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數字形式之寓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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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理解【呂氏春秋】的數字形式

在戰國中後期，有許多學者將探索天地萬物所具有的特定數字表現形式，當作探索宇宙、人生、政治的根本途徑或方法來看待。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許多著作，如【管子】、【黃帝四經】、【韓非子】、【呂氏春秋】，包括【荀子】中，『數』的涵義與『道』相當接近，並往往可與『術』字通用。這種新的思想興趣（或可稱為知識興趣）之興起，可以視作思想界逐漸擺脫了西周晚期以來對天命鬼神等既有秩序的懷疑情緒，而試圖利用各種關於天地人的知識（包括迷信）重新把握宇宙秩序之努力。對於其時思想界的這種新動向，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由於受【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藝文志】等對諸子學說的界說影響，一般傾向於將其視作某一家一派――比如陰陽家――的個別主張。研究者在解釋【呂氏春秋】的數字形式時，也往往本着此認識，而致力於發現數字背後的學派傾向。一些研究者雖然並不認為【呂氏春秋】的數字形式有提出來進行專門探討之必要，但他們實際上有自己的看法，而他們對【呂氏春秋】總體思想傾向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受這種看法左右。如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的主導思想是陰陽家之學，他的理由是：『陰陽家的學說是全書的重點，這從書中陰陽說所據的地位與篇章的多寡可以證明。在位置上，陰陽說安排在首位，數量上則陰陽說占有最多的篇章。』[24]而陳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認為對『天數』的推求是陰陽家說的重要方面，故把【呂氏春秋】中凡有這方面說法的篇章都看作陰陽家說[38]。熊鐵基提出應把【呂氏春秋】看作是秦漢之際的新道家，他認為新道家比起先秦道家來，更系統、更理論化，而其原因在於『新道家能夠「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39]。熊氏眼中的『因陰陽之大順』，正是指盛行於戰國秦漢之際的對宇宙萬物特性、規律的數字化理解，即【淮南子・泰族訓】所說的『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之類[40]。此外，金春峰認為【呂氏春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而不是道家的『天人對立』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文主義思想而不是道家的反人文主義的思想[41]，這一認識也顯然蘊含着對【呂氏春秋】貫通天地人的數字形式的理解。
由於思想來源和興趣點的稍許差異，戰國後期思想界對宇宙萬物的數字化秩序的探索確實表現出了家法、學派的區別。這種家法、學派的區別，無疑有着地方文化的背景，而它們在總體傾向、思考路數等方面的令人驚訝的一致性，則提示了一種更為強大的共同傳統和基本傾向的存在。當時思想家們津津樂道的，認為體現了宇宙之秩序的『數』，大致可分為這樣三類：
一、歷數，即與曆法有關的數，如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等，這被認為體現了天道運行之規律。漢代司馬談一則稱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一則稱道家『因陰陽之大順』[42]，可見試圖用『歷數』規範人事，是這兩派思想家的特點。儒者荀子在【天論》裡極力批駁治亂吉凶上應於天『數』的說法，恰能說明此種觀念在戰國後期非常流行。荀子本人主張『明於天人之分』，『唯聖人為不求知天』[43]。但他的主張乃是一種超邁於時代的高標特出之見，對其同時代人，甚至之後數百年間的影響都是很小的。我們從【易傳】、【尚書・堯典】、包括【孟子】、【中庸】等書里能體會到的是戰國儒者對『天之歷數』的痴迷追尋。
二、律數，即樂律之數，主要指黃鐘等十二音的律管寸數。【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音律之被神聖化，大約與古老的風角占卜之術有關[44]。而黃帝命伶倫聽鳳凰之鳴以定律管之制的傳說[45]，則暗示了樂律之數被神聖化的東方背景。律數之流行與鄒衍及燕齊方士當有莫大干係。
三、【易】筮之數。六爻成象，八卦通情，六十四卦極人事之變化，這些觀念在戰國以前應已流行。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易】傳，則在新的知識基礎之上對這些觀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易・繫辭】的『大衍之數』，以數之奇偶喻指天地陰陽，將數列的奧秘與宇宙的奧秘等同起來。對『數』的這種新的理解和運用，應當主要是儒者的貢獻，道家的影響可能也有一些。
戰國之世最受重視的神秘數字，首推歷數。陰陽家言『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46]，黃老道家的『四時刑德』之說，都是致力用『天數』來指導人事。孟子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47]，也是基於天象歷數而得出的認識。
歷數為天之數，律數為物之數（律管之數）。律數最初似並無多少神秘意義，它同度、量、衡等一樣，只被視為『數』的運用，而非『數』的神秘性的根源。【尚書・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孔子述古帝王之政，稱『謹權量，審法度』[48]，都是就事論事，看不出有什麼神秘意味，而且所言都不及『歷』。律歷合言，應在戰國。【呂氏春秋・音律】及十二紀紀首已將律歷混同，但是是以歷統律。漢興，張蒼首律歷事，【史記】八書中有【律書】、【曆書】，先律後歷，顯示其時人心目中，律數的神聖性已漸超過歷數。至【漢書・律曆志】，則認為『數者』，『本起於黃鐘之數』[49]，在律、歷、度、量、衡等數量體系的排列中，律數居於首位，余者被認是由律數所引出，而擅長曆算計數的人在兩漢之際被稱為『通知鐘律者』[50]。這大約是因為傳說中將律數的製作歸功於黃帝，而戰國秦漢正是黃帝崇拜不斷強化並最後確立至尊無上地位的時期，故律數在神秘數字體系中也逐漸擁有了至上的權威。
