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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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趣”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阐说
　　
　　“趣”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到词学批评中之后，从明代开始，词论家开始对其予以了理论阐说，这主要体现在钱充治和陈子龙两人的论说中。钱充治《国朝诗余序》云：“词者，诗之余也。词兴而诗亡，诗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两伤者也。曲者，词之余也。曲盛而词泯，词非泯也，雕琢太过，旨趣反蚀者也。”钱充治从不同文学之体艺术表现的旨趣上，来论析词与诗、与曲相互间的递变与差异。他指出，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用语及声律等方面过于讲究雕饰，这使词作为文学之体的旨趣被消弥了，最终被富有生趣的曲所替代。钱充治之论富于对文学历时发展的辩证认识。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云：“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陈子龙道出了词作意趣表现中存在的一个难题，这便是如何以浅近之笔写出沉挚之思，在审美表现上既产生如在目前的效果，然同时又含蕴隽永之意趣。其《三子诗余序》又云：“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陈子龙肯定不同的时代有各异的词作，但他认为温厚中和的词作是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宣志达情的。他一方面强调人对外物的感触中趋于极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反对人情过分柔靡，认为此与“婉娈之趣”相触相生，必使词作呈现出异常唯美、柔弱的面貌。
　　清代，承传明人对词趣的阐说取向，词论家对词趣的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论析。他们将“趣”升格为最重要的词论审美范畴之一。这一时期，对“趣”予以理论阐说的词学著作和篇什主要有：李渔《窥词管见》，陈椒峰《苍梧词序》，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焦循《雕菰楼词话》，李佳《左庵词话》，蔡宗茂《拜石山房词钞序》，孙麟趾《词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沈祥龙《论词随笔》，等等。如：陈椒峰《苍梧词序》云：“宋之能词者六十余家，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数子，始可称以新意合古谱者。杨诚斋论词六要：一日按谱，一日出新意是也。苟不按谱，则歌韵不协，歌韵不协，则凌犯他宫，非复非调；不出新意，则必蹈袭前人，即或炼字换句，而趣旨雷同，其神味亦索然易尽。”陈椒峰在论词上强调“新意”与“按谱”并重。他认为，如果词作缺乏新意，那么，即使在字句运用上大做文章，也会使词作意趣、主旨相同，缺乏“神味”。陈椒峰此论道出了新意在词趣表现中的重要性。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咏物如画家写意，要得生动有趣，方为逸品。”吴衡照之论虽针对词作咏物而言，然其在清代词趣论中也有独到的意义，它实际上提出了寓“生趣”于词作的要求。焦循《雕菰楼词话》提出：“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作为经学家的焦循对诗词之道甚具识见。他强调，诗词审美表现要以引人兴趣、移人性情为旨归，而这正是文学可补经学的关节处。李佳《左庵词话》云：“词以意趣为主，意趣不高不雅，虽字句工颖，无足尚也。意能迥不犹人最佳。东坡词最有新意，白石词最有雅意。”李佳高倡作词以崇尚意趣为旨，强调由“意”而“趣”，他标示出“趣”为词之本，字句为词之表，概括意趣的审美本质特征要高雅。李佳在词论史上又一次对词趣审美特征明确提出了要求。蔡宗茂《拜石山房词钞序》云：“冷趣相洽，清词载搜，洗其淫哇，濯以藻丽，既昭藐而荡气，亦芬芳而悦魂。”蔡宗茂在为顾翰所编《词钞》作序中论及到词趣创造。他认为，在清词丽句中突然浇以“冷趣”，是能起到比一般稳步性地抒情言意更好的艺术效果的，它荡人心气，愉悦人的精神。孙麟趾《词径》云：“陈言满纸，人云亦云，有何趣味。若目中未曾见者，忽焉睹之，则不觉拍案起舞矣，故贵新。”孙麟趾也对词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审美要求，为此，他主张作词用语要新，要道人所未曾道，从而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孙麟趾在陈椒峰论词要有新意的基础上，将对词“新”的探讨往前挪了一步。之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词宜雅矣，而尤贵得趣。雅而不趣，是古乐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态。有貌无态，如皋不笑，终觉寡情。有态无貌，东施效颦，亦将却步。”谢章铤抓住词雅与词趣的辩证关系详细展开阐述。他认为，“雅”是词作在格调上所追求的，“趣”则是词作在主旨、意蕴的表现上所必然伴随的。谢章铤从两者的偏胜上来界定古乐府、南北曲与唐五代词的差别，认为古乐府格调雅正但意趣不显，南北朝歌谣俚曲趣味盎然但却格调欠雅，惟唐五代词雅、趣兼擅互融。他并比譬词雅如“美人之貌”，即目可见；词趣则如“美人之态”，惟通过感知体察可知。此论形象而切中地道出了词趣的特征。其又云：“然而文则必求称体：诗不可似词，词不可似曲，词似曲则靡而易俚，似诗则矜而寡趣，均非当行之技。”谢章铤还从词与诗、与曲的区别，词应求本色当行上论及词趣。他指出，如果词像曲一样，则必然流于浮靡而俚俗；像诗一样，则会显得矜持而少情趣，在艺术表现上缺乏伸展扩张和引人兴趣的特征。谢章铤对词体与诗趣相互关系的论述，将清人对词趣的考察推向了一个甚具理论意味的层面，他将“趣”标示为词作审美的最质性的特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沉郁顿挫中别饶蕴借。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余，有何趣味?”陈廷焯和孙麟趾一样，也对词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审美要求，他借论评周邦彦词作，道出了词作须具备两方面审美的系统特征，一是在词律上应具“顿挫”之妙，二是在情感寄托上应“沉郁”，如此，才可使词作委婉蕴藉，含蓄深致。陈廷焯将词作趣味的生成定位在了“沉郁顿挫”的艺术原则之上。沈祥龙是清代论词趣最为集中的词论家。其《论词随笔》云：“宋人选词，多以雅名，俗俚固非雅，即过于艳，亦与雅远。(作者：胡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