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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
时下的时髦话题是孔子。有人说“五四”反孔子反错了,有人说鲁迅也曾参加祭孔,可见鲁迅并不反孔,云云。
说到鲁迅参加祭孔,倒是确有其事。这是在1913年到1924年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年在成贤街国子监举行的祭孔仪式――“丁祭”,鲁迅基本上都受指派前往参加仪式,而且还是在最核心的部位。奇怪的是,如果说“五四”打倒了“孔家店”,那么怎么鲁迅在此期间基本上每年都参加祭孔,直到五年以后的1924年鲁迅还会去参加祭孔呢?
鲁迅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1913年9月28日:“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这是鲁迅日记上第一次记载祭孔。鲁迅到教育部已经近一年半,之前还没有过祭孔的记载。
这位提出祭孔的“汪总长”就是汪大燮(1860-1929)。说起来,他还是鲁迅的前辈,1901年,帝俄提出要与清廷订立专约,图谋山东利益,他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就上书清帝,主张拒绝与帝俄签订辱国专约,因而名声大噪。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时,他任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出任驻英公使。1913年任教育总长,后来曾代理国务院总理。晚年曾创办北京平民大学。此公行事特立独行,他任教育总长后,曾有几个大的动作,一是提出废除中医,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被否决了。再就是提出祭孔。他9月15日就任总长,28日就命令祭孔。因为是在教育部内实施,别人干涉不得,就实行了。虽然他很快就于1914年2月辞职了,没想到他的好几位后任竟然还继续实行了多年,到1924年才停止祭孔。
而那个“主动”即幕后推手夏穗卿(即夏曾佑,1865-1924)则是当时社会教育司司长,也正好是鲁迅的顶头上司!而且,奇怪的是,他作为前辈,是受到鲁迅的充分尊重的,鲁迅在日记尊称之为“夏司长”、“夏先生”,在当时教育部的内部新旧势力的争斗中,鲁迅也是站在夏穗卿一边的。鲁迅对他是怀有敬意的。而在这里则明显表示了对他的不满。缘于他虽以新派人物称,而对祭孔这样在鲁迅看来是愚昧庸陋的举动,竟然会抱主张、推动的态度,是很令鲁迅吃惊的,所以说他“阴鸷可畏也”!
很显然,在鲁迅笔下,这次祭孔完全是一出闹剧。在鲁迅等人心目中,这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遭到了众人的一致反对。人们明显是消极抵制的,但显然由于这是行政命令,不得不服从。那个在现场骂的人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钱玄同之兄。他曾是驻荷兰公使,1913年任总统府顾问。他是光复会会员,与鲁迅等时有往来,显然与鲁迅等观点一致,反对祭孔。
第一次祭孔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然而此后,鲁迅日记中就常有祭孔的记载了。1914年3月2日:“晨往郢中馆要(邀)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孔教会是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后来总会迁到北京,会长是康有为。“丁祭”是每年仲春或仲秋的“丁日”举行祭祀。这种祭祀的仪式繁复,在鲁迅看来,简直可笑之至,于是有“荒陋可悼叹”的感叹。
此后1914年秋天却没见有祭孔的记载。到1915年3月,这回是连续三天记载:15日“赴孔庙演礼”,这是预演,16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这是准备第二天一早的祭孔,因为太早,从他住的宣武门外赶到东北角的国子监,赶不上仪式,所以要提前一天住在那里。17日就有“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当时的祭孔,由教育部主持其事,搞得仪式很隆重,分别在国子监的各个部位依此操礼,还要穿上古怪的专用祭祀服。教育部会事先发布公告,公布各司各科什么人在什么部位执行任务,每次得好几十人参加。鲁迅基本上每次都是被安排在“崇圣祠”执事,这是祭祀最核心的部位。
以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开演一场滑稽的祭祀剧。形式都千篇一律。1915年9月11日“午后往孔庙演礼”,然后12日“夜就国子监宿”,13日“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几乎每次都一模一样。
不过1916年却没有相关记载。似乎跳过了一年。但1917年以后却是连续几年都有。但又不很规律,有时一年两次,有时一年一次,甚至一次也没有。而一旦参加了,常是连续三天。第一天演礼,第二天晚上入宿,第三天一早执事。1917年2月、1918年3月都是这样。1919年3月,鲁迅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一晚入住国子监:4日演礼,5日没有入住,而是6日“晨五时往孔庙为丁祭执事”。此后他就都是这样了。同年9月30日演礼,到10月2日“晨二时往孔庙执事,五时半毕,归。”
以后基本上沿袭这一模式,但到1923年3月,在祭孔结束后还出了件事。鲁迅在3月23日日记中记载:“演礼”,25日记:“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关于这件事,后来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详细解说了自己参加祭孔的情形和门牙的遭遇: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
这可能就是鲁迅那口本来不牢靠的牙齿不断松动坠落的开始!这一年鲁迅42岁。
1924年9月4日鲁迅日记:“夜半往孔庙,为丁祭执事。”这时祭孔都改在了凌晨,所以需要半夜就赶去参加仪式。这是鲁迅日记中最后一次记载祭孔。(王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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