卷。弱冠至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名儒曲园俞樾 师从名儒曲园俞樾，前后学习达八年。他遍读经 师从名儒曲园俞樾 史子集，尤其留意于明清之际学者的著述。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一 一 姓兴亡轻，民族盛衰重”的见解，对他启发很深，且影响了一生，从而成为他作 姓兴亡轻，民族盛衰重 为革命家、思想家的思想行为的一条主线；加之，听了、读了清代多起文字狱大 案资料，更强化了他辨“华夏、夷狄”的传统士子的意识。先生幼年及青少年时 期刻苦读书、研习经典这一番“扎硬寨、打死仗”的功夫，使他成为十九至二十 世纪的思想家、学术伟人。而先生壮年，正值国势衰颓、列强肆虐、清廷腐朽、 民生维艰时期。其时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译作不断涌现，先生广泛 地涉猎了这些译作， 尤其是近代德国哲学。

为了钻研佛教经典， 他还通晓了梵文。 在救国图存的潮流中，先生视界广阔，起点高远。所以当他得知孙中山蓄志推翻 清廷时，立即引起共鸣。1896 年底，他不听老师俞樾的劝阻，离开了诂经精舍， 到上海汪康年任经理的《时务报》担任笔政，投身维新运动。从此，开始了他近 三十年艰辛而曲折的革命家的生涯。先生个性极强，从投入维新运动之日起，一 旦发现对方的主张、思想与己不合，便毫不含糊地与之分手。其时，先生虽赞成 “维新”变法，但反对康有为的“神道设教”——康氏把孔学宗教化， 康氏把孔学宗教化， 康氏把孔学宗教化 而康梁门 徒又把康氏教主化，谀称之为“圣人”徒又把康氏教主化，谀称之为“圣人”。

先生直攻其妄，招致康梁门徒的围殴， 因此愤而离沪返杭，开始撰写驳康氏名作《新学伪经考》的论文。只是出于顾全

当时政局的大势，才听从了同乡著名《周礼》专家孙诒让的劝告而中断了写作。 但这并不表明先生与“新孔学”的妥协，相反，从此先生与康梁“改良派”在政 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坚决推翻满清的革命道路。 在此期间， 先生组织“兴浙会” 与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并出任主笔。此后，先生不仅研读西方学说， 且自己译过西作。

“百日维新”失败后， “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先生以曾任 《昌 言报》主笔故，被清廷列名通缉而避走台湾，出任《台湾日日新报》特约撰述。

次年的五月，先生东游日本，首次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当年七月返国后，由沪转 浙。因宣传革命，1900 年至次年底，先生多次被清廷指名追捕。1902 年初，再 度赴日避难，与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四月，潜回乡里。1903 年，应蔡元 培邀请，赴沪至爱国学社任教职，且经常发表演说，鼓吹革命。期间，结识了因在日剪掉湖北留日学监辫子而被迫秘密回国的邹容，随即与邹容、张继、章士钊 与邹容、 与邹容 张继、一起结为兄弟。不久后，先生写定并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石破天 一起结为兄弟 惊地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且在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中 称《革命军》 为“义师先声”， 是震撼世界的“雷霆之声”。

因而清廷恨之入骨，勾结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先生与邹容，悍然判处先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作苦工。这就是上个世纪初轰动中外的“苏报案”。尔后邹容瘐死狱中，先生则在监禁期满出狱后，由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使者陪同，再次赴日，并在日本由孙 中山主盟参加了同盟会，接任《民报》总编辑和发行人。先生与黄兴一文一武，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同时，他还建立了国学振起社，讲演国学，前后演讲五 年，至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东京时，始中断讲业。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声闻遐迩，并在许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黄侃（字季刚）与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 以及钱夏（字季中，后更名为玄同，又自称疑古玄同）、许寿裳（字季芾）、朱希祖（字逖先）、龚宝诠（字未生）等人，就是这段时期登章先生之门而入其室 的。

