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话+固镇话=天津话？

  来源: 合肥晚报

外国明信片中的天津李鸿章祠堂

天津方言和周边地区的语言有明显的不同。既不同于北邻的北京，也不同于环围东西南的冀鲁官话，比杭州方言有别于周边方言还要显得特殊。好像是个“飞来峰”，被称为“天津方言岛”。
天津话发源于固镇说
天津方言的奇怪现象，引起了天津文史工作者的关注。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李世瑜先生根据天津史料，了解到“天津”之名源于明代的第三代帝王明成祖朱棣。朱棣在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去北平渡河经过这儿的津口，称帝后才把这儿称作“天津”。《天津卫志・毛恺德政碑》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于此了解到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以此推测是明初朱棣部署“戍天津者”在这儿居住形成的。朱棣在永乐年间曾多次北征，推测“戍天津者”的将士应该为数不少。
朱棣祖居安徽凤阳，再进而推测其心腹将士或多为皖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世瑜先生专门到安徽和江苏一带考察，在离凤阳不远的固镇发现此地方言与天津话极其相似，推断天津“方言岛”的“母语”来自安徽宿州、固镇一带的皖北平原。
而后，南开大学的马庆株和天津师范大学的谭汝为等教授又来安徽考察，谭教授说，他们列出了天津话中200个典型词汇，超过一半以上在固镇都存在。像饭前吃点小点心叫“垫巴垫巴”，还有像“腻歪”、“大尾(yi)巴鹰”等说法都与天津一致，基本锁定固镇是天津方言的“母地”。有位天津作家也来到固镇，发现固镇和天津一样，称餐饮业为“勤行”、 称油条为“油果子”、管饺子又叫“扁食”，把粥叫做“稀饭”，以排行后加“子”字作为称谓的“子字结构”及 “死面卷子”等。
今年七月，马、谭二位先生偕南开大学的曾晓渝教授等一行再次为天津方言“寻根”来到固镇、蒙城。从新闻媒体所公布的情况看，天津话发源于固镇似乎已成定论。
对天津话发源于固镇说的质疑
1.明代的朱棣受封的是燕王，大本营在北平，天津只是有些戍卫将士。如果说天津话与朱棣有什么关系的话，北京应该首当其冲。而且朱棣称帝后，改北平为北京而为都城。为什么北京方言反倒与朱棣没有什么关系，而唯独天津会受朱棣那么大的影响呢？
2.朱元璋共有子十人，除长子为皇太子、朱棣为四子受藩燕王外，其他八个儿子都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二子为秦王、三子为晋王、五子为吴王、六子为楚王、七子为齐王、八子为潭王、九子为赵王、十子为鲁王，他们和朱棣一样“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都为定制。也就是说，这些诸王都有自己的戍卫将士，为什么其他诸王和戍卫将士，在各地都没有对当地方言有那么大影响，而唯独天津会受朱棣和他的戍卫将士那么大的影响呢？
3. 《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虽说“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但天津戍卫将士的组成并没有史料证明他们都是来自安徽、江苏，更没有史料说明他们来自凤阳或固镇。朱元璋的九个儿子到全国各地所领的戍卫将士，不可能都是安徽乃至凤阳人。所以据朱棣戍卫将士留在天津居住而推测，天津居民祖籍以皖地为多，缺少依据。况且“汪来传”还明确提到明初在天津为家的杂有“闽越吴楚齐梁之民”。说明“戍天津”而“因家焉”的这部分人，纵使全是皖人，也未必能够成就以皖地方言一统天津的局面。
4.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固镇和皖北的中原官话在变化，天津的方言也在变化。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说，明代的朱棣，离今已有六百多年。天津并不是一个闭塞的城市，它是南北交通的要道。纵使天津人都是朱棣在明初所带去的“戍天津”的固镇和皖北说中原官话的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六百年前固镇和皖北说中原官话人的语言。
就是一些交通十分闭塞的山区，除其自身语言会不断发展变化而外，也会受到一些外出人员特别是地位显赫的外出人员所带来的外地语言的影响。因而叫天津固守六百年前固镇和皖北说中原官话人的语言，几乎没有可能。
固镇也不闭塞，和天津处在两个不同的方言环境中，天津会受政治中心北京话较多的影响，而固镇和皖北的人也很容易受到皖地的政治中心合肥话的影响。纵使两地原来都是同一种方言，六百多年的语言变化，不可能使天津方言和一直生活在固镇和皖北的人的语言变化同步。
淮军对天津话的影响
说“天津方言岛”因于朱棣，毋宁说是因于淮军。
