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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学术研究 五、本书的附注问题
现存本书各种刻本或钞本，都附有双行小字注文，或夹在正文间，或冠于每篇前。据统计，注文字数达四万余，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部分内容，看来，非常重要，有些相当于正文，有些关键所在，比正文还更重要。但历来对此，往往视为正文的“附庸”，不甚措意。对注文的注者为谁?长期弄不清。或认为非著者自注而是宋代孙氏(佚名)注(《四库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四部丛刊书录》)；或认为似是著者自注，但仍属存疑(董谷《碧里杂存．论斛》)；或认为确是著者自注而非宋代孙氏注”。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今按：著者自序，既未明言作注，原注又不题注者姓名，古代簿录亦无可根据，要探讨谁是注者的话，看来，只有从全书注文，先作系统分析，才可能得到较可靠的推论。
为此，把全书注文，大体区为四种类型：
(1)第一类型属于训诂性质，专释音义，或释字音，或释字义。前者主要是释正文孵音，如：《耕田篇》 “*[+刂]”字下注“乌更反”，“楱”字下注“俎候反”；《种谷篇》“菩”字下注“音倍”、“音勃”；“P”字下注“音颓”等。此外，也有释注文的字音，如：《种谷篇》注文“岘”字下注“奴见反”、“镞”字下注“初角反”；《种瓜篇》注文“*[j+瓜]”字下注“音温”，《荏蓼篇》注文“菹”字下注“音粗”等。后者有些是释正文的字义，如：《耕田篇》“棋”字下注“漫掩也”；《水稻篇》“薅”字下注“拔草曰薅”；《作酢法篇》“酢”字下注“今醋也”；《菹绿篇》“瀹”字下注“煮也”等。另有些是随正文所引古书原文而附人的原注，如：引《周礼》或《礼记》则附郑玄注；引《孟子》则附赵岐注；引《吕氏春秋》或《淮南子》则附高诱注；引《汉书》则附颜师古注等。
(2)第二类型属于校仇性质，专校勘文字。其中，或校勘正文，如：《养牛马驴骡篇》“挟”字下注“一作扶”；《菹藏生菜法篇》“荇”字下注“或作善”；《五谷果z菜茹非中国物产者篇》“英”字下注“一本作莫”，“冷”字下注“一本作灵”，“编”字下注“一本作獭钡取Ｒ灿行？弊⑽牡模如：《种桃柰篇》注文“零叠”二字下注“一作摘取”；《作酱法篇》注文“H缬”二字下注“一本作生缩”等。
(3)第三类型是补足或引伸或具体证明正文意思，如：《耕田篇》“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句下注：“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收种篇》“拟明年种子”句下注：“耧耩*[禾+奄]种，一斗可种一亩，量家田所须种子多少而种之”。《种谷篇》“纵横杷而劳之”句下注：“杷法令人坐上，数以手断去草，草塞齿则伤苗。如此令地熟软易锄省力，中锋止”。《黍]篇》“刈]欲早，刈黍欲晚”句下注：“]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谚曰：‘]青喉，黍折头”’。《大豆篇》述播种的“上时”句下注：“一亩用子八升”，“中时”句下注：“用于一斗”， “下时”句下注：“用子一斗二升”。《种蒜篇》“逾于凡蒜矣”句下注：“……并州豌豆度井陉以东，山东谷子人壶关上党，苗而无实，皆余目所亲见，非信传疑”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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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立初《引用书目考证》。
些注文与正文关系密切，彼此相呼应、相发明。注文大都是实际经验，是较具体化的阐述。此外，别有冠于每篇正文前的注文，多数是“采捃经传”，补足正文所未及，或者属于解题性质，或者还附有注者按语。
(4)第四类型是正文仅列标题，其说明语全部以双行小字即注文形式表达。如：《种瓜篇》正文有“治瓜笼法”标题，《种枣篇》正文有“种软枣法”标题，《种梅杏篇》正文有“作白梅法”、“作乌梅法”、“《食经》曰蜀中藏梅法”、“作杏李耖法”、“作乌梅欲令不蠹法”等标题，其下都没有任何正文而只有注文。这类型情况在本书下半部比较多。
上述四种类型注文，在本书篇幅中，为量最多的是第三类，次是第四类，次是第一类，较少的是第二类。通过初步分析，不难设想，这些不同类型的注文，显然非出自一手。其中：
1)第一类型注文，决不是本书著者自作，原因是：揆以一般著述习惯，极少自为文而自训诂的事实。何况著者明言要求“寻览差易”、“晓示家童”，“不尚浮辞”(自序)。更不会故用当时不通俗的僻W字句而另为训诂。今书中不但有训诂，且为数相当多，特别是字音方面，有注反切的，有注直音的，不少是著者当时流行的方言和当时农耕上习语。可以推知，这是后人重视其书，才这样做的。又，这类型注文，有些还援引到后魏以后的唐代人颜师古(公元581―645)说，更可证明非著者自作了。但究竟谁作呢?《文献通考．经籍考》曾引及李巽岩(焘)所作《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称：“此书……奇字错见，往往艰读。今运使秘函孙公，为之音义解释略备”，则这些“音义解释”，可能就是孙氏所作。有人怀疑，李焘序言所指这个孙氏，很可能与李焘(1115―一1184)彼此大致同时，而今本这一类型注文，前于李氏逾百年的“崇文院本”早已有之。因而认为必非孙氏所注(《引用书目考证》)。看来，似有一定理由。今考：后世既别无孙氏注本流传，又未闻前此另有人为本书作“音义解释”，则本书这一类型注文的注音，又似非孙氏莫属。实则这一孙氏，其时代远比李焘早。当崇文院本付刻前，这部分“音义解释”就已写成。是时他正任利州转运使秘丞，在天禧(1017―1021)年初或稍前，把所写的注本呈交当时利州转运使――的上司李防。至天禧四年，李氏因奏请“诏馆阁校勘镂本” (《玉海》)。从而馆阁诸臣就节采了或全采了孙氏注文，于“天圣(1023―1031)中”刊出颁行(本书葛v之序)。这就是崇文院本以至后来各版本有这一类型注文的来源。这里问题是：为什么这次“镂本”后，历时这么久，李焘才为之作序呢?不妨这样设想：由于“馆阁”当时“镂本”，不题注者姓名。但孙氏本人另藏有原稿在家，或后来孙氏还有所修正补充，经过若干年，他的子孙为了表彰“先德”，将最后定稿托请李焘作序。序中所称“运使”，当就是指“利州路转运使”；所称的“今”，是泛指“今代”，即“宋代”；又因孙氏是他的前辈，故称“孙公”而不名。虽然这部稿本未见另行刊出，历代书录没有著录，而它的内容或部分内容，则已在今本即崇文院本以次各版本中作为本书一部分注文亦即这里所谓第一类型注文而流传到现在。如果说，孙氏与南宋李焘同时，今本这部分注文，在孙氏以前就有，那么，孙氏何必多此一举，又另作“音义解释”呢?这也是一个反证，说明今本这部分注文，在北宋天禧四年李防奏请“镂本”时，就已由孙氏写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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