【易】筮之數雖起源甚早，在很長時間裡似乎只是單純利用並附會數字的現成寓意。【易】數之自成一獨立系統，應與【易】傳對『數』的闡發分不開。在戰國時期，【易】傳之數似屬於小範圍內的高深知識，到了兩漢，對【易】傳之數的庸俗化理解才在民間流行開來。
【漢書・律曆志】將律數、歷數、【易】數合而為一，在『數』的意義上把它們統一起來了[51]。這與【呂氏春秋】時代的認識有所不同。故用【漢書・律曆志】的說法來證成【呂氏春秋】是錯誤的。
雖然如此，若稍加分析，便可發現戰國後期不同取徑的思想家們所運用的神秘數字其實基本一致，主要就是10以內的十個自然數，以及『12』、『36』、『72』、『81』、『360』等數。而且，不同思想家們對上述數字寓意的解說雖然並不一致，卻反映出每個神秘數字都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意義內核，思想家們的解說並未脫離這個內核，而只是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對其進行引申、說明或借用。因此，戰國後期思想界對『數』的理解，應植根於一個共同的傳統，有着共同的思想背景。這就是瀰漫於上古至秦漢觀念世界裡的數字崇拜。
在古代中國人的思想世界裡，有着濃厚的將世界數字化、數字神秘化的傾向。這種現象之發生，是古人將現象世界反覆歸類的結果，他們把『相似與相近的歸為類，序為數，這類與數，一經一緯，便成了初民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52]。在早期民族中大多存在着將數字神秘化的思維習慣，而這可視為初民試圖將紛紜複雜的現象世界抽象化、秩序化的最初嘗試[53]。在古代中國，關於數字的神秘化觀念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我們在卜辭、金文中，在【尚書】等早期文獻中，都可以找到這種觀念的印跡。而這種觀念在後來更被體系化、絕對化，成為一定時期內人們看待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葛兆光寫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用了很大篇幅討論中國古人對世界及其秩序的數字化理解，並將其視作上古至秦漢思想史的一般背景[54]。葛氏的討論揭開了向來為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著作所忽視的古代中國思想的底色之一，不過這一底色與不同時代、不同知識基礎滲透吸納而呈現出來的差別與變化，葛氏則甚少留意。對於細化中國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戰國秦漢思想史研究而言，有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差別與變化，並不是無關緊要的。
如前所述，戰國後期思想家們對神秘數字的理解和運用已經體系化，並已出現了混同化的趨勢，而且在這個問題上確實表現出了不同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學派的區別。一些【呂氏春秋】的研究者試圖發現此書數字形式背後的學派傾向，是有道理的。
不過，對【呂氏春秋】各部分寓意之探討，卻表明很難用某一家一派來圈定這一形式。【呂氏春秋】對數字神秘性的理解和運用，無疑具有強烈的陰陽家色彩。十二紀『12×5』的數字形式，以及紀首排列的五行系統，都顯然出自陰陽家的影響。但是否可以說它的整個數字形式都是陰陽家的呢？恐怕很難。鄒衍等早期陰陽家的一些主張，如四時與五行的結合，『無逆天數、必順其時』等，到戰國後期已成為流行思潮，是具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們樂於探討的問題[55]，故不能簡單視之為陰陽家的一家之說。至於八覽『8×8』、六論『6×6』的寓意，有【易】筮之數的影響，但主要是基於很早便已形成的這些數字的『意義內核』，是其時人的普遍認識，並非某家某派的個別學說。
綜上所述，【呂氏春秋】的神秘數字體系，是以歷數為主，兼用【易】筮之數，來統合已成常識的神秘數字。較之其時一些思想家的高蹈凌虛之論，它更多地表現出了從古老的傳統和普遍的常識中尋求智慧，破解天、地、人奧秘的意圖。這說明它無意參與思想界內部的爭論，而希望將自己的主張建立在比個別學派觀點更普遍更堅實的基礎之上。這無疑是一個聰明的選擇，【呂氏春秋】因此營建了一個容納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和百家異說的宏大框架，能夠左右逢源，取眾之長。
對於戰國秦漢時人來說，【呂氏春秋】數字形式之寓意，應當是一目了然的。這應該就是【呂氏春秋】一書的結構在其時大受歡迎的原因。推崇【呂氏春秋】結構的人，如司馬遷、劉勰等，其本人也沉迷於神秘的數字編撰形式[56]。【呂氏春秋】的數字形式之發生疑問，大約是唐以後事，這其間有思想進步的成分在，但更為根本的，應是社會文化變遷所造成的古今文化膈膜而帶來的生疏感。

注釋：
[1]楊希枚．古籍神秘性編撰形式補證[A]．先秦文化史論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722頁。
[2]詳見下文。
[3]語見楊希枚【古籍神秘性編撰形式補證】（載氏著【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730頁）。楊在此文中指出：『古籍的神秘性編撰型式似乎是多少具時代性的，而要以戰國末至漢中世為盛行期。』楊文中所舉的確定的和不十分確定的神秘編撰型式的古籍，較早的為戰國後期慎到的【十二論】和【虞氏春秋】八篇，較晚的為魏晉時期的【高士傳】、【耆舊傳】，余者『均屬秦漢時代，且絕大多數屬漢武前後的著作。』本文此段對戰國秦漢時期古籍神秘性編撰形式的論述主要依據楊氏此文。
[4][漢]董仲舒撰，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2．465頁。
[5][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3575頁。
