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方法新探(2)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 上古不修堤防论与鲧禹治水方法异同辨
　　
　　在谈鲧、禹治水成败之因时，说鲧堙塞洪水而禹疏通水流是古文献中常见的。有的学者否定此说的真实性，认为此说“非原始之传说”，“此则战国时水利工程兴盛，水利经验渐富之结果”，是增益的传说［23］。从上一节我们结合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的结果来看，此说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姑且不论此说，与之相反，另一种说法就是完全相信此说，这以徐旭生先生为代表。
　　徐旭生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下》、《墨子・兼爱中》及《孟子・滕文公上》等书篇，论证了鲧和其子禹治水成败的原因，是治水方法的不同：即修筑堤防与疏导河流。他说：
　　《尚书・洪范》说：“鲧呛樗。”怯胲同，是窒塞的意思。可是他怎样去堙塞，也不详悉。《国语・周语》上（按：应为“下”之误）说得更详悉一点：“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这就是说他所用的不适当的办法是沿用共工氏的旧法子，共工氏却是“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这就是说他想防治水流，就把高地方铲平，把低地方填高。这样的工作后人解释为筑堤防是对的。不过现在人一谈及堤防就会想到“千里金堤”一类的建筑，绵亘几百里，夹河两岸。其实这也像“万里长城”，是古代所不能有的东西。……在各氏族的疆域里面兴师动众，建筑沿河的长堤，在当日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
　　共工氏同鲧虽说失败了，可是他们却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成了治水的世家。不想治水则已，想治水就不得不往治水世家里面找人才。大禹同四岳被举治水，利用他们家世的失败的经验，觉悟到从前所用枝枝节节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大规模疏道。使水畅流，才有办法。［11］168-169
　　徐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辟一章《洪水解》来讨论大禹治水的问题［11］128-187。上面所引是他对鲧和其子禹治水方法的分析。另外他还作结论说：“鲧所筑的堤防不过是围绕村落，像现在护庄堤一类的东西，以后就进步为城，不是像后世沿河修筑的‘千里金堤’”；“大禹治水的主要方法为疏导，它又包括两方面：其一，把散漫的水中的主流加宽加深，使水有所归；其二，沮洳的地方疏引使干，还不能使干的就开辟它为泽薮，整理它们以丰财用”［11］187。另外，王玉哲先生也说：“最后，他（指禹）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2］142其实，像徐先生、王先生这样继承古人之说并以堙塞和疏导来总结鲧禹父子二人治水方法之别，在近现代学人论文论著中甚多；而且现代大中学校教材使用这种说法更常见。
　　笔者认为不讲具体地域、时间，简单地搬用古人所说鲧用堙塞治水而禹用疏导治水是不对的。我认为，从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来看父子二人采用不同的治水方法，问题才能豁然而开朗。首先，从情理上说，共工氏、鲧用堙塞的治水方式再差也不至于被流放，被治罪。其次，从地域范围上说，共工氏、鲧用堙塞的治水方式所涉及的范围不是整个“天下”，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部族，这就等同于“以邻为壑”，保护了自己，却危害了别的黄河下流的部族，这是共工氏、鲧因治水方式犯怒天下的原因；而禹率领众多的部族治理所谓的九州洪水，所取得了天下众多部族的拥戴。再次，从时间上说，过去研究鲧禹父子治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二人治理洪水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先讨论这场大洪水的来临时间问题，其他两个问题下面再说。
　　实际上，鲧治水之际，正是大洪水来临之初，除了堵塞拦截并无它法可施；而大洪水过后，只需要疏通各条河水，使人们安居乐业即可。而且大禹即就是再厉害，治水方法再好，也不可能在大洪水来临的初期把洪水治理好；鲧就是治水方法再不行，也不会在大洪水平息之后把洪水治理不好。这才是二人一个把洪水彻底治理好了，而另一个却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情况在古文献中是有记载的。
　　《国语・周语下》云：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獍拢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鸬ィ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周语下》这段文字谓共工的从孙四岳曾辅佐禹治理洪水有功，天赐姓为姜，氏曰吕，封国有申、吕、齐、许。但大禹的父亲鲧以及四岳的先祖都犯过“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的错误。但这种“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工作肯定会给某些河流下游的部族带来很大的危害，以至于遭到众多部族同仇敌忾，并被视为共同的敌人以至于共工部族被消灭，鲧也被打败而流放。但共工和鲧为什么要治水？而且以大家都反对的方式来治理洪水？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传说时代共工和鲧是从事农业的部族，且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注: 共工和鲧夹河而位于黄河的一北一南，详见下文。]。居于黄土高原的黄河中游一带，且从事农业的共工和鲧部族，在大洪水到来必须做的工作就是用修理堤防来保护住宅和农田。大禹的治水也并非大洪水初期所能进行的工作，只是到了大洪水后期才能进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獍拢合通四海”的疏通水流的工作。不要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就是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洪水，以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尚且无法治理那样的洪水；远在4 000多年前的那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以当时的条件，大禹能率领众人用疏通的方法治理洪水吗？