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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国学网 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东汉《四民月令》大约是缙绅之士的农庄生活,其中所说到的五谷交易,一年之中数度卖出买入,似乎不为消费性的购买,倒更像是为了营求利润。同时,《四民月令》的农庄也生产酒酤、浆醋、药物、腌渍食物;更不用说,还有丝帛织物。凡此各项,既可自家消费,也可供应市场。中国的“月令”式时宪书,古已有之。但《四民月令》似是第一次把商业活动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市场经济已整合于农业经济活动之中,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了。
《锸ぶ书》也提到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种植瓠,不仅瓠白可作饲料,瓠瓢可作水勺,瓠脂也可作蜡烛。凡此都可在市易之后变换金钱。地区性的商业化,逐级提升,最后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倒过来,区间的专业化,也因敬意贸易而更为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已列了不少各地的土产,例如客观存在邑的枣,燕秦栗,蜀汉江陵的桔,淮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的c,陈夏的漆,齐晋的桑麻,渭川的竹,凡此都是以运销别处为目的而种植了。
东汉史料未见如此全国性的资料,但赵岐即曾见陈留以种蓝为业,弥望皆是,不植其他。杨震也曾以种蓝为业。织物的地域性专业化,在居延及敦煌的汉简中也可看到。远在西陲边塞,戌军使用的纺织品则来自河内、广汉及任城。一帛之微,远输千里,而其品质也不过是寻常的货品,并非什么罕有的上品。
近来发现的考古资料更说明此点。辽阳三道壕的西汉村落出土了至少七个烧制砖瓦的窑,窑的容量足可烧制一千八百块砖。据经手的考古学家报告:两窑成一组,轮流生火,可以连续生产,不致中断。在三道壕生产的砖瓦,不仅见于本村遗址,同样的砖也见于辽阳地区的其他同时代遗址。村外有一条道路遗迹,卵石累积三四层作为路基,高达零点三五公尺。路面上有两条大车的辙痕。路宽七公尺,足够两车并驶。辽车在汉仍为边地,经济上绝非高度发展的地区。一个边地的村落,可在农业之余,有此专业化的烧窑生产,有此运输道路,则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也就相当可观了。
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坐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政策,尤其武帝时代杀鸡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即告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武宣以降,汉代的官僚机构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挑战。中国将发财下升官联合为一个成语,即可见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许别一平行的致富途径。商业活动,是以在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生产食物的责任固已由农民担任,连原可由工商专业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也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的多余劳力。
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地方领袖即由此脱颖而出,成为地方豪强。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大约全国即已分割为许多经济上独立的小单位,凡事不假外求。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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