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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 汉灵帝之前的一些皇帝,也曾有过卖官的现象,但都只是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汉灵帝之时,一切都是赤裸裸的,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卖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汉灵帝自己的腰包。汉灵帝亲自制定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
汉灵帝卖官可谓雁过拨毛,不放过任何机会,连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的张温、段G等人,也都是给汉灵帝先交足了买官的钱,才登上公位的。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行输货财,乃登公位。”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想做官的人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只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
崔烈买官的故事十分搞笑。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事后,崔烈有一天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意思是说,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崔钧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这就是“铜臭”一词的来历。
崔烈所买到的司徒一职,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到无以复加了。
汉灵帝卖官还推行了竞标法,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汉灵帝卖官不仅公开化,而且还具有制度化和持续化的特点。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年),汉灵帝不亦乐乎地做了七年的卖官生意,将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汉室更是雪上加霜。
皇帝尚且如此,自然是上行下效,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钱财来买更大的官,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
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不知是对官吏的一种侮辱,还是对狗的一种侮辱。
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次。汉灵帝中平元年,也就是184年(甲子年),巨鹿(今河北涿州)人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名举行起义,史称“黄巾之乱”,这次起义所向披靡,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虽然被镇压,但是影响极大。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昏庸的汉灵帝在凄风苦雨中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34岁。汉灵帝一生嫔妃众多,所生皇子也有十几个,但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刘辩和刘协。汉灵帝死后,14岁的皇长子刘辩被何太后和何进立为皇帝,史称汉少帝。后董卓入朝乱政,强迫何太后诏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汉灵帝的另一个儿子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也是汉朝400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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