[6][漢]王充．論衡[M]．諸子集成(第７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271頁。
[7]【呂氏春秋】的注者好用『術』、『道』、『規律』、『必然』等概念來解釋書中的『數』，如【論人】篇『舉措以數』，陳奇猷引【廣雅・釋言】、【呂氏春秋・察賢】篇高誘注，釋『數』為『術』；【仲秋紀】『凡舉事無逆無數』，高誘注曰：『天數，天道』。
[8]從高誘說。見高誘注【呂氏春秋】，【諸子集成】本第6冊，本書115頁。
[9]高誘注曰：『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見上書141頁。
[10]如黃偉龍便認為：『呂書雖有其結構，且這種以數字為體系的安排，當然與上述之古人對於數字化的宇宙體系的知識，以及黃老、陰陽學說有關，但要具體對應於其中的內容，則未必可靠』，『至於其中的含意，即令編撰者也未必有過深的要求。』語見黃偉龍的博士論文【呂氏春秋研究】，國家圖書館博士文庫藏，11頁。
[1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1641頁。
[12][宋]范曄．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055頁。
[13]徐旭生．堯舜禹（上）[J]，文史，第三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4．
[14]李家驤．中外『【呂氏春秋】學』評考綜要(下)[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1）．
[15]呂藝【論〖呂氏春秋〗的結構體系】，【北京大學學報】，1990年5期；洪家義【論〖呂氏春秋〗的性質】，【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4期。按：【易・繫辭下】稱天地之數有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在五個天數中居中。在【漢書・律曆志】中，『五』被稱為天之中數。
[16]參見胡厚宣【殷卜辭中所見四方受年與五方受年考】，【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年；【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1956年1期。
[17]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383頁。
[18]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382頁。
[19]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5頁。
[20][唐]孔潁達等.禮記正義[M]．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423頁。
[21][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1246頁。
[2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3頁。
[23]楊希枚．古籍神秘性編撰形式補證[A]．先秦文化史論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722頁。
[24]詳見洪家義【呂不韋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01頁；呂藝【論〖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及其結構體系】，北京大學1991年博士學位論文，38頁；蔡艷【呂氏春秋研究】，北京大學199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一章第二節。
[25]呂　藝．論【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及結構體系[D]．北京大學1991年博士學位論文。
[26]見【務本】、【慎大】、【召類】篇。
[27][唐]孔潁達等．周易正義[M]．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28]參見葉舒憲、田大憲著【中國古代神秘數字】中對數字『8』的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187頁。
[29]楊希枚也認為『8』為地之極數，不過他從【周易・繫辭】所謂天地數及八卦原理出發探討『8』為地之極數的由來，恐未必當。楊說見其【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一文，該文收入氏著【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按：【易】傳所稱之天地數，是將數字的奇偶完全陰陽化，顯示了一種高度抽象的思維方式，而『8』被當作地數，顯然是與具體的平面方位分不開的，其出現應該早得多。神秘數字『8』之起源，正是隨着四方意識拓展為八方意識而出現的。1987年，在今安徽含山凌家灘一座距今約4500-4600年前的史前墓葬中，發現一塊藏於一玉龜腹中的玉版，置於墓主胸上，其上的圖紋極具啟發性。玉版正面中心是一個小圓圈，圈內有一八角星形，從小圓圈上向外伸出八隻飾着葉脈紋的劍形，劍尖精確地從八個方向呈離心狀直抵外面的大圓圈，大圓圈外又有四隻類似的劍形，分指玉版的四角。這塊玉版清楚地顯示了八方八極觀念之古老。關於此玉版之寓意，可參看饒宗頤【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載【文物研究】第六輯。
『八卦』是一種數卜法，原本與『八方』無關，它應是因為與『8』的關係才逐漸被賦予了表示空間方位的功能。所謂的河圖洛書，其實就是將八種卦象八方空間化。【說卦】所說八卦之象，其由來當如此。關於八卦起源的說法很多，本文以為汪寧生根據彝族數卜法『雷夫孜』而作出的推測較近事實，汪說詳見其文【八卦起源】，【考古】1976年4期。
[30][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963頁。
