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教育 卡西尔的研究和论证使我们深信：“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了”[2]；“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2]；因此，“我们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2]34十分明显，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根据有二：一是“人的生活和行为”，这是认识人的主要途径；而“人的生活和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二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这是认识人的主要入口；而“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思维和行为。鉴于在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普通适用性的便是语言符号，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认为，人就是语言的动物，就是创造语言符号、运用语言符号、通过语言符号与其生存空间开展互动并且由此创造文化的动物。而且，人因为有理性而有语言，也因为有语言而有理性，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民族人创造语词符号、运用语词符号、通过语词符号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并且由此而创造中华文化的行为和思维，其最高目标应该是也可以是汉民族的“人”。
然而，我们却又绝对不能据此而将语言符号仅仅视为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工具，更不能仅仅视为交际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而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激励下，人才能滋生出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才能在与交际之“你”的关系中产生出主体性，才能开始反思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过程，才能建构起理想并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从而发展出一种不断审视和更新生存空间的能力；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种存在物在分类概括中呈现出来并且变得可以理解，使整个世界在切分重组中呈现出来并且得到重构，人也因此而能拥有存在物、拥有世界并超越之。如果没有语词符号，一切事物连同整个世界都难以“出场”并显示，而只能沉默于黑暗的混沌之中；语言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整合下，人才能把各种结构的活动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各种文化形态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以，正是这种语词符号化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性”的圆周。[2]87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论证的：作为“此在”的人，有三种基本存在方式：一是“处身性”，亦即意识到自己存在状况的可能性；二是“领悟”，亦即具有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可能性，具有主动与世界互动的可能性；三是“言说”，亦即“处身性”和“领悟”过程都呈现为“言说”。在言说中，此在显现自身并“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敞开自己并转化为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对自己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理解，人对自己存在的“筹划”。(注：参阅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至此，我们更应该能够理解：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民族创造语词符号、运用语词符号通过语词符号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创造文化，其最高目标应该是也可能是汉民族的“人”。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关注汉民族人的造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形成的动力与方式，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例如，《尔雅・释天》记录了四种和风的名称，并且作了解释：“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中国先民为什么要将和风细分为四类，并各予这样的一个名称?这四个名称各有何种独特的意蕴?这样，我们就必须立足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于是就能看到，在这样的分类命名过程中，中华先民已经本着自己农耕生产生活的需要与经验，表达出自己对于和风的独特感受和独特态度，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方式，因而也就在揭示和风存在的同时彰显出一个自我来。又如名词“义”，是古今汉语的一个常用词，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前人已经对其来源作出了清晰的考证，亦即《毛诗郑笺》所说的“义之言宜也”。但是，我们现在却有必要在前人止步之处继续发问：“义”与“宜”何以能够同源?其同源关系说明了什么?这样就能明白：所谓“义”，无论儒家提倡的思想范畴，还是民间流行的道德信仰，究其根本，都是适宜于人们生存发展的行为、事情和精神，都是“宜”在人的生存方式领域的发展。倡导“正义”或讲求“义气”，都是为了在各种境遇中都能够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略略窥见中华先民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品性。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深入到人们的对话之中，关注汉民族人的用词释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的表达与效应，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基本特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总是在与他的对话中，也许更多地并且更隐蔽地还在与他的后人的对话中。”[3]101对话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活动和存在方式；人在对话中使用语词解释语词并通过语词以解释存在、交流思想、彰显自己、创造意义，而其意义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是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譬如，明代著名学者焦闳《焦氏笔乘》记载了北宋理学家李彦平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
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选，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伤，姑归读书可也。”某意不怿。仲修曰：“公颇读《论语》否?”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读此，且道‘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某茫然不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希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既欲学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某闻其言，顿若有悟。
《论语》首章首句首字，便是一个“学”，这是孔子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教导学人的纲领，意蕴非常深厚。赵仲修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填充其“召唤结构”，用自己的独到心得劝勉学人，使“学”的词义有了新的显现和拓展，使学人“顿若有悟”，并将所悟引入自己的人生实践。从这样的用词释词活动中，不仅可以看到特定词义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深化、发展的，而且可以领略儒家学者所信奉、所追求的，亦即他们理想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