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严武“睚眦”考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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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呈是在“睚眦”事件后，经过一段回草堂暂住的思考提出的。写作《到村》时大概已经打定主意要辞幕了，但是立即提出显然不合适，于是他就在心里作了一个计划：“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杜甫的辞职报告自然没有立即获得批准，因此，他在节度使府中过了一段苦闷无聊的日子。终于明白自己入幕府的初衷完全幻灭，“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初冬》）“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
　　《莫相疑行》和《赤霄行》二诗一般认为是杜甫辞幕回草堂后的追叹之作。两首诗明显地是在为同一件事愤愤不平的心情下一气作成的。《莫相疑行》由目前的年老体衰忆起当年文采飞扬的情景，在本该作今昔之叹的地方，他却转向对同僚的不满和告诫：“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作完《莫相疑行》，杜甫大约消掉了对浇薄后辈的愤激之气，冷静一些之后，又反思自己的态度，既为自己大志被人误解感到失望，又对自己前此的激烈情绪作了检讨，作了自我安慰：“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如果说前一首重点在责人，那么后一首的重点则是慰己。责了人又慰了己，这件让他愤慨了许久的事情，就算在杜甫内心作了个了断。论者多认为这两首诗是因同僚少年轻簿侮慢而起，就诗论诗，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诗后透泄出的深切愤激情绪看，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也许我们可以稍作引申：诗中也隐含了对严武的不满。对少年同僚的侮慢，很可能根源于主将（节度使）的态度，严武真正尊敬的长者，当不致于受同僚们的侮慢；既然辞归，少年同僚的不敬，实在用不着那样大动肝火；杨伦说少年同僚的态度是因为严武对杜甫“相待特优”（《杜诗镜铨》“莫相疑行”下），也有讲不通的地方，首先“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既非实职，品位也并不高，只是从六品上，按照“官至五品，皆升士流”（《新唐书•李义府传》）的说法，杜甫此职，未入“士流”，似乎不值得“见忌”；其次，严武荐举杜甫是在杜入幕之初，此后未见有任何荐拔之事，诗酒唱和、生活上予以关照，少年同僚也未必妒忌；实际上，从严武做成都尹时劝杜甫出仕的诗《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中，不难看出严武本人对杜甫以诗赋自负的不以为然。因为对严武的不满很难明白说出，只好借对同僚少年的不满一表内心幽愤。
　　杜甫辞归前后的几首悼亡之作也有助于了解诗人跟严武“睚眦”之后的苦闷心情。这些悼亡诗包括《怀旧》、《哭郑司户、苏少监》、《闻高常侍亡》等，都作于出峡之前。三首诗皆是感情深挚之作，见出杜甫对苏源明、郑虔、高适的怀念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首诗都有一种同样的情绪：友死己孤。《怀旧》的“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哭郑司户、苏少监》的“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存亡不重见，丧乱独前途。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飘零迷哭途，天地日榛芜”；《闻高常侍亡》的“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无不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作这些诗的时候，严武应该还活着。对亡友特别的怀念，有时候不妨理解为对活着的朋友的失望。
　　探索杜、严关系，《哭严仆射归榇》当然是重要的一篇。全诗为：“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把这一首跟悼亡苏源明、郑虔、高适的那三首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杜甫感情的彼厚此薄。虽然末二句也可见出杜甫的哀伤，但到底不免于空泛，欠真切。同时朝廷大臣，高适死了，他痛惜朝廷失人（“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严武死了，无一语及此。我们知道，前此两年多，杜甫送严武由成都尹任上奉召入京时是说过“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的话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可见那时杜甫曾对严武寄予愿望。假如我们再拿这首《哭严仆射归榇》跟他作于不久之后的《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作个比较，也不难得到一个印象：《哭严仆射归榇》实在太像礼节性悼亡之作。悼亡房ｇｕǎｎ＠①的两首诗将悲房与自悲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用情极深、极真，可以跟悼念苏源明、郑虔、高适的那几首相颉颃。单独地看《哭严仆射归榇》，“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二句颇堪玩味。把武母之贤与严武昔日部属的前恭后倨相对比，当然有悲慨人情世态的意思，我们却不妨由此稍加追问：严武母亲一向贤明，贤明在何处？杜甫赞她，会不会跟从前也曾有恩于他（例如，在严武欲杀他时，她的“奔救”）有关？部曲在严武死后的变态正可活画他们在严武生前趋附的嘴脸，这又可以佐证我们幕中此辈的轻侮系效法自严武本人对杜甫的态度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