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4）

  来源: 甲骨文网

注释：

　　[1] 与王懿荣几近同时开始收存殷墟甲骨的尚有天津的王襄、孟定生。据王襄遗作《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在1898年范寿轩即曾在天津与王、孟二人讲过“河南汤阴出骨版，中有文字”，孟氏认为是“古之简策”，促范氏往购。是此年学者中并未有人见过甲骨文。至第二年10月，范氏又来津将售与王懿荣所余骨版售予孟、王二氏。
　　[2] 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3] 《自述古史观书》，收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收入《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陈寿《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
　　[6]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7]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8]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9]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1月版。
　　[10] 胡厚宣：《八十五年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1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12] 见刘一曼等《甲骨文书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
　　[13] 容庚：《殷契卜辞》，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年。
　　[14] 如《甲骨六录》（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1945年）；《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以上来薰阁书店出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甲骨续存》(1955)，以上群联出版社出版。共著录甲骨13814片。
　　[15] 中华书局1989年1月版。
　　[16] 《书品》1990年第1期。
　　[17] 如乙一种中，21703片“贞”字作三足形，前辞作“乙贞”、“庚贞”，应归属另一类卜辞，21907片卜王应归于＠⑨组。丙二中22159至22169诸片，卜祭示癸、大丁、大甲、大庚、中丁等卜辞并不是“非王卜辞”。此外丙二中22301、22312诸片属于李学勤先生所谓“亚卜辞”（《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亦与其它收入丙二中的卜辞不同。
　　[18] 胡厚宣：《90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第3版。
　　[19] 见《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此书著录甲骨1687片，内有较多伪刻品（全部或部分伪刻）。这些甲骨后分售与英、美四家博物院。库、方二氏的甲骨还有一部分转售与柏根(Bergen)，著录于《柏根旧藏甲骨文字》，明义士编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5年版。金璋收藏的甲骨著录于《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美国纽约影印本，1939年。
　　[20] 美、法所藏甲骨见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版）、曹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年版）。
　　[21] 中华书局1985年版。
　　[22] 许进雄编著《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1972年。本书收录了明义士旧藏而现保存于安大略博物馆的甲骨3176片。另外，明义士所编《殷墟卜辞后编》收墨拓2812片，1972年由许进雄编辑，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此原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据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
　　[23] 安大略博物馆保存的怀履光旧藏甲骨已由许进雄编辑著录，见《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影印出版，书中收入怀履光藏品中重要者及其它四家藏品。
　　[24] 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但松丸道雄估计日本所藏甲骨实际只有约8200片。参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25] 孙氏的这部书虽写成于1904年，但直到1913年书稿才被王国维发现，1917年由罗振玉在上海印出，即吉石Q丛书本。
　　[26] 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50年9月版。
　　[27] 后编为《殷墟文字记》，1932年12月北京大学石印本，1981年中华书局手写影印本。
　　[28] 1935年北京大学讲义本，1981年齐鲁书社影印本。
　　[29] 《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0]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31] 载《考古》1961年第2期，笔名“赵佩馨”。
　　[32] 裘氏考释甲骨文字及其它古文字的文章近已编为专集出版，见《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33] 参见崔志远《读甲骨文编札记》（油印本），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安阳。
　　[34]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出版。
　　[35] 明义士的序稿已附在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后发表，载《文物》1981年第5期。
　　[36] 《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37] 1949年董作宾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重新按照他研究卜辞历法、祀典后所总结出来的新、旧派观点，将甲骨卜辞分为四期。第一期是旧派，从盘庚至祖庚三世五王。但武丁前不清楚；第二期是新派，祖甲至康丁，二世二王；第三期是旧派，含武乙、文丁；第四期又是新派，含帝乙、帝辛。这种分期方法是以其新旧派为根据，按照他所归纳出来的新旧派卜辞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确定的。这几方面是：祀典、历法、文字、卜事。
　　[38] 贝ｚｈǒｎｇ＠②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之卜辞为中心》，收入《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39] 载《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本文初稿写于1965年9月，1978年11月写定。
