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精尽，不减古文”

  : 沙红兵

　　历来对于苏洵的研究，正如对于唐宋八大家的研究一样，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古文和诗歌。其实他（们）的骈文作品也不可忽视。在苏洵《嘉v集》里现存两篇骈文――《谢相府启》、《贺欧阳枢密启》，篇目虽少，却体现了“委曲精尽，不减古文”的“四六述叙”效果（《欧阳修全集》卷一三“苏氏四六”）。
　　在《上田枢密书》里，苏洵曾区分了三种情况：一个人有才能而不出来求仕致用，是辜负了天赋即“弃天”，没有多少才能却所求过于天赋，是“亵天”，这两方面都是这个人自己的错；而自己有才能，不弃不亵，却不被任用，则是不任用者的错，是“逆天”（《嘉v集笺注》卷一一）。抱着这种不“弃”不“