辛亥革命前后，先生忽光复会，忽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分分合合，个中是非与缘由，难以备述。但他们还是合时多而分时少。民国元年（1912），先生出 任孙中山总统府的枢密顾问。民国三年（1914），在北京大闹袁氏总统府。民国四年（1915），反对袁世凯称帝，曾在被袁氏软禁之室大书“速死”二字高悬于 壁，以示决不与帝制共存。其时先生长女随侍在侧，忧其父为袁氏软禁而自缢，先生以绝食方式，以生命与袁氏抗争。在此期间，先生收了日后亦有大名的吴承 仕（字简斋）为弟子。民国六年（1917），先生反对“辫帅”张勋复辟，参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战争”，并出任孙中山大元帅的秘书长。1919 年后，先 生反对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妥协议和而主张联省自治。

民国十一年 （1922）春夏之间， 先生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 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四年 （1925） 三月逝世，先生写了 38 字挽联哀悼之，比孙先生为孙权，赞誉其光复之功。尔后两个多月，发生了“五卅”运动，先生发通电，要求收回租界。同时反对冯玉 祥联俄，主张打倒“赤化”，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反“赤化”矛头也是针对蒋介石）。这些是先生严辨“夷夏”的必然行动。但先生应军阀孙传芳之邀，就任 修订礼制会会长，行“投壶”礼一事，别说世人不理解，即使他的门弟子们也不得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了，于是有两位重复了二十年前先生做过的事： 写了《谢本师》（“谢”者，告别之谓也，引申为绝裂）的文章。其中一位，在编自己集子时，与先生编自己文集时一样，将其删掉了；另一位就是后来当了汉 奸的周作人 周作人。但在其发了《谢本师》十多年后，他被报应似的亦为其学生“谢” 周作人了一回。当他投敌任伪职的消息传出后，魏建功、台静农 魏建功、 魏建功 台静农等周之昔日学生，也写 了同类文字。

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魏建功文集》第五册，就有一篇《对 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的宏文。三代学人“谢本师”，说来是近代学术 史上的一段掌故，却折射着当事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与人生追求。 不过， 第一位被“谢”的俞曲园（樾）先生，最多是思想陈旧的遗民意识而已；第二位被“谢”的章先生除了好古太甚而外，似乎也说不上别的什么罪名，顶多不过是 “食古不化”罢了；第三位被“谢”的周作人，却失去了民族大节，被“谢”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1927 年“四?一二”后，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以“第一名学阀” 名义通缉先生。1928年底，先生抨击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攫夺国民的政权，应予 以讨伐。 上海市再次要求按“惩戒反革命条例”对先生予以通缉。 1931 年， “九 ?一八”事变，

先生对蒋介石、 张学良拱手将东北让日本占领很不满。 1932 年“一 ?二八”淞沪战争，先生与熊希龄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要求国民党各派系，或联合全民总动员以收复失地，或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 府。1932 年 2 月 20 日，先生仓促避兵离沪赴北平，5 月 23日由平返沪，期间先 后在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平民大学等院校演讲代议制及国学问题。

    先生操吴方言，故在平的几次讲演，均由先生入室弟子、其时亦避兵祸在平的黄侃代为“重宣”（即以“官话”重复之）一过。在平数月，先生的门弟子黄侃、 吴承仕、刘文典、沈兼士、钱玄同等人经常趋问、随侍，其再传弟子魏建功、陆宗达，亦由各自的老师引见。期间，先生会见了政要张学良、熊希龄，学人陈垣、 杨树达、徐悲鸿等人，议政论学，未尝或停。由平返沪途中，经山东而至青岛讲 学。返沪次年，与马相伯联合发表宣言，痛斥日本炮制伪满洲国；先生批评国民 政府勇于私斗、祛于公争，置外敌入侵于不顾，以“剿共”为名，实系慈禧“宁 赠友邦，勿与家奴”之翻版； 他支持冯玉祥抗战。

是年一月， 国学会在苏州成立。 先生曾两次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学，并于 1934 年秋移居苏州。不久，就发起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正式收录学员，且先开了九期星期讲演会；尔后， 又移挪国民党中央党部所赠医疗费一万大洋作为讲习会经费，增设校舍。说起这笔经费，倒也可使世人看到先生慧黠的一面。1935 年 3 月 16 日黄侃得先生电云 “鼻衄”发作，隔日黄以先生电示丁惟汾（字鼎丞，早期同盟会员，民国后国民党政要），28 日丁告黄受蒋介石命赠先生一万元疗疾，然怕被拒难堪，请季刚 同往致送。待季刚与丁惟汾 3 月 29 日赴苏州章府面见先生后，始知先生是“无病称病”。