　　[40] 严一萍曾据打破T53(4A)的H91中所出卜甲能与T53(4A)中＠⑨组卜甲〔T53(4A):145〕缀合，否定＠⑨组卜甲属于武丁时代。见其《甲骨断代问题》，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刘一曼等：《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一文（载《考古》1986年第6期）认为此属较晚的灰坑破坏了较早的灰坑所致。
　　[41] 《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按：与陈梦家所称“某组”卜辞不同的是，历组卜辞除“历”以外并未有其他贞人，所以所胃“历组卜辞”是包括有贞人“历”的卜辞和与此种卜辞字形、书体相近的卜辞。
　　[42] 见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明义士在《殷墟卜辞后编・序》中已有近似的说法。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张聪东《甲骨文所见商代祀典》（1970年）亦已有贞人历的卜辞在祖庚至祖甲前期之说。
　　[43]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李学勤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4]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11月。
　　[45] 林V：《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46] 陈伟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8章第3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
　　[47]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一曼等：《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按：屯南H95（上引报告定为中期一段、屯南第3段）出甲骨九版(2667-2676)，其中有＠⑨组、午组卜甲。其中2667，李学勤认为是历组卜辞，其反面有“又岁兄庚”当是指祖庚，见其《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统》（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1986年）上引黄天树书认为是“历组草体”，年代已延至祖甲时。
　　[48] 林V：《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辑。
　　[49] 李学勤：《小屯丙组基址与静反恰罚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50]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在T53第七层下发现灰坑H115，内出龟腹甲一，近左甲桥有刻辞二字，字形纤细。H115上面被H112叠压，H112被H111打破，H111又被T53(4A)打破，T53(4A)内出＠⑨组扶卜辞等，故有学者推测H115所出腹甲刻辞有可能比＠⑨组卜甲要早，或可早到武丁以前，见《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但上引彭书认为T53(4A)绝对年代在武丁中期或偏早，所以H115所出腹甲刻辞未必已到武丁以前。
　　[51] 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一文言及郭氏晚年认为有无帝辛卜辞应再加研究。论文收入《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
　　[52]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53] 方述鑫：《试论帝乙、帝辛卜辞》（油印本），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安阳。
　　[54]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已指出：“试排过黄组卜辞周祭祀谱的都知道，这种卜辞关于周祭的记录，加上有关的器物铭文，很难容纳在两个王世的祀谱里。”
　　[55]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89年8月安阳。
　　[56] 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6届年会论文，1986年。
　　[57]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本3分。
　　[58]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本1分。
　　[59] 石璋如：《殷墟地上建筑复原第七例――论乙一及乙三两个基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4分，1995年12月。
　　[60] 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
　　[61] 《汉学研究》第2卷第1期（1984年6月）、第2期（1984年12月）。
　　[62] 《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63] 载《中国文字》新2期，1980年9月。
　　[64] 太平洋沿岸亚洲研究学会会议论文，加州蒙特利。
　　[65] 舒[：《商代卜辞语言研究》，《通报》卷60，1974年。
　　[66] 倪德卫：《问句的问题》，檀香山商代文明国际讨论会论文，1982年；夏含夷：《周易的构成》（博士论文），1983年。
　　[67] 《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68]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69] 收入《观堂集林》卷10。
　　[70] 王玉哲：《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位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本文并认为“兄终弟及”表现出父子关系不如兄弟关系密切，乃是因为母系氏族制的残余形式被保留在父系氏族社会中，但儿子已有继承权，又说明父系氏族特色已渗入其内部。
　　[71] 郑慧生：《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72] 参见吴浩坤《商朝王位继承制度论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12期。
　　[73] 载《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期，1963年。又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三联书店1983年版。
　　[74] 关于商人日名制，不仅涉及甲骨文，而且涉及商周金文，有关研究成果在这里不繁赘引。请参见笔者与徐勇合著《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章商史部分第13节。
　　[75] 《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胡氏后又有《重论“余一人”问题》（收入《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年），指出武丁、武乙（即历组）时卜辞王自称“于一人”，祖庚、祖甲与帝乙（或帝辛）卜辞自称“余一人”。
　　[76] 晁福林：《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77]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78] 张秉权：《卜辞中所见殷商政治统一的力量及其达到的范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0本1分，1979年3月。
　　[79] 孙晓春：《商周时期不是神权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