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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克宏
我在少年时代就爱好文学。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喜欢阅读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粉妆楼》、《包公案》等。虽然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是小说情节动人,亦感到浓厚的兴趣。初中时,爱好中国现代文学,迷恋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喜欢读巴金、曹禺、郁达夫等人的书。记得初三时,曾撰写过一篇《论曹禺及其作品》的论文,全文约一千五百字,发表在当时的杂志《芸芸》上。高中时,比较广泛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并逐步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如《楚辞》和杜诗。当时我手头已有王逸注、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和仇兆鳌注的《杜诗详注》(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取阅十分方便。《楚辞》中的《离骚》,有些地方读不懂,我就参考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此书中有《离骚今译》。选读杜诗,读的不是“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是一些著名的律诗和绝句。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如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亲自授课,我深受教益和启发。195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想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但不知如何做起,于是写信给我的老师汪辟疆先生和罗根泽先生请教。
一、学一点目录学
汪先生回信告诉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全书总目》)。他的意思是说,要学一点目录学。
什么是目录学?姚名达于《目录学》中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列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这是对目录学的界定,明确地指出目录学的功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于是我遵照汪先生的教导,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目录书。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据中华书局版《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著录各书皆有提要,各类有小序,四部各有总序。执笔者大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朱筠、姚鼐等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清代目录学家郑中孚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撰,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详,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绝非溢美之辞。张之洞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轩语》一)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说:“余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可见此书在读书治学中所起的作用。
我在认真阅读经、史、子、集四部的总序、各类小序和翻阅一些重要著作的提要之后,对经、史、子、集的概况,对四部中的主要著作都有所了解,受益不浅。在阅读《四库提要》同时,参阅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简明扼要,对我的治学也很有帮助,如《文选李善注》提要云:“《文选》为文章渊薮,善注又考证之资粮。一字一句,罔非瑰宝,古人总集,以是书为弁冕,良无忝矣。”(卷十九)又《六臣注文选》提要云:“五臣注非善注之比,然诠释文句,间有寸长,汇为一编,亦颇便于循览焉。”(卷十九)又《文心雕龙》提要云:“上编二十有五,论体裁之别;下篇二十有四,论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为二十五篇。其书于文章利病,穷极微妙。挚虞《流别》,久已散失。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卷二十)分析精辟,是为定论。这些论述对我研究《文选》、《文心雕龙》,颇有启发。
鲁迅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这是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指示治学门径的书。光绪二年(1876)刊印问世。此书开列古籍2200种。书中《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这是张氏编撰此书之目的。又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这说明张氏所开列的各书是供学子选读的。此书有一个特点,即书目后常附评语,如杜甫诗,版本很多,何本为佳,读者往往并不清楚,此书在杨伦注《杜诗镜诠》下评曰:“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在《文选六臣注》下评曰:“不如李善单注,已有定论,存以备考。”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下曰:“此书采北宋诗话略备。”在魏庆之《诗人玉屑》下曰:“此书采南宋诗话略备。”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可是对读者很有帮助。
1931年,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出版。此书一是“补”《书目答问》刊行“五十年间新著新雕未及收入”者,一是“正”其小小讹失。《补正》补录古籍1200种左右,反映了五十年来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提高了《书目答问》的使用价值。
著名学者余嘉锡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著名史学家陈垣承认,他少年时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即得力于《书目答问》的引导(朱维铮《书目答问二种》导言)。亦可见此书在老一辈学者读书治学中所起的作用。
《书目答问》对我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我买书。在《答问》的指导下,我先后购买的书“经部”有《十三经注疏》、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等;“史部”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等;“子部”有《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百子全书》等;“集部”有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补注》、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唐李善注《文选》、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的《诗品》、清倪[的《庾子山集注》、清王琦的《李太白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这些书都是中国古籍中的重要著作,对我读书治学都有用处。一是指导我治学。1979年,我应中华书局之约,点校吴兆宜的《玉台新咏笺注》。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庾开府集笺注》提要云:“(兆宜)尝注徐、庾二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韩诗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余惟抄本仅存云。”这是说,吴兆宜的《玉台新咏笺注》仅有抄本。又《玉台新咏笺注》提要,只稍作评论,并未涉及版本。查《书目答问补正》,《补正》有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经查阅此书,知即原刻本。我点校的《玉台新咏笺注》就是以此书为底本。此书已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1994年,由于研究《文选》的需要,我点校清梁章钜的《文选旁证》。查《书目答问》有榕风楼刻本。《补正》有光绪间重刻本。前者为清道光十四年(1834)原刻本,后者为梁章钜之子梁恭辰的重刻本。重刻本与原刻本款式全同,但改正了原刻本一千多处错误。因此,我决定采用重刻本作为点校的底本。此书于200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目录之学,最要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宋史》《明史》艺文志。”(卷二)张氏所举目录,除《经典释文・叙录》之外,都是史志目录。其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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