先生写《谢中央党部信》时认为“万元”字样浅率，与季刚斟酌用词 时，季刚建议用“甫田之数”（按：《诗经?小雅?甫田》中有“岁取十千”语，“十千”即一万也）。办讲习会的同时，还创办了《制言》半月刊。次年冬，北 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先生以为“但问今日之主张何如”，而不必论其平素加“共产”头衔以武力制止。次年 6 月初，先生病笃，草遗嘱云：“设有异族 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1936 年 6 月 14 日，先生遽归道山。先生生前屡遭非议，而身后极尽哀荣——国民政府为之发布国葬令。先生的两位及门弟 子钱玄同、鲁迅对先生一生作了合乎实际的评价。

钱玄同为先生作了两副挽联， 其中一副 114字的挽联云：“缵苍水（张煌言）、宁人（顾炎武）、太冲（黄宗 羲）、姜斋（王夫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绩，铸铜立像；萃庄 生（庄周）、荀卿、子长（司马迁）、叔重（许慎）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 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鲁迅则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 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先生逝世后战事不断，灵柩一直暂厝于苏州邸 宅之中，直至 1955 年，始据先生遗愿，迁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之张苍水（先生 之乡先贤张煌言， 浙江鄞县人， 南明大臣， 抗清兵败后居家被害） 墓的东南。

“十 年动乱”的 1966 年秋天，被掘墓暴尸。1981 年，先生墓得以重新修复。综观作为革命家的先生一生，不是毫无瑕疵的，但却是光彩动人的。苍鹰有 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苍鹰那么高。先生的“瑕疵”，其实是由先生的独立特行而产生的，先生被人恶谥为“疯子”，亦由于此。上文说过，先生年轻 时即重“夷夏”之辨，直斥光绪为“小丑”也好，反对“联俄”也好，痛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也好，叮嘱子孙“毋食异族官禄”也好，无一不是坚持民族大 义。 先生于此生死不渝， 老而弥坚。 可以说这是先生一生思想、行为的一条主线，一个耀眼夺目的亮点。先生的弟子如钱玄同、季刚先生、挚友王伯沆（名瀣）等 人均发扬了先生这一渊源有自的爱国主义精神。

因患高血压症不能随校西迁而滞 留北平的钱玄同，日本人欲拉之下水，敲开钱府大门送柬帖，钱先生对来人说： 这儿没有钱某人，随即关上大门。他带信给南方友朋，掷地有声地说：“钱玄同决不做汉奸！”王伯沆先生逝世于南京，遗嘱灵柩不得出寓所，就地停埋在南京 门东之石坝街宅内（中华门附近，近年已辟为纪念馆）——即使亡故也不愿出门碰到“膏药旗”也。他们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精神，彪炳青史，光耀后代。 作为思想家、学者的先生，如上文所说，也是顶尖级的，可同样也不是毫无 瑕疵的。

这就是先生好古太甚。 比如先生以易造赝品而不信“乌龟壳” （甲骨文） ， 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而笃信《说文》 。先生以为文字须师师相授、口耳相传才 能认识，如中断千百年后则无从明音知义，如断然云失传文字为甲为乙，不啻扣 盘烛；欧阳修强求金文家随便定不识之金文为某字，反证了先生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甲骨文发现史逾百年，骨片约十五万，形体四千余，已考释者 1500 多 字，得到公认的不足 1000 字。但先生以为绝对不可信则有失偏颇，为世人诟病。

