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巨人,科学先驱――纪念明代科学家徐光启

  来源: 艺术导报

“晚明西学领袖”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字子先，号玄扈（元扈：一类似布谷鸟的小鸟；我国古代将督促农桑的候鸟叫“扈”，按不同季节又分成九种，统称“九扈”。其中“夏扈”负责催促耘苗，因其是浅黑色小鸟，故又叫“玄扈”。徐光启取此号，用意是重视农业，催促及时耕耘，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镒文定。他出身在一个由经营商业转归为经营农业的家庭，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时人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他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去世前是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去世后又被追赠为太子少保。1596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时结识来华传教士，初闻天主教与西方科技知识等。1603年（万历年间），他在南京受礼成为天主教徒。1607年，徐光启丁忧回籍守制期间，邀请来华传教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此乃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且开上海近代发展与现代化之先河；徐光启也是近代上海形成及发展之功臣。右上图是徐光启。
徐光启为人正派、治学严谨、做官清廉，终身研究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与兵学等，他的俸禄常用以补贴图书翻译、农业试验和军事训练等，最后还被委以挽救大明江山社稷之重任，带资练兵抗清，自掏腰包，买炮、铸炮等。天文学家、农学家徐光启，首先和欧洲文明交往，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了我国。他是我国第一代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群体的代表人物，是与西方科学家交流、系统学习西方科学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明清之际我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信仰西学，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观察世界的窗口。
徐光启是我国学习近代科学、追求真理的先行者和著名的科技先驱，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还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者。他研究的领域还有：军事、气象、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会计、政治和宗教等，成绩斐然，多有著作惠世。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和第一位引进西方科技的科学家，还是宋庆龄母系的嫡系祖先（宋庆龄外祖父倪山是徐光启的第16代子孙）。他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是明末清初学术界、思想界兴起实学思潮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二）
在老师、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帮助下，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先驱徐光启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北京于1607年合译、出版西方科学研究奠基性著作、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此举开创了引进西方科学之先河。徐光启等翻译〈〈几何原本〉〉是一种新文化的引介，它打开了西学东来的门户；〈〈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在我国近代发展史中具划时代意义。
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欧几里得原本》，共十三卷，它是最早用公理法建立数学体系的典范，也是除《圣经》外阅读者最多的一部书。《欧几里得原本》创设了公理体系，系统归纳、整理出古希腊数学知识，后世又增补，故共有十五卷行世。《欧几里得原本》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等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从内容到方法它都近乎完美，后来的数学家大多不敢再轻易使用“原理”，即“原本”作为自己的著作之名（牛顿用过，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16世纪，精通西方自然科学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曾将它翻译成拉丁文。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原本》之前，利玛窦曾让其学生、中国人瞿太素翻译它，但未果。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宗旨，1606年9月起，徐光启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在利玛窦寓所开始翻译（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译）欧洲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注释本《欧几里得原本》。翻译中他们还同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和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反复商量、斟酌，直到满意为止。1607年5月，《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毕，其内容是平面几何，这是我国历来没有的数学知识，所以翻译难度很大。
徐、利合译的中文版《几何原本》，奠定了西方数学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基础，促进了宋元数学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为我们引进了逻辑思想体系。徐光启等用清晰而优美的文字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许多术语问题，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到“四边形”“多边形”，以至“相似”“外切”“直线”“曲线”“锐角”“直角”“钝角”等名词都是这次确定下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徐光启还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几何定理使我国古代数学方法严密化，并对中西测量方法与数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晚清的梁启超指出：“明末有一次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大笔特写者，曰欧洲算学之输入”；中文《几何原本》（前六卷）“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右方是中文版《几何原本》（部分）的书影。
