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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学术研究 当拙著《的撰者、注者和撰期》一文的油印本和排印本先后在1955年、1957年发表后①，国内外一些学者陆续有所函询、函索或在他们的论著中有所援引和评述。体现出对这部农业科学历史名著的一些有关问题相当关切，都在期待尽可能弄清。光阴如驶，距拙文发表，屈指四分之一世纪匆匆过去了。这期间，围绕其书、其人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资料，不断有所增益，看来，颇有从新“探讨”的必要。
这里，分从五个问题着笔：
一、 本书的时限问题
历来，对本书时限，包括它的著作期和著者生卒年，由于史无明文，都不明确，甚至误会。但这对分析研究《齐民要术》全书的内容和思想，颇关重要，非进一步寻求较充分论据，作出较确切答案不可。其中，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著作期问题。根据古代目录学文献，本书最先著录于《隋书．经籍志》②，可见它的著作期至少不晚于隋，更可能在隋前。但究竟在哪一朝代?《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都未注明。《通志．艺文略》题为“后汉”，焦f《国史经籍志》题为“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次诸家著录，则题“后魏”或“元魏”，现残存的本书最早刻本(北宋崇文院本)，卷端亦署“后魏”。今考：本书引及三国、两晋以至南北朝中期以前的作品颇多，显见不是成于“后汉”。《通志》原书的“汉”字，可能是著者郑樵一时疏忽，或者是后人辗转写印致误。焦f所题，同样沿其误。应该说，题作“后魏”是对的。后人大都相信它是后魏作品，没有异辞。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整个后魏王朝(由道武帝至东、西魏末期)一百七十年的相当长时期中，本书究竟写于“初叶”，或“中叶”，或“末叶”。或某一具体年代呢?这一问题一般人往往“不了了之”。如《四库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等书，在《齐民要术》题下，一开始便说“思勰始末未详”，并不提到书的著作期。但也有人根据后魏贾思伯、贾思同两人“已在魏之季世，当南朝梁武帝天监、普通、大同之时”，因而引起“思勰或与之同时、同族”的推论③。后来，又有人经肯定‘‘贾君著书在东魏初年④。如此“推论”或“肯定”，虽根据不足(如前一说)，甚至没有提出根据(如后一说)，但结论却接近事实，是对的。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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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文初步脱稿后，1955年底由华南农学院付油印。再经修订，在《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刊出。
② 简称《隋志》。以下引及诸史的《经籍志》、《艺文志》，均仿此作简称。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④ 栾调甫：《版本考》见《国学汇编》第二册，1934年齐鲁大学版。
⑤
(1)原书引及南朝梁代沈约(公元441―513)、陶弘景(公元452--536)和北朝崔浩 (公元?--450)等人著作，年代相当于后魏末叶或中叶。
(2)书中述造酒，曾引“元仆射家法”。查后魏拓拔氏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始改姓“元”。其中：不少元氏如元澄、元英、元丽、元钦、元诠、元晖、元顺、元晦、元罗、元纂、元谌……等，都曾官“仆射”。此所引，虽不详其为何人，估计可能是元澄儿子元顺。史称元顺素有声誉，好饮酒，历官右仆射、左仆射，一般习称他“元仆射”①。如所估不算凭空穿凿，猜中了；那么，当时已届“魏之季世”(元顺死于建义元年，即公元528)了。
(3)书中述造白醪曲，提到“皇甫吏部家法”。所指可能是卒于太昌年(公元532)的皇甫`。他曾任吏部郎，是贵戚(高阳王元雍的女婿)。果如此，则其时正面临分裂为东西魏局面或稍后。
(4)书中述种桑柘，其中自注有“杜葛乱后”一语。查杜洛周、葛荣先后起义于孝昌元年、二年(公元525―526)间，至永安初(公元528)，先后同年失败。这反映出：当著者写书至此，最早应在杜葛失败这一年以后而又时距不远。
(5)这里还得提出一个尤较具体的例证：书中述种谷法，曾引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对著者说的话。原文是“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从这一段话，进一步分析和推论：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出除”西兖州刺史，系在出帝初(公元532)任著作郎兼中书令后。他任著作郎职，因“非其才” (不是他所长)，在职不会长，大概到出帝即位的第二年便改任西兖州刺史。他卒于西兖州任所，时在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卒后得到“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的赠典。这里，可以推知著者写在《齐民要术》里的这一段话的时日，当在刘仁之任职西兖州后至刘氏未卒前这一段时期。为什么说当在刘氏任职西兖州后呢?又为什么说当在刘氏未卒前呢?因为著者提到刘氏，还以“老成懿德”称他，且称“西兖州刺史”而不称“故西兖州刺史”，又不称“青州刺史”或其他追赠的官衔，可见当时刘还健在。
按照这些分析，可以说，写《齐民要术》时，大致应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即公元533--544这十一年间。其上限可能稍前(可能性较小)，下限可能稍后(可能性较大)。如此推测，相信对本书著作期，“虽不中”，亦“不远”矣。
此外，对著者生卒年，不妨这样估计：本书初步着笔，有如上述，大致在永熙二年(公元533)前后。假定著者在这一年恰满六十岁，开始退休，归田写作，据此上溯，则其出生当在延兴三年(公元473)。青少年时，犹及见所谓“太和之风”――孝文帝变法革新的一系列作风。他卒年估计在东魏武定(公元543―550)年间，还很可能跨人北齐(公元551年以后)时代，年龄逾七十以上。当然，这只是假定，文献无征，无从肯定。
对本书的时限问题，这里只能大致作如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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