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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文学网 严武弱冠即以门荫策名，当时任宰相的房ｇｕǎｎ＠①因他是名臣（严挺之）之子，向来爱重，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又有哥舒翰引拔，三十二岁就做到了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作成都尹（上元二年十二月至宝应元年七月，即761-762年）、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二月至永泰元年四月，即764-765年）期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取盐川城，被朝廷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可见严武的确是一个少年得志、仁途通达而且有卓越才略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能，他的经历，使得严武难免会有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旧唐书》本传有如下一段描述：“（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ｇｕǎｎ＠①出为管内刺史，ｇｕǎｎ＠①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倨，见ｇｕǎｎ＠①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这样一个人，虽然诗写得也不错，被杜甫赞为“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骨子里仍是一介武夫本色。杜甫要想在他面前做到不拘谨，在他属下谋事感到舒畅愉快，是不大可能的；要让他对杜甫那样的酒后失礼“不以为忤”，也是很难想象的。章彝是严武旧属，当有同僚共事之谊，“小不副意”就可以“杖杀之”，杜甫当众失礼，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杜甫诗中屡屡地说到礼数，正可以说明杜甫有“伴严如伴虎”的隐衷。“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章乃严氏旧部，诗向解人吟，也颇合情理。
从杜甫一面说，与严武之间固然有着长久的友谊，也有感激之情，严武应召入京，送别之际杜甫甚至也道出了“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的眷念心情。但是拘谨的交往、拘束的生活，跟杜甫的性格是水火难容的。杜甫年青时也是傲岸自负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老杜天性并不“温柔敦厚”。历经坎ｌǎｎ＠③之后，锐气或许减少，生性还是依旧。“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二首》之一），都是明证。离开成都不久，杜甫到了忠州、渝州一带暂住，在一首赠给一位从兄的诗中将自己与比自己大一岁的这位从兄的行为性情作了对比，“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正如杨伦注所指出的，“正自伤其不得任真也”。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杜甫对自己此前追求功名、屈己就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当然包括对在成都入严武幕这一段生活的反思。再说，杜甫自华州弃官后，携家逃难，先是同谷，接着至秦州，后又翻山越水来到了成都。这一段漂泊之旅是杜甫一生最为艰难困苦的，到成都之初，他于浣花溪畔筑草堂而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从容，他很快就产生了“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的想法。虽然偶尔也会想起故国兵马，他乡鼓鼙，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有时候也会因为友人未能及时接济，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但总的来说，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杜甫是满意的。他写了不少记录自己一家富有乐趣的日常生活情景的诗篇，其中《江村》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的“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都充满了人间情味。生活上有“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居处是“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之一），眼见有风竹林泉、清江抱村，杜甫这时期诗作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当为心声流露。所以，严武首次镇蜀就邀杜甫出仕，杜甫百般婉拒，那是很自然的事。严武为成都尹只有半年时间，否则，就很可能像后来他任剑南节度使时那样闹到不愉快的地步，杜、严“睚眦”事件就会提前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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