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能动性研究（2）

  来源: 中国汉学网

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古典解释学理论，他认为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他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品。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进一步认为，人是以其固有的意识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海德格尔认为理解者总是夹裹着自己的前理解参与理解过程。理解过程就是在理解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的不断融合、不断拓展中无限地向前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意义的理解是一件开放的、无限的、永无止境的事业，每一种新视域的形成，预示着理解的突破和创新。伽达默尔则提出了“偏见”的理论。所谓偏见，指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的理解。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带着由“偏见”所构成的特殊视界来理解作者原初视界的文本。自此，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文艺批评界产生了以德里达、福柯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者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创造性再生，译者与作者拥有同等地位，是创作主体。从此，译者不再是仆人或机器，他变成了叛逆者，解放者，改写者，甚至是主人。解构主义者强调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消极模仿，相反，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动的个体。意义不再是确定不变的，它是随着读者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释译。所以，有人高呼“作者死了”，有人则强调译者的解放，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解构主义就是要猛烈抨击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的观念，随着作者死去，读者被赋予了绝对的阐释权。而作为文本第一读者的译者也无需再做俯首帖耳的“仆人”。译者拥有了某种自由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赋予文本意义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极致。
　　
　　三、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制约因素
　　
　　解构主义这种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与元序。试想，如果一千个哈姆雷特变得面目全非，那么翻译的意义又何在。人们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注意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福柯强调“权利话语”的存在，勒菲弗尔提出的“重写”理论，都是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事实上，译者的确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限制他在翻译时发挥能动性。这些限制有来自译者自身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它决定了译者的翻译修养与理解水平；有来自原文本的制约，它限定了译者发挥的框架；有来自读者的制约，它要求译者考虑译本读者的情况；还有来自社会的，比如赞助商等的制约。总之，人们已经能够冷静地思考译者的创造权利，不再盲目地为译者“松绑”。
　　1．译者主观上的制约
　　译者主观上的制约主要是指译者的文化先结构的制约。但说到底，这种主观制约还是来自于客观世界，即社会对个人的不同影响造成了个人主观上的意识的差异。译者的文化先结构包括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民族性格、文化渊源、意识形态等，其中意识形态也涵盖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以及译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等。文化先结构的各个因素间相互交织重叠，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笼罩着译者的思维。这种主观制约和译者主体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个译者都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而正是这种制约成就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如果译者被过“度”制约，则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不尽如人意，出现由于个人素质问题而引起的理解失误、用词不当甚至胡编乱造。
　　2．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
　　制约译者的客观因素包括原文、原作者及译文读者等。
　　首先，译者对原文文本的诠释必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任凭译者天马行空地想像和发挥。既然是“带着镣铐的舞者”，也必须受到“镣铐”的束缚，即译者诠释的最大空间是被限制在原作的框架之内的。这也是个“度”的问题。如果超出了译者主体性能够发挥的最大限度，翻译也就不能称之为翻译，可以说是改写原文。这就会使译作的可信度降低，有时其逻辑性和可理解性也受到影响。翻译已经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是值得研究的一门科学。它对译者的定位即做到“忠实”。如果超越了译者的权限，使之任意发挥，使每部作品都带上译者的观点或与原作内容不相符合的话，又有哪个作者会再相信翻译和译者?老舍的《骆驼祥子》被一位美国译者翻译成英文时，译者就私自篡改原文，结局变成虎妞没有死，两人幸福地生活了，悲剧又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老舍对此很不满意，尽管该译本一经发行，立即成为美国畅销书，老舍依然不承认这是《骆驼祥子》的译本。可见，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可以任意发挥的，一定会受到原文的制约。
　　其次，成功的译者不仅要考虑忠实原文，还要考虑译文接受者。为了使译本为读者所接受，译者会受到来自译文接受者方面的制约。此处译文接受者不仅指译文读者，还包括译入语的文化规范等接受环境。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读者和译入语环境接受译作，这是翻译最重要的环节。为了使译作成功地被译人语文化接受，译者在翻译时会更能动地、有目的地发挥其创造性，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或异化或规划，或直译或意译，很多时候还要占用很大篇幅对译作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说明，使之符合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满足“交流”的需要。当然，译者还要考虑到原作的制约，这就使译者发挥主体性时受到两极的限制，即既要忠实原著，又要符合译入语的文化。
　　由此，翻译之难，翻译之纷繁复杂可见一斑。译者在发挥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虽然译者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可也不能就此认为译者拥有“无上的权力”。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两者兼顾，不能偏废一方。（ 作者：白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