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敲”史话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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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泛指一切以文字为载体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是反复琢磨修改出来的。我在托尔斯泰故居看见过她的手稿，改变分辨不出前后修改过多少次。诗歌尤其是这样。这个的近体诗嘴上的只有二十个字；最多也就五十六个字。如果说字斟句酌主要是针对诗歌而言是恰如其分的。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是一个国学迷。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的语文课本，古文诗词和现代文在数量上差不多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每逢讲心的古文，老师开讲有一个口头禅：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的国学兴趣就是那时候被培养起来的。讲诗词，古人是非常重视练字锻句的。现代诗歌基本上没有这样讲究。说到练字锻句，自然离不开贾岛的《题李凝幽居》诗中高院“推”“敲”的推敲：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故事是说贾岛骑在驴背上，象一个行吟诗人，在琢磨该用哪一个字更好？不期冲撞了时任大尹韩愈出行的“警车卫队”；韩愈赏识她的才学与用功，不仅没有问责，而且还和他一起琢磨交流。韩愈认为“敲”比“推”更好一些。我认为这二个字的取舍在审美层面并没有实质性的高低优劣之分；但是，在选择上也倾向于韩愈。“草径入荒园”，月出鸟归窝，寂静、苍凉、神秘。如果用“推”，依然没有走出这个特定的环境氛围。而如果用“敲”就大不一样了：有声就有动，动静结合，顿生空谷足音的活跃美感；在这首诗饱满的视觉画面中平添了听觉的变化元素，形成一种立体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王国维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莫过如此。
大约800后，有一个大人物不同意韩愈的观点。这个大人物就是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王夫之。他如是说：“‘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熟知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窃以为，王夫之此言差矣！其一，下车伊始。韩愈贾岛关于“推敲”之辩，不正是“即景会心”、“因景因情”的在琢磨取舍吗？其二，贾岛做过几年和尚是有生活积累的。而王夫之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诗中摹写的环境是很具古代寺庙的地理环境特色的。唐代有规定：“令禁僧午后不得出”。换言之，每天日落后，寺庙山门关闭，和尚也不得出去。贾岛这首诗引起一些“绯闻”也是情理中的事儿。其三，贾岛的“或推或敲”也绝非“妄想揣摩”，而是有生活实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再举一例。王安石有一首《船泊瓜州》：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是王安石去瓜州检查工作时，想起自己的“变法”主张结果将会如何而作。瓜州在长江北岸；京口、钟山均在长江南岸。王安石家居钟山。有注家认为第二句“钟山只隔数重山”是之瓜州与钟山而言，我认为不是这样，一个是指钟山与京口只隔数重山而言。诗人在首句中明明白白说了瓜州与京口的大概地理位置和距离；二京口与钟山同在南岸，如果第二句有说瓜州与钟山的地理位置和距离，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王安石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因此，第二句只能是说瓜州京口与钟山“只隔数重山”，同样是遥可相望。当然，这只是诗人的形象思维而已，事实上，站在钟山是不可能看见京口的。
王安石曾经考虑过用“过”“到”“入”等字，总觉不妥。次日，有独立瓜州岸边在思；忽见岸边绿茵漫野，生机盎然；即以“绿”入诗，始得千古佳句“春风又绿江南”。王安石也不是在这里“妄想揣摩”，同样是实实在在的“因景因情”、“即景会心”！前面说过，因为他身在瓜州，想的是京城对特的“变法”是如何执行的？朝廷又被奸小之人弄权，“变法”之推行难矣！“春风”指的是“变法”，“江南岸”指的是朝廷（国家），“绿”指的是“变法”那个得以顺利推行落实。
“推敲”这个词，无非是启迪后学者要坚持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已。“推”与“敲”在这首诗中用哪一个更好倒是其次的了。正是：一字一词看似易，费尽诗人泪和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