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声分析与异读

  来源: 东方语言学网  潘悟云

根据谐声分析，上古同一个韵部，到中古只有一个二等韵，如阳部到中古有二等韵庚，耕部有二等韵耕，之部有二等韵皆，非常整齐。鱼部的二等韵为麻，支部的二等韵为佳，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不少佳、麻异读。如“娲、叉、哇、洼、、蜗”等等一大批字上古都属于鱼部，却有麻佳两个异读。为什么这种异读会出现于麻、佳，但是很少出现于庚、耕，这就要我们作出解释。我在“吴语中麻韵与鱼韵的历史层次”以及““囡”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中作过分析，古代的江东方言中有过一个时期麻佳合韵，至今保存在日本吴音、厦门方言中，在吴语中也部分保存。《广韵》中的佳麻异读可看作是这个层次的遗留。

   不过庚耕也会有一些异读，但是字数很少，这与麻佳异读现象不一样。我们在方言中所碰到的例外，如果数量很多，很可能是中古以后才产生的。如果例子很少，有可能是音变例外造成，也有可能是上古形态的遗存。如“氓”中古只有耕韵的读法，根据谐声关系，阳部字在中古不可能有耕韵的读音，耕韵只能来自上古的耕部。但是声符“亡”则是阳部字，如果死扣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 “氓”在上古只能属于阳部。这个矛盾应该怎么解释呢？

    去年北大那场风波中，郭锡良老先生就“氓”的上古韵部问题撰文对我进行了批评。我在拙作中把“氓”归作耕部，郭锡良老先生根据同声必同部之说，认为“氓”是阳部字，他认为我连“氓”的归部问题都不知道，可见我的音韵学水平之低下，由此类推梅祖麟对音韵学也是一窍不通。事后，好几位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把“氓”归作耕部，他们知道我决不会如郭锡良老先生所说的连音韵学常识都不懂，所以我的归部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对他们一一作了解释。不过我懒得撰文与郭老先生理论，因为我的归部理由本来就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的常识。后来问的人多了，才知道对这种常识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两天在东方语言学网上看到修鸿、庄子等仁兄的讨论，不禁想起郭老先生的错误来，没有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不要说音韵学会搞不通，对于现代方言的解释也会产生问题的。于是我就连带讲一下谐声分析的问题。不过得说清楚，我这是对修鸿等人的帖子而发，决不是针对郭老先生，我没那份兴趣。

   有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

   严格说来，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是从董同的《上古音韵表稿》开始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谐声分析的特点，是把谐声作为一个系统与结构进行分析，从谐声行为总结出谐声原则来指导整个上古音系的构拟。我们把所有可靠的谐声字按上古韵部分类，看每个上古韵部中包括哪些中古韵，结果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规则的谐声原则来。

    例如：同一个韵部只包括一个中古二等韵。同一个韵部只包括一个中古一等韵或纯四等韵。一等韵与纯四等韵互补，有一等韵的上古韵部没有四等韵，有四等韵的上古韵部没有一等韵，如上古支部有四等齐韵，却没有中古一等韵，上古鱼部有一等模韵却没有四等韵。这条规则很重要，董同就是根据这条原则把传统的元部分为两个支派。后来包拟古-白一平与郑张尚芳进而根据这条原则把传统的歌、月、元都一分为二，我的书中分别把它们叫作歌1、月1、元1与歌2、月2、元2。在歌2中有四等齐韵，在歌1中有一等歌韵。修鸿所说的“酾”就属于歌2。上古歌2到中古四等有齐韵，二等有佳韵，三等有支韵，与支部相同。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们是歌2，而不是支部字呢？道理很简单，这两个部到中古虽然合流了，但是在汉代韵文中这两个部的字互相不押韵。从“丽、徙”得声的字中不出现于先秦韵文的韵脚，但是在汉代韵文中它们只与歌部字押韵，而不与支部字押韵。，“酾”在古代的字书、韵书中读支韵，但是许多方言读音说明它很可能有一个生母佳韵的读音，只不过这些字书与韵书失收而已。例如它在北京话中有shai和shi两读，一为佳韵，一为支韵。温州话的“酾酒”中读sa，正读佳韵。做学问有字书派，有材料派。字书派只相信死的字书，他们不知道字书的音也是当时活的语言的记录，字书的作者有可能只记录自己母语或他们所熟悉方言中的读音。

    另外一些异读存在于其他方言，如“酾”的佳韵一读存在于北京话、温州话与闽语，但不存在于中原的一些方言。不过佳韵的异读不一定存在于上古，它们有可能是中途的变化。歌2带短元音的一类变作中古的支韵：el>ei>e>ie>。带长元音中的一类变作中古的佳韵：el>ei>ai。像“酾”的佳韵一读我更相信是中途的变化。

   类似的情况是“氓”字，北京有mang、meng两读，后者对应于《广韵》的莫耕切一读，前者对应于《广韵》失收的明母唐韵读音，“氓”的或体“m”在《篇》又x郎切，正是这个读音。《广韵》读耕韵的除“氓”以外，还有“萌”字。它们都是常用字，所以我更相信“氓”在上古就有阳部、耕部两个读音，前个读音在《广韵》一系韵书中失收，在北京等地方言中保留下来。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实际的谐声现象比这要得杂得多。

   至此，我与郭老先生的分歧也就出来了。郭老先生相信字书，《说文》上“氓”从“亡”得声，段玉裁又说过同声必同部，所以“氓”在上古是阳部字。我则比较相信活的语言材料，北京话中“氓”有两个读音，总应该有它们的历史来源。我相信“氓”在上古有一个阳部的读音，在北京话中读mang，但是一定还有一个耕部的读音，可以解释《广韵》中的莫耕切以及北京话中的meng。此外，我坚信谐声是成系统，有百上千的例子可以证明来源于上古阳部的中古二等韵是庚，来源上古耕部的中古二等韵是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是新语法学派假设，根据这个假设，上古阳部字中变成中古二等的是庚韵，如果有例外，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现在碰到“氓”在中古读耕韵，我们就要对它作出解释。

   “氓”又作“m”“萌”。《方言》“氓，民也”，《说文》“民，众氓也”，“氓”与“民”构成一个词族。“氓”在藏文中的同源词为dmangs（百姓），“民”在藏文中的同源词为mi（人）。“民”的上古音为*ming>min，在汉语的词族结构中，阳部ang一般不与真2部*-ing发生词族关系，所以与“民”发生关系的正是“氓”的另一形式*meng。

   讲了这么多可以总结一下，音韵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话的方言材料。汉语方言中如果存在层次，就要搞清楚它们的来历。它们或者有上古的来源，那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态。或者是中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的发生在中古，有的发生在上古。像“酾”变作佳韵，正与它的支韵读音同属上古的歌2部。所以，如果认为它的佳韵是后来产生的，那么产生的时间一定在上古期。这种分析，都离不开谐声分析的方法，我们在上面提到“酾”的鱼韵读韵是一个悬案，也正是从谐声分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