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性（3）

  来源: 光明日报

阅读经典：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宏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84岁高龄的钱穆作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又说：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再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上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这个人48岁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对此他说：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