[31]語見【呂氏春秋・圜道】。又【春秋繁露】：『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
[32]即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33]葉舒憲、田大憲．中國古代神秘數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120頁。
[34][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959頁。
[35]洪家義．論【呂氏春秋】的性質[J]．南京大學學報，1999，（4）．
[36]呂　藝．論【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及結構體系[D]．北京大學1991年博士學位論文，34、38頁。
[37]黃偉龍．【呂氏春秋】研究[D]．西北師範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10-11頁。
[38]這從陳氏在【呂氏春秋新校釋】中，對何種說法是陰陽家說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如【新校釋】第1426頁，陳解【觀表】篇『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致』一語，曰：『謂聖人之先知，既非神奇，亦非幸致，乃其事之天數不得不如此。陰陽家以數為天數之義。所謂天數者，指事物變化之自然規律。』又【新校釋】第1586頁，陳解【壅塞】『其寡不勝眾，數也』，曰：『本篇為陰陽家言，陰陽家用「數'皆是天數之意。』
[39]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略論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頁。
[40]熊氏對此問題的意見，在【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論秦漢之際的新道家】一文第三部分之『還有一個頗值得注意的思想』這一小節談得很清楚。此文載【文史哲】1981年2期。
[41]金春峰．漢代思想史（修訂增補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42][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3289頁。
[43][清]王先謙．荀子集解[M].諸子集成(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205頁，206頁。
[44]李學勤認為殷商卜辭中的四方風，即根據風向與風聲來占測吉凶的記錄。說見李學勤【商代的四風與四時】，載【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45]【呂氏春秋・古樂】記此事。十二律管之數被認為創製於黃帝，是秦漢間人的共識。參見【漢書・律曆志】。
[46][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3290頁。
[47][清]焦循．孟子正義[M]．諸子集成(第１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183頁。
[48][清]劉寶楠．論語正義[M]．諸子集成(第１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6，414頁。
[49][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956頁。
[50]【漢書・律曆志】篇首自敘所本：『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征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中華書局1962年，955頁。
[51]【漢書・律曆志】稱『數者……本起於黃鐘之數』，『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認為律數為數量之本。書中同時又說：『自伏戲(羲)畫八卦，由數起』。『由數起』三字，顏師古注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宋代劉則說『此謂卦起於數』，衡之全篇，當以劉說為長。（顏說見【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955頁，劉說轉引自【漢書新注】）。【漢書・律曆志】稱『歷數之起上矣』，其對古代觀象推歷的歷史記述尚稱客觀，但對曆法推算的解釋則與【易】數、律數混雜在一起，如以【易】解三統，以黃鐘解日法。【律曆志】又稱『太族（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黃鐘子為天正，林鐘未之沖丑為地正，太族(簇)寅為人正』等等，處處顯露出欲將律數、歷數、【易】數融為一體、並以之規範所有數量體系，並洞察萬事萬物奧秘的意圖。此即【律曆志】篇前所謂：『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
[52]龐　朴．六與雜多[A]．學人:第六輯[C]．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53][蘇]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200-218頁。
[54]詳見葛著【中國思想史】第一卷第一編第五節，第二編第六節、第三編第四節等。
[55]如【管子】、【黃帝四經】中，這類說法已被組織進他們自己的學說中了，並成為其理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6]很多人曾指出【史記】十二本紀、七十二列傳、八書、十表的組成形式是模仿【呂氏春秋】。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名為十二，實述十三諸侯國事，楊希枚認為篇言十二，只是套用十二這個成數，本非確指。楊說見前引【古籍神秘性編撰形式補證】一文。劉勰【文心雕龍】甚推重【呂氏春秋】，有人認為【文心雕龍】內外篇的結構是有意模仿【呂】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