先生为其女公子取名的用字上，也可见其好古之一斑。其长女曰“”即“丽尔” 之丽，意为明亮；次女曰“”，即连缀之缀，但读ｚｈｕó（拙） ；季女曰“”，即后世展布之展。又如先生多次修订、出版，后来易名为《检论》的《书》 ，其 书名中的“”字，别说一般人，就是如今大学中文系的衮衮教授诸公，有几个人能脱口就读出其音、说出其义的？章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这些形迹，也同样贯穿一 条主线， 即：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 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是其历史 （包括语言文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先生认为，“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却未有“国学 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先生的论断，确为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历史所证明。后来日本侵占我东北、台湾之后，强制中国儿童从入小学时起，即学“阿、依、乌、 爱、哦”（日语字母发音——此谓日本侵略者意图摧毁中国固有文化与历史，而以其文化侵略配合军事侵占奴化我中华民族） ，则是先生此论断的反证。台湾光 复之后，魏建功先生受命赴台推广“国语”（今谓之普通话） ，则是为了清除日本殖民奴化的影响、培植恢复中华文化的根基。台湾地区“国语”之纯正，正是 魏建功先生及其同仁当年留下的遗泽。同文同种的观念，如今使“****”不得人心，为国家的最终和平统一，扫清了障碍。也正因为民族文化关乎一个民族的子 孙万代的前途，所以先生一生，用于文化上的精力与时间，与他的同代人然而较其年轻的陈独秀一样，并不比用于革命方面少。先生一生著述等身，政治、哲学 方面的论文，多次结集，先编为《书》 ，以后反复修订、增补印行多次，易名为 《检论》 。语言文字学著作尤多，且传世之后均为经典。比如《文始》《小学答 、 问》《新方言》《国故论衡》  （上卷）《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等等。先生自离 、 开诂经精舍后，除了从事革命运动之外，就是办报、讲学，足迹遍布国内外。江 苏各地自不用说，北平、青岛、武汉、长沙、重庆乃至日本东京，均设过讲坛。

讲学规模以东京为最大，时间亦最久。其时在日本的留学生逾万，争趋先生住处 请业。先生讲学东京时学子云集，黄侃随众趋谒，在其壁上大书四语：“我若仲 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语见《后汉书?隐逸传?戴良 传》 ）季刚以为先生难以接近而一度无意复往。后先生见其文奇之，主动约见， 季刚始执贽拜入先生门下。其次便是先生在苏州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直至归 道山后而未止（与夫子相濡以沫的汤国梨先生将讲习会迁沪续办） 。其著作身前问世的即有《章氏丛书》 （1915 年、1919 年、1924 年三次出版） 、于 1933 年出 版的 《章氏丛书续编》 由钱玄同先生用漂亮的章草书写影刻。

《丛书》 《续编》 与 遗珠实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筹谋出版《章太炎全集》 ，从 1982 年陆续出 书，至 1999年，出版了七册，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章先生文集。章太炎先生以国学为讲题的演讲， 也有很多次。 重要的几次是： 1906 年在日本建立“国学振起社”，前后讲学五年余，至武昌起义始停讲。在此期间，讲授了《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说文》、《尔雅》、《庄子》、《楚辞》等专题。1913 年，在北平人身自由受到袁世凯的限制，于共和党本部主讲经学、史学、小学、玄学。先生受软禁后绝食，袁氏怕干众怒，允吴承仕（简斋）入先生之门受业。有《菿汉微言》传世。1922年应江苏教育会之邀，讲了《国学大概》等专题，也有记录本传世。在苏州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以先生次年即归道山，时间较短，可却是最重要的一次。讲习会创办了《制言》半月刊，先生的再传弟子徐复（汉生）协助事务。该刊发表了与讲习会相关的很多文章，章先生的讲演稿，由其再传门人王乘六、诸祖耿记录，孙世扬校订，于《制言》发表。今传世之《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均为此次讲 习会的记录刊本， 是历次讲习会最系统、 最全面的讲本， 所讲内容，为章先生晚年成熟之论。 《说文解字?序》也在《制言》半月刊上发表。然战事不断，十大几年的社会沧桑巨变，加 以出版时印数较少，故海内外难求是本；1963 年先生钟爱的再传弟子石禅潘重规（其名即 为先生所改）教授，听从友人之劝告，为免散佚并广流传，于香港寰球文化服务社将前五种结集出版，名曰《国学略说》。以山河尚未一统故，是本亦未能在内地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教学的需要，南京大学中文系编一套参考资料，我应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之约，与程会昌（千帆）先生合作，据讲习会单行原刊本，重校了前五种，定名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由程会昌先生题签，内部铅印数逾越千册，在宁流行颇广。然纸质、印刷均不精、豕鲁鱼亥多有；衍讹脱倒间亦有之。还有几处误点失校，但业内使用尚无大碍。2008 年 3 月，凤凰出版社拟出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约我点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我答应了。 原因无他，一则纠正铅印本的讹误；二则，借此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给读者。

