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代辞格的运用研究(7)

  来源: 北方教育

“铁衣”即铠甲，这里代“征人”；“玉h”即眼泪（“h”同“箸”），这里代“思妇”。引文两句写战士与家人两地相思的痛苦,无休止的征战，造成征人和少妇天各一方，两地相思,悲痛至极。诗中“铁衣”代“征人”是基于主宾联想的借代。诗人在感知被征戍的士兵这一对象时，由于心境凄凉，自然联想到了士兵身上冰冷的铁衣。读者在解读时，由“铁衣”不免会联想到身披铁衣的战士远征沙场，浴血奋战的情景。这里以“铁衣”代“征人”给人一种更为凄冷、悲凉的感觉，将相思之痛渲染的更为不堪。
   （三）借代文本的辨认对文内语境的依赖
   文本建构完成，只意味着这个交际活动刚刚开始，要想一次修辞实践实现其价值，必须要经过接收者的辨认和解读。一般说来，接收者对辞格的辨认并不困难，很多辞格在文本表现形式上有很强的标志性，如明喻的标志“像”，暗喻的标志“是”，引用的标志是引号等等。借代辞格有时候也用引号将代体引起来，说明这个词在这里用的并不是它的本义，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且多用在近现代作品中，如毛泽东《组织起来》：
   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在中国人民心中已成为智慧的代称，例中用以代替“有智慧的人”。“成千上万的‘诸葛亮’”代千百万有智慧的人民群众。只以引号辨认借代辞格并不可靠，有时，双关、反语和引用等辞格都会用引号，而且频率要比借代辞格高的多。借代文本的建构有时是对文内形式逻辑的颠覆。借代，有时用事物的标志，属性，原料等借代本体，而这些借体毕竟是与本体不同的相关概念，用在本体的位置，大多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判定借代辞格，最根本的是找出文本内不合逻辑的地方加以辨认，即文本语义的异常来分析，如果是表达者根据邻近联想有意为之，这必定是借代。这种逻辑上的不合理，是文内语境和语义冲突造成的，是借代辞格运用的必然结果，表达者故意为之，接受者也可以以此辨认借代文本的真伪。如：
   《史记•陈涉世家》：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诸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这是以事物的属性代替本事物的例子。事物的属性多是形容词性的，从语法上讲不可以与名词性的词作相同的成分。在逻辑上，“坚”“锐”也是不能被“被”、“执”支配的。而在这里，表达者有意忽略两者在语法上的不同，并故意违背逻辑，成就了以上文本。而正是这种不合常理的文本，使解读者眼睛为之一亮，并在这种不寻常的解读中得到快慰。再如陆游《春晚用对酒韵》诗：
   座铭漆园养生主，屏列柴桑归去来。
   “漆园”和“柴桑”是地名，“养生主”和“归去来”是篇名，两者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而在这里之所以能连缀在一起，正是表达者对逻辑的有意颠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颠覆只是针对形式逻辑的。因庄周曾做过漆园吏，陶潜是浔阳柴桑人，故以“漆园”代庄周，“柴桑”代陶潜。明确“漆园”、“柴桑”的所指以后，可以知道，诗的内在逻辑是合理的。
   当然，对修辞文本的辨认，主要依靠的是修辞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积累，经过长期的积累，这些经验在我们脑中沉淀，形成对各种修辞模式的影象，这些影象在不受外界刺激的时候，我们是觉察不到的，但是，当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文本时，这些影象会被自动激活，大脑将其归到最为相近的影象中，再作出有意识的判断，得出确切的结论，到底属于何种修辞文本。但是，对修辞经验和审美经验并不丰富的初学者而言，以形式逻辑是否混乱来判断借代修辞文本，无疑是辨认借代修辞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