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数学派“太极”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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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蔡沈太极观

蔡沈太极观与其理数观是一致的，是对宇宙本体论的进一步说明。继承朱熹说，以“太极”为本然之理。《洪范皇极内篇》卷一说：“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观之，则动静不同时，阴阳不同位，而太极无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
认为“太极”虽为形上之道，但实有形上、形下的不同妙用。从形下角度看，动静、阴阳虽不同时、不同位，但太极寓于其中；从形上角度看，则无形而混一，蕴藏动静、阴阳之理。将太极看成是“形而上之道”，“动静阴阳之理”。此“理”即是万物本然之次序、变动之“理数”。
蔡沈继承邵氏“一为太极”说，将“惟一”、“一”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浑之惟一，析之无极；惟其无极，是以惟一。二气之初，理妙于无，无极而太极也。五运迭至，理藏于智，或为之先，大本其原，或为之后，复往之间，大本太始，复往无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洪范皇极内篇》卷一)“惟一”即“太极”的代称，为宇宙事物的“大本太始”。太极为生成阴阳(二气)、五行(五运)以及万物的本原，亦是阴阳五行之所以然之“理”。他还将“一”作为宇宙之本原，其《洪范皇极内篇》卷二说：“一者，数之始，九者，数之终也。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圆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时，天所覆物也，地所以载物也，四时所以成物也。散之无外，卷之无内，体诸造化，而不可遗乎？”这里的“一”亦是“太极”的代称，“一”不仅是数之始，而且是天地四时万物的本原。“一”具有“散之无外，卷之无内”的特性，蔡沈进一步描述“一”之太极：“至小无内，至大无外。无内不可分也，孰分之欤？无外不可穷也，孰穷之欤？”(《洪范皇极内篇》卷一)
蔡沈对“一”(太极)和“万”(现象)的关系作了阐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洪范皇极内篇》卷一)二气五行万物之“本”为一，万事万物之现象为“万”，“一”的本原分化成“万”的现象。在“一”与“两”的关系上，蔡沈说：“非一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两者可知而一者难知也，两者可见而一者难见也。可知可见者体乎？难知难见者微乎？”以“一”为生“两”的本原，但“一”又是“两”所推致的，“一”是难知难见之微者，此言“一”为两两生成万物的数的理则，这种数理是微妙的，是自然万物的本然。

四、中国数学派与古希腊数学派比较

综上所述，数学派易学家将易学的数本原论上升为哲学上的数本体论，从而形成中国哲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当然以邵雍、张行成、蔡沈为代表的数本论不等同于古希腊毕达戈拉斯(Pythagoras,鼎盛期在公元前530年左右)的数本论。毕达戈拉斯学派将数目看成是万物的范型和本原，以“一”构造宇宙万物，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主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元素：水、火、土、气。(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从表面上看数学派易学家也是以“一”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从一中生出二以至万物，但在毕氏那里，数虽然“不是感性的，但也还不是思想，因为数是可以重复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数带有一定直观表象性，“他把数想象为象是表现在骰子上或者纸牌上的那类形状……他还提到长方形数目、三角形数目、金字塔形数目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上述各种形状所必需的数目小块块。他把世界假想为原子的，把物体假想为是原子按各种不同形式排列起来而构成的分子所形成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而邵、蔡的数没有形状，不是几何学上的“数”，而是表达“理”的数，是万事万物生成、变化次序的理则。
毕达戈拉斯学派将直观表象的数提升为抽象、独立和普遍的东西，以数目的比例、和谐与关系来说明音乐、天体以及正义》美德、友谊、婚姻、理性等一切事物现象，并提出“和谐”的概念，强调对立与和谐的观点。这一点与邵、蔡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强调事物的对立与和谐问题上，两者基本相同，都认为自身就包含奇偶、动静、阴阳的对立，对立是存在物的本原(毕达戈拉斯以对立为存在物本原的思想，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A5，986b2）。但毕氏是从数目本身的比例和谐的特性出发的，而邵、蔡是从事物生成理则(即“理之数”)出发的。
毕氏的数偏向于物质形状性，邵、蔡的数偏向于法则理念性；毕氏的数单纯指数目，邵、蔡的数则兼包理气、动静、虚实；毕氏以数表达万物的本原及其构成，强调和谐变化之理；邵、蔡以数表达万物生成及其本原，强调生成变化之理；毕氏的数本论与神学(灵魂轮回)相混杂，邵、蔡的数本论与哲学(理学)相统一。
宋代数学派易学家在象与数谁为第一性的易学问题的论争中，提出数本原论，此“数”主要指河图洛书数、奇数偶数(自然之数)、先天卦数等，此“象”主要指卦爻。数本原论主要解决卦爻的来源问题。
在此基础上，邵雍、张行成、蔡沈结合理来论“数”，提出“理数”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解决宇宙万物的本体问题，从而形成了哲学上的数本体论学派，而与当时的理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及功利学派交相辉映，其数本体论亦与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相并列，从而为中国哲学史的思想流派和本体论形态增添了独具一格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