下面概括地谈谈《讲演录》各讲的内容。领略其精髓，自应认真研读章先生的文本。

首先讲《小学略说》。“小学”这个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但含义与近代区别 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初等教育的“小学”不同， 虽然内容与启蒙教育机构有关， 所谓“古 者八岁入小学”是也；可其内涵却主要是指儿童所受的教育内容，即“六书、九数”，重点为“六书”，也就是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故传统上，一说“小学”，学界 一致没有歧义地理解为语言文字学。狭义的“国学”，也是指“小学”及其所附庸的“经学”。它原本就是为经学服务的工具，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语言文字学，是太炎先生的一大 贡献，尽管先生仍旧娴熟地以之解经。

在此讲中，先生分别阐述了“小学”三方面的内容。文字一项讲了”六书”，强调六书 均关造字。 先生认为六书是文字出现后人们归纳的造字条例，而非文字产生前预先制定的造 字原则。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关乎个体；转注、假借关乎文字的关联。有转注而能济文字不敷用之穷不必另造新字；有假借而能通方国之音，知字虽不同而义却一。两者均通过字音起作用，但方向却相反，起文字繁杀（增多、减少）的调节作用。先生特别指出不要把 写别（白）字与六书中的“假借”混为一谈。先生于“六书”均有独到的阐释，如言会意“信”字云：人言必须诚信，否则与鸡鸣、 犬吠无异；言“武”云，止戈为武不是停止用兵，而是戢兵除暴，否则有不抵抗主义的嫌疑；又说“止”为步之省、“戈”为“伐”之省，步伐整齐森严，斯为武矣。胜义纷披，令人目不暇给。音韵这一项，除了介绍一些基本知识而 外，特别强调地有南北、时有古今、字有变异、音有转移的道理。论述了《广韵》为明古今音的阶梯。先生继承乾嘉诸儒，完善了“阴阳对转”（有鼻音ｎ、ｎｇ的字为阳声字，无之则为阴声）的学说。阴阳对转现象，文献中、口语中，在在多有。如“喀喇、劈啪”对转为“康啷、乒乓”（均状声响，意义无别，阴阳收声不同）；苤蓝（学名“球茎甘蓝”，一种常见蔬菜名），百姓恒称为苤ｌɑ（无恰当的字书之，姑录其音）；“马何罗”之改为“莽何罗”，其理亦同。“反切”注音源于双声叠韵，非学梵语拼音之法也。欲得准确音读，必须明古今音变，且须知其“法门”（即反切规则）。而于训诂，先生特重《尔雅》，云：“学者有意治经，不可不明故训，则《尔雅》尚已。”“《尔雅》者，釐正故训、纲维群籍之书也。”“以《尔雅》释经，最是《诗》、《书》。”“古文《尚书》，读应《尔雅》。”章先生认为，尽管有学者认为《尔雅》是抄撮故训而成书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尔雅》成书极早。张揖以为是周公所作，“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尔雅》 成书之后，代有增益，但它故训渊薮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欲明故训，离不开《尔雅》。

小学含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音韵为枢纽。不通音韵，不足与言训诂；不通训诂， 不足与言文字。治小学当熔形音义于一炉，三者一以贯之，斯为得矣。其次，讲《经学略说》。 “经”古代训诂家多训为“常”；常见的事物往往重要，比如空气、日光、水分，谁也离不开，从而说明“经”的重要。其实，这是儒家经学产生之后训诂家的说法。最初，儒家典籍并不叫做“经”。比如，《易》（又称《周易》）、《书》（又称《尚书》）、《诗》（又称《诗三百》）、《仪礼》、《春秋》，都没有冠以“经”字；书中单篇内冠“经”字的有《墨子》《经上》与《经下》，文内冠以“经”的有《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其意义盖为后世的目录或内容提要。根据古代书籍制作的质料与形制、装帧情况，章先生认为“经”的含意犹如后世说“线装书”。此为确论。为了舆论一律、钳制思想如同秦 始皇主张“以吏为师”一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易》、 《书》、《诗》、 《仪礼》、《春秋》都尊之为“经”了。同时诱之以利禄，设立“五经博士”（“博士”非近代学衔，而是官职），通一经即可博得功名。自此，士子皓首穷经，不给皇上找麻烦，而 “入吾彀中”（唐太宗李世民语）。入“经”的部头则不断增多——由“五经”而“七经”而“九经”，到了宋代始定型为“十三经”。它们是《周易》、《尚书》、《毛诗》、“三 礼”（《周礼》、 《仪礼》、 《礼记》）、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 《梁传》）、 《尔雅》、《孝经》、《论语》和《孟子》。因“经”地位尊崇，各家各派纷纷抢此桂冠以名自己宗派的典籍：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佛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庄子》称为南华经，医学书有《黄帝内经》。但总的说来，儒家经典在整个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居于最尊崇的 地位，经学成为显学并与封建社会相终始。