1870年李鸿章在出任直隶总督时，调淮军护卫营到天津卫驻防。为方便淮军的亲属来天津卫探亲和祭祀因不服水土而死去的淮军将士，为方便为淮军服务的安徽客商，使他们有聚会、住宿的场所，李鸿章在天津修建了一座“安徽会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据李鸿章的报告及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驻防天津的淮军有数万人。
天津现保存有六位安徽籍高官的祠堂，他们都是淮军将领。
一是周公祠。周公祠有两个，一个是直隶布政使周馥的祠堂。周馥（1837～1921），安徽东至县人，为淮军文员。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历任天津海关道、天津兵备道、直隶按察使等要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另设有天津机器局等。其子周学熙（1866～1947）历任天津道、直隶按察使，财政总长等要职，是清末民初北方财政、实业界的著名代表。另一个是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的祠堂。周盛传（1833～1885），安徽肥西人，李鸿章部淮军“传字营”首领。其兄周盛波，为淮军“盛字营”首领。1871年李鸿章调提督周盛传兄弟率军驻青县马厂，后在芦苇丛生的斥卤之地小站地区垦荒屯田，大兴水利，涤除积卤，种植水稻。今天天津小站地名中的盛字营、传字营、前营、中营、营盘圈、南副营、操场河等，都是周盛传部下的驻地。这个祠堂虽然今已无存，但“周公祠西街”这个名字还在。
二是聂公祠，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祠堂。聂士成（？～1900），安徽合肥北乡岗集人，淮军将领，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为守卫天津而英勇捐躯。
三是张公祠，是直隶总督张树声的祠堂。张树声（1824～1884），安徽肥西人，淮军主要将领之一。曾代李鸿章暂署直隶总督。
四是马公祠，是清天津提督马玉昆的祠堂。马玉昆（？～1908），安徽蒙城人，淮军将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驻守河东陈家沟、小树林一带，率部奋勇抵御。
以研究天津历史著称的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罗澍伟研究员说，由于天津是淮军的大本营，随着大批淮军的到来，当时安徽来天津的人员日渐增多。
据李鸿章的报告及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甲午之战前，戍守天津、不是看守炮台、可以调动的淮军有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于此我们可以想象，两三万的淮军将士，加上他们的家属，加上投奔他们而到天津经商、从事实业的亲朋故旧，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有人说总共有六万多人，估计这个数字未必有什么夸张。我们不知天津当时有多少本地人，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六万多淮军或与淮军有关的人在天津肯定是占绝对优势的。
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办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李鸿章从京城回到家乡合肥，募集乡勇，举办团练，最后发展而为淮军。淮军初建是帮助大清对抗太平天国和捻军。按清制，这些地方兵勇在事平后，都应予遣散。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基本被保留，甚至后来还逐渐发展壮大，这既与清廷感到自己所豢养的官军的战斗力不可与淮军相比有关，也与清廷对李鸿章恪守臣道、忠于清廷的认识以及李鸿章后来在清廷的地位有关。
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太平军、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了大清帝国北自天津，南到上海的江海要地的防守任务。
淮军由组建开始，直到后来的发展壮大，其主要人员都是合肥及合肥周边的肥西、肥东、长丰等地人。天津祠堂祭祀的六位安徽籍高官就有周盛传、周盛波、聂士成、张树声四位，是合肥及合肥周边人。前述戍守天津的卫汝贵、叶志超是合肥人；吴育仁是肥东人。由于李鸿章在晚清的特殊地位和淮军在晚清的影响，京城北京当时流传有这样的话：“会讲合肥话，就把长刀挂。”淮军战士很多人都子承父志，自己年老了，就叫儿子来顶替。
合肥及合肥周边的肥西、肥东、长丰等地说的都是合肥话。而天津是淮军和淮军家属及其亲朋故旧的天下，天津方言受到合肥话巨大影响是必然的事实。
□王光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