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6)

  来源: 光明网理论

夏家店上层文化形成后，渐次向南扩展。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推进的过程，可认定其在西周以前，即公元前1000多年前已经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大约至春秋以前，即公元前700年左右渡河向南，分布在燕山北麓。数百年间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南移，最终在空间上完全取代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南移不是孤立的，这一过程首先是农业发达的人群南徙，接踵而至的则是农业水平较低的北方民族。探讨这一连锁式的文化迁移，正如刘观民先生指出的，迁徙既不是从周代戎狄南侵开始，也不是从燕赵却胡筑塞开始，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2000年的漫长时间内，文化移动的总趋势是自北向南。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因素能在2000年内持续发挥作用，但是自然因素却可以和这一过程相始终（注：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48～5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差别，这两种文化的转变实际上就是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空间位移也就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夏家店上层文化转变的过程，正是中国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期，气候波动推动农牧交错带的空间位移不但表现出自北向南的变化，而且也伴随有自西向东的变化，考古研究中以花边鬲的分布地带为切入点，为论证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
花边鬲是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出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陶器，其特征是口沿都做成花边状。花边鬲的分布，西起陕甘，东至辽东，但最早却仅见于朱开沟文化（注：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第41～52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花边鬲从其文化发源地向东传播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燕山以南的河北蓟县、唐山，燕山以北的河北承德、辽宁朝阳及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都发现有花边鬲存在。在花边鬲东向传播过程中，魏营子文化类型对研究农牧交错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魏营子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市，其文化内涵表明这里不仅是花边鬲的分布区，而且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没有发现花边鬲，但在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却可看到这一器物类型（注：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第79～98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如果说花边鬲是以朱开沟文化为发源地的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么它沿着燕山两侧传播，由魏营子类型嬗变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实际就是半农半牧经济文化的东向推进过程。很显然，在时间进程上，魏营子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都晚于朱开沟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播次序首先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大约距今3500年前的气候转冷过程具有自西向东推进的特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也存在自西向东推进的过程；其次，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经魏营子类型过渡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无论魏营子类型还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究竟有多大成份是在朱开沟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呢？考古学界在提出花边鬲传播路径的同时，又谈到鄂尔多斯式铜器的东传问题。韩嘉谷先生在《花边鬲寻踪》一文中指出：“和花边鬲同时，同样显示东西部联系的，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铜器群，即所谓北方系铜器，其分布范围和花边鬲重合。”很多考古研究都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铜器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注：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若将花边鬲与鄂尔多斯式铜器结合起来考察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转化，其中的文化传承以及自西向东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就更清楚了。
    　　(二)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
    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其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遗物显示齐家文化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农业仍为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生产工具包括石刀、斧、镰、铲、锛等以及石磨盘这样的粮食加工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粮食作物――粟。农业之外，齐家文化诸遗址的先民同时还兼营畜牧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牛、羊、马、驴、猪、狗以及鼬、鹿、狍等。齐家文化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方式显示出与马家窑文化不同的特征，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分布很广，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范围跨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诸省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18～125页。）。
    甘青地区继齐家文化之后，存在互有传承关系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一系列含有畜牧经济的文化类型。对于这几种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俞伟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通过研究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均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齐家文化在西部地区发展为卡约文化，在东部地区则发展为寺洼文化”；同时，“齐家文化发展为卡约再发展为唐汪的序列，它们是同一性质文化的连续发展”，而唐汪式遗存与辛店文化遗存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互有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的内涵，俞伟超先生进一步指出：“甘青地区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诸文化，自大地湾至齐家，除与齐家同时的火烧沟遗址存畜牧经济的成分可能较多外，其他的虽有许多狩猎、畜养动物、捕鱼等经济成分，但都是以锄耕农业为其经济主体；而卡约、寺洼、辛店等遗存，虽然仍有相当的农业经济成分，则显然以畜牧经济为主。”（注：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180～21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学术界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即“自马厂晚期和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出现的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以及再晚一些时候的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其经济形态都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点”（注：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见《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第65～7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经济生活方式在空间上的转变，是我们探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基础。如上所述，齐家文化以及此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存在渊源关系的文化类型，在空间上逐渐取代了马家窑文化，推动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向半农半牧。
    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大致窥见大约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甘青地区至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由于半农半牧区农牧兼融的经济文化特征，这一地区实际就是农牧交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