经学产生于汉代，从一开始就有“今古文”派别区分。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阿房宫， 大量典籍毁灭、 散佚。 而秦汉之际是汉字形体发生巨变的时期：

汉字由籀篆而隶草（章草）。 秦火之余保存下来用籀篆书写的是为“古文”， 而由经师口述用汉代文字记录下来的典籍为“今文”。今古文经不仅在文本上不同，于经义解释也大不一样。今文经师强调“微言大 义”，于字里行间找出孔子为后世君王治国平天下预设的理论，甚至制造谶纬妖言，为刘氏皇权“天命神授”张本。古文经师则强调文字训诂，实事求是，探求经典文献的真谛，同样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西汉直至东汉初，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着统治地位；至东汉中期，古文经学才逐渐取代了今文经学。不过今文经学并未式微，它与古文经学始终此消彼长，直至封 建社会灭亡。汉代今文经学大师是董仲舒，古文经学大师是刘歆、贾逵、马融和郑玄。康有 为是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 而章太炎是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

经学是与封建社会相终始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帝逊位后，除康有为、章太炎之外再也无“大师。” 经文比较简要，但也没有简要到如同《辞源》“十三经”条（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一 版， 合订本页 218） 所说的那样少： 十三经总字数为“147560” （该辞条云系据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八。检阅《日知录》的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条，无一字言及十三经的总字数。

这么一部权威的辞书，也信口开河，怎不令人齿冷！）仅韩愈所称道的“左氏浮夸”一经， 就近 200000 字。 据黄季刚先生引郑畊老、 欧阳修两家统计（两家稍有出入） 总字数为 636500 有余，与《辞源》所说相差近 500000 字。话说回来，十三部经书不过六十余万字，不能说不简要，因为简要，故解释的空间大，于是有笺、传、注、学、集解；叠床架屋又有正义、注疏（给注作注）。可谓汗牛充栋，繁琐之极。有儒生释“尧典”二字，居然用了十多万字。 这种学术能不衰亡吗？经学中最黑暗的部分是程 （颐、 颢） （熹） 朱 的理学， 他们以“天理” 灭“人欲”，明清科举考试均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原因就是其学说特投封建统治者口味。欲知各经的具体内容，除十三经文本外，亦可参看《十三经概论》之类的书籍。 再次，讲《史学略说》。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春秋》自不用说，《尚书》是政令训诂，自然是史料；“礼”（汉代指《仪礼》）是规范行为的，涉及历代文化典章制度，自然与“史”相关；《诗》虽说是吟咏性情，但关乎世风民情、反映政治兴衰得失，且 有史料，与史也关系密切；《易》主卜筮，上古迷信，政治大事、决疑问难，均要求卜问卦， 卜辞作为史料，历来无异议；乐经久佚，于史之关联如何，不必强为之说，不过不能说于史无关，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经”虽与史有关，但它本身毕竟还不是史。 章先生在此讲中，以史籍分类为切入口，纵论中国历史长河的各种史籍、史料、史实、史迹，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章制度。分析了史学家的史德、史识、史才，比较了同类史籍的优劣。史籍分类，由于数量浩繁，品种众多，难有一定之规；且代有增损，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章先生以《隋书?经籍志》分史籍为十三类，作为权宜的标准展开论述，只是相对方便而已，并不表示章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分类尽善尽美。章先生强调，史事可疑者自是不少，但不可无故怀疑，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中国是个 历史悠久并且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 秉笔直书的史官很不少，如耳熟能详的齐之太史三兄弟、 董狐、司马迁等；可谀词媚主、为尊者、长者、贤者讳从而粉饰太平的却更多，两千多年来史书之编撰的话语权，掌握在皇帝手上，读史自应分辨史料真伪（泛而言之，读任何书均要辨伪）。从古至今，秽史实不少见。无征不信是一方面，不无故怀疑是另一方面，两者相辅 相成，要允执其中。 又次，讲《诸子略说》。

