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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教育 心理学上，按传统的分类方式，联想可以分为“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关系联想”四大类。其中“关系联想”是借代辞格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无论是主体对文本的建构，还是受体的解读，都是基于此种联想的。
关系联想是指反映事物之间的种与属，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宾体，原因与结果等关系的联想。按联想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关系联想又分为四类：反映事物种与属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叫做“种属联想”；反映事物主体与宾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联想，叫“主宾联想”或“主从联想”；反映事物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联想，叫“偏全联想”；反映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联想，叫“因果联想”。
比如，我们看到远处茫茫大海中高耸的帆，自然而然会想到帆下的船，这就是“偏全联想”；当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枪支的时候，不免会想到持枪的士兵，这是“主从联想”；当我们看到圆明园残垣断壁的时候，不仅会联想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剧，因为那是他们给中国留下的创伤，这是基于因果关系的联想；当我们感知“豪放诗”这一概念时，很容易就联想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千古名句，因为它们是这种热情豪放、激情四溢的诗词中的典型，这种联想叫“种属联想”。
借代文本的建构和解读都是基于各种关系联想的。陈望道先生所说的“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部分和全体相代”多是基于“偏全联想”的。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是在天宝十四载（755）的十月、十一月之间。是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大玩特玩，而安禄山叛军已闹得不可开交。这两句是诗人途中的见闻，骊山宫装点得象仙界一般，而宫门之外即有路倒尸。咫尺之间，荣枯差别如此，当政者的荒淫实在让人触目惊心。其中，以上两句是典型的借代文本。以“骨”代替尸体，是部分代替整体。表达者在感知反映冻死的人这一当前事物的时候，因为胸中已积压了万分悲愤，理性的直接的表达已经不能倾泻自己的愤怒，以“骨”代人，使表达者积压已久的郁闷之情得以发泄。从表达效果看，以“骨”代替尸体，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到当时穷人不堪的生活状态，并由此引发了接受者对贫民的同情和当权者的愤慨。接受者也就能深刻体会表达者当时的心情。这个借代文本的构建是基于偏全联想的。
再看一个基于因果联想的借代文本。唐白居易《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它无穷的艺术魅力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就是点睛之笔。《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歌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因此，“佳人”和“倾国”构成了临时的因果关系。诗中以“倾国”代“佳人”，一方面突出了佳人超凡的美丽，引发了解读者对美的极限的想象。另一方面，作者暗指了汉皇重色的后果，即国家的倾覆，给世人以警示。假如诗人只是理性地陈述为“汉皇重色思佳人”，就不会引发解读者的想象，更无法给世人敲响警钟。
借代中的“特定和普通相代”即“专名和通名相代”大多是基于种属联想的。北周庾信《春赋》有云：
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
这是一首赞美春光无限的赋。引文两句作者畅想在暖风煦日下抚琴畅饮的景象。其中，“绿珠”和“文君”代美女，是基于种属联想的借代。作者在感知“美女”这一属的概念的时候，联想到了历史上的两位典型美女。“绿珠”是晋朝豪富石崇的的歌妓，美而善琴；“文君”即卓文君，美貌与才华兼具，与司马相如为情私奔，路边卖酒，传为佳话。这样的表达，使本来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典型化，在这两位更为感性的美女形象刺激下，读者不免会联想到“绿珠”抚琴的美姿和悦耳的琴声，联想到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不是“美女”这一“属”的概念所能给予读者的，难怪“美学之父”鲍姆嘉曾说，种的观念比总类的观念较富于诗的性质。
唐代诗人高适的《燕歌行》一诗有云：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h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这是首边塞诗，是诗人对征戍有感而发，诗歌将描写战场激战的遒健笔力与描写思归怨妇的柔婉笔调合协地并列一起，刚柔相济，既描写了紧迫的战场征杀，又抒写了征人与思妇两地相思之情；既歌颂了卒国安边、奋勇杀敌兵士卒的忠勇，又针砭了荒淫无度，无视兵士死活和国家安危的将领的腐败昏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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