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1)

  来源: 北方教育

众所周知，我中华先贤前辈遣词造句力求言简意赅，行文力求流畅洗练，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故而古代汉语中名词以单字为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与之对应之词有“人”、“民”、“族”、“类”、“部”、“种”等若干，而“民族”这一双字词，在古代汉语中的确是难觅踪迹。多年以来，诸多学者试图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处，但遍索经籍典册，却收效甚微。就中国学者而言，欲加深对民族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就必然要涉及到汉语“民族”一词的出处、涵义与用法问题，因此，搞清汉语“民族”一词之由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学者彭英明于汉代学者郑玄之《礼记注疏》中，发现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1）之语。但一览便知，此处“民族”二字虽前后连缀，但并未组成一个名词。与此同时，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专家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取得很多收获。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寻到出处。但终有斩获，他们在中国近代的书刊中，发现多处“民”、“族” 二字连用组成一词之情况，并将其最早出现时间确定为1882年王韬所撰之《洋务在用其所长》。王韬云：“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2）而真正具有当今“民族”含义之出处，当属梁启超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及能言之详尽焉”等语。（3）至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民族”之定义，则始于1903年梁启超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德人布伦齐利的民族八大特质翻译引进之时。（4）由于长期搜寻未果，“‘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华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国民族学大家林耀华先生就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是“受日语的影响，日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我国又从日语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民族”词条综合当时的研究成果，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即伯伦知理，笔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6）我国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民族”之词条，其舶来身份似成定论。
至2001年，青年学者茹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茹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7）
茹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
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8）
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 、 “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与江东之汉族无疑。而所谓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改变，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中原华夏族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强调“夷夏之别”（9）；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10），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虽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调和佛道两教之纷争，但实际上却是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抵制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