“子”，古代对于有学识人的敬称。“诸”者，多之谓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化极 其剧烈（姑不论其变化性质），“士”阶层（知识分子）极其活跃，纷纷登上政治舞台，鼓吹自己的主张， 形成各种派别。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 章先生从 《庄子?天下篇》 、《淮南子?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区分诸子由流派入手，总论九流十派的要旨及各派源流；然后详述各派（儒家、道家、墨家、 法家、 名家）的思想、主张与别的门派异同。此讲的核心实际上是讲中国的思想史（哲学的、 政治的、伦理的）。章先生《讲演录》各讲的内容时有交叉，盖因我国古代文史哲之区分，疆界不甚严也。如《史记》是文学还是史学？《庄子》是哲学还是文学？都可以。《经学略说》一讲几乎全是讲的儒家。这一讲也要讲儒家，角度不同；前者重点讲其典籍，后者重点 讲其人物。 儒家出于司徒， 孔子前有周公、 晏子。 儒家特点是重人间世，“子不语怪力乱神” 是也。此讲还以较多篇幅辨析了孟荀的性善性恶论，后世儒者对此的承袭，且以佛学加以比 较。道家先述老子，重点抉发其要义是人君驾驭群臣的权术，所谓“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将欲夺之，必先与之”是也。讲老子特别强调了道士与老子无关，而与法家关系密切。次讲庄子，逐篇分析了《内篇》内容。法家出于老子，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同传，而将商鞅单独别为之传，是其卓识。法家偏重于法的是商鞅，其着眼点在于治民，而不能治大臣；偏重于术的为老子，着眼点是为君主驾驭群臣；其集大成人物为韩非，主张法术势并用。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尚贤、节用、节葬、明鬼非乐，均是为了实现其主旨的办法。

名家出于孔子“正名”一语，为近世逻辑学派的鼻祖，代表人物为荀子、尹文，强调循名责实；而惠施、公孙龙则流入诡辩。至于纵横家、杂家、小说（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家与农家，因有的其学自废（如纵横家在国家统一后无所施其计，流派自亡），有的则因无自己的独特主张（如杂家系集各派所长而成）或本派主张各家亦兼及之（如农家），故章先生不 具论。 最后，讲《文学略说》。

这儿的“文学”，与现在的概念迥异，而与“文章”的内涵大致相当。章先生在此讲中 开宗明义地指出，要谈三个问题：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第一个问题，如果一部前后关联之书，即谓“著作之文”；而独行之文，则指一部书各篇内容互不相干。譬如《春秋》、《周礼》为著作之文，《诗》、《书》则为独行之文。著 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诸子之文亦属此类。

第二个问题，章先生以为骈体与散体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 能使之单。辞尚体要，单、偶由文章内容需要决定。骈散各有所宜，二者本难偏废。第三个问题， 章先生以为周代为文章起源时期， 战国文体大体具备； 六朝时则渐于细密。

章先生以为无论在说理、抒情方面，均以周秦文为高；而叙事则以汉文为上。文章优劣，以气骨为主，而不以骈散划分。国势强、尚武时期则文章气骨健，多散文；国势弱、崇儒尚文 时期则多骈文。后世无秦汉风骨，故说理、抒情、叙事文达不到秦汉文高度，章先生之见如 此。章先生又以为“雅健”为文章入门要诀，明于雅健始可与之言文。

于此三项有关者是文章分类问题。前人于文章分类不尽相同，盖由作者见解不同、一代 有一代之文章（前代有而后代消亡、前代无而后代出现者）、分类有粗有细的结果。章先生以为惟能文之士能论文，否则必是皮傅之论。因而先胪列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类情况，再说依《文赋》为准绳研讨各种文体的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章的特点、源流、各类之间的同异、擅长十类文章某体的作者及其代表作。先生以为，《文赋》语语谛当，如补充以“祭文准诔，传状准史……记惟游记可作”这几条则完善了。先生自信其论文章分类，较姚鼐明 白而收束这一讲。

章先生作古已七十多年，其著述亦在百年前至七十年前，局限、小疵自是难免，善于学 习者，从这位大师书中自可学到别处学不到的知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