徐光启对这部西方“经典中的经典”很重视，他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精神克服困难，从事翻译工作；“几何”这个汉语里原是设问的词，被徐光启恰到好处地用做了中文译书之名。徐光启“意方锐，欲竞之”，想一鼓作气将《几何原本》全部译完，但利玛窦表示可先将前六卷刻印出来，等人们学习后认为确实有用再翻译其余各卷。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里强调科学无国界，提出了一些普世性科学认知等先进思想；他赞叹：“〈〈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他在《几何原本》序言中明确指出：“此书为用极广，在此时尤所急需”；它“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还说：“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在《〈几何原本〉杂议》里，徐光启指出了国人思维方式重形象思维、轻逻辑思维的毛病；他说翻译《几何原本》就是要把当时欧洲所有学科“方法中的方法”引进中国，把最基
础的逻辑推理方法带给国人，使得“人人真能自绣鸳鸯”，这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石。他强调“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徐光启还将“哲学”翻译为“爱知学”。
徐光启等合译的《几何原本》曾多次刊行，它激起时人、后人对我国传统数学的反思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数学研究等影响深远。1611年夏，徐光启和熊三拔、庞迪我将中文《几何原本》（前六卷）又重新审阅、修订了一遍，再次出版。在〈〈跋〈几何原本〉〉〉中，徐光启感叹：“绩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以挨焉。”可见，他渴望早日将后九卷也译出来。〈〈几何原本》（后九卷）最后由晚清的李善兰翻译完成、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是数学书，但它的影响则超出了科技界，对近代中国的变迁与发展也有助动作用。晚清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的著作《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就受到了其启发。《实理公法全书》的思路基于《几何原本》，康有为将《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一直推衍到社会政治领域，然后描述了自己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康有为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以及戊戌变法，与《几何原本》的观念等不无关联。
（三）
1629年，“晚明巨人”徐光启奉命主持重修历书，他邀集在华传教士改革历法、修订明朝《大统历》，编译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该书是我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西方天文成就（宇宙体系、几何体系、度量制度等）首次较系统地纳入我国的天文体系，弥补了我国传统天文学的不足。1634年完成的《崇祯历书》及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成为此后200多年我国官方天文学体系，这是徐光启的最大事功之一；它改变了国人的历法体系，奠定了我国此后近300年历法基础。清朝建立后，《崇祯历书》改名《西洋新法》由清朝政府颁布天下，施行至今。
徐光启提倡并潜心研究农学，晚年还下地亲耕搞研究，并编著总结古今中外农业技术与经验的百科全书《农政全书》（60卷，50多万字）等，它以“富国必以本业”为主导思想，内容包括政策制定、农田水利、土壤肥料、选种播种、果木嫁接、防治害虫、改良农具，以及食品加工、纺织手工业等几乎当时所有与农业有关的政策与技术。他在上海开辟双园、农庄别业进行农业试验，又多次在天津垦殖，开展农业试验等，还移植、培育出适宜在我国干旱贫瘠地域生长的高产普适性粮食作物――甘薯。1608年江南水灾闹饥荒，他向皇帝上《甘诸疏》，呼吁推广种植甘薯，以解决饥荒。在他的示范、鼓吹下，甘薯成功引进到我国大江南北，以及他成功防治了蝗虫，缓解了饥荒，创造了我国救荒史的奇迹。因此，他又被尊称为“穷人之父”。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也是我国传统减灾、救荒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他的“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灾为下”的荒政思想，仍有现实意义与价值。
军事研究和练兵、造炮、保国是徐光启的另一重要工作。“科学导师”徐光启力主引进西洋最先进大炮和域外炮手，以保卫明朝疆界。1619年，他奉命负责北京的城防事宜，由澳门购进了葡萄牙大炮，这些火器在抵御清兵进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编撰士兵操典《选练条格》，并亲自操练士兵。他还有著作《海防迂说》、《庖言》等。明朝著名的炮兵专家孙元化是其入室弟子，徐光启寄予厚望的明朝炮兵部队最后则成了清朝的精锐。台湾科学史家黄一农说，徐光启引进西方数学一是为了历法计算，二是为了引进西方火炮技术。“火炮之使自徐光启始”，他启动了我国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
（四）
被欧洲人称作“徐上海”、基督教史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的徐光启在翻译、科学传播等领域均有杰出甚至是革命性贡献，是公认的近代“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第一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恩格斯语），徐光启可称为时代的巨人，是我国优秀、著名的知识分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光启公园有总结、赞扬徐光启的对联，如：虔诚天学泛爱众人富国利民树贤范，深研博物躬行农政学贯中西创伟功；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徐光启有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三阶段。三阶段里，先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学者何兆吾先生强调：“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相提并论。”上图是上海市光启公园（内设徐光启纪念馆）一张照片。
被誉为“中国的佛．培根”的徐光启，人格、品行高尚、勤奋好学，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他都学，也是一个认真刻苦的人。他主张学问务实、“经世致用”、“富国利民”；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富有远见卓识；徐光启尊重知识、崇尚科学，想引入西学进行社会变革。徐光启与人合译的科技书有：《大测》《割图圜八线表》《测量法义》《秦西法》等，撰写过《种棉花法》等科学著作，他还有《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测量异同》《勾股义》和《徐氏庖言》等著述。民国人物邵力子、冯玉祥、柳亚子、蒋中正等均有题词高度赞誉这位先贤。2007年11月，上海举办的“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高度赞扬徐光启为近代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会议认为，徐光启科学思想、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徐光启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009年10月，参加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与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举办的“第一届伽利略――徐光启会议”的各国天文学家等，向徐光启墓地献花，瞻仰、缅怀这位一生为国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先人。
参 考 文 献
[1] 江晓原等，徐光启与上海（连载），新民晚报，2007年11月4日至12日
[2] 徐汇文化局，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何兆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4] 陈澄泉等，留存的历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