因此古文献中如《墨子・兼爱中》、《墨子・兼爱下》、《左传・昭公元年》、《孟子・告子上》、《吕氏春秋・爱类》、《吕氏春秋・贵因》、《吕氏春秋・古乐》、《韩非子・五蠹》等篇所说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其实都是在大洪水后期从事的疏通水渠淤泥河流之类的工作，而绝非是大洪水前期从事的工作。从《汉书・沟洫志》所记汉代治理洪水前汉代朝廷的大讨论可见，当时人尚知大禹治水时候在当时黄河下游经过汉代平原郡、东郡一带是空出来的，“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而且各国修治河流堤防是战国之后的事情，战国之前各国根本无河流堤防之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这就是说，在战国之前，各国本不修河流的堤防，在洪水来之后，让河水任意流溢，但不致于使河流下游遭到洪水的危害。这就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所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的治水方式，实际上是说在大洪水来临之际，什么都不用做，让水自由慢慢任意流逸，这样才不致于在某一处大洪水聚积洪溢，造成人们和财产的流失。
　　春秋时期周灵王二十二年发生谷、洛二水聚积冲毁当时首都洛阳一事就特别能说明这一问题。据《国语・周语下》记载，这一年谷水和洛水发大水迅速暴涨，将要冲毁建在洛阳的王宫，灵王打算加筑堤坝阻拦洪水，太子晋以古训阻止此事，说：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庖脖溃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
　　这就是春秋之前对待大洪水的态度，即使在大洪水要冲毁宫室建筑的危急关头，也不能建堤坝拦截阻防大洪水。太子晋还举共工、鲧治水时“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的过失来作为反面的教员。其实，在大水面前，如果真的像周灵王太子晋所说“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那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连禹都做不到。据《墨子・兼爱中》记道，因为禹当年还“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吖希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这里所说“西为西河渔窦”、“凿为龙门”要“不堕山”则无法做到，“北为防原┿吖稀闭是“防川”的工作，“呼池之窦”正是“窦泽”工作。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洪水过后去做是完全可以的，但若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发生谷、洛二水聚积将冲毁当时首都洛阳之际去做，或者在尧舜大洪水来临之际去做，势必会给水流下游的人们带来更大的灾害。太子晋所引用“古训”说“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反对“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是说洪水来临之初的禁令，应该是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再结合《汉书・沟洫志》的记述，说明战国之前一般是不为河流筑建堤防的。
    因此笔者认为过去人们所说大禹治水是疏通河道，其父鲧治水是拦截洪水，这种理解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治水方式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况：在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初期，鲧面对洪水的来临，只能用建堤防的方式来阻拦洪水侵犯所居住之处，保护宫室建筑。《国语・周语上》记载说鲧治水“尧用殛之于羽山”，鲧被尧流放，说明鲧治水在尧舜大洪水前期。而其子禹治水之时，这时已经到了洪水后期，为了使人们安居生活，重返家园，于是疏通壅塞，开通淤积，疏导河流。《墨子・兼爱中》云：“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吖希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注: “以楗东土之水”之“楗”可通“干”。]，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吕氏春秋・古乐》云：“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人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 以上所说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不管是开凿龙门，挖通淤塞，还是疏通众多的河流，都应是大洪水过去之后进行的工作，决不可能是大洪水期间就能够进行的。实际上这时禹也有修治河湖堤防的情况，如《墨子・兼爱中》所说“北为防原、┿吖稀薄“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这些文字中的“防”就是为原、┿吖现水与孟诸之泽修治堤防。这些工作实际上与其父所作的工作差不多，只是一个在大洪水初期，用堵截洪水的办法，给下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而在禹的时期便不同了，同样的方法便把洪水后期的后遗症治理好了，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大禹治水认识上的错误是从汉代开始的。东汉汉安帝延光二年（123）所立《开（启）母庙石阙铭》云：“昔者共工，范防百川。柏鲧称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惊。禹□大功，疏河写（泻）玄。”［24］从《开（启）母庙石阙铭》可见，东汉时人们已经认为大禹在“洪泉浩浩，下民震惊”情况下，“疏河写（泻）玄”的。这一种看似与先秦时期人们所说大禹疏河的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实际上由于治理洪水的时间上做了改动：禹治水不是在后期，而是与其父鲧一样，也是在大洪水浩浩汤汤情况下去治理洪水的，由此而造成千百年的一种错误认识，以至于今天学者也沿袭这种错误说法，这是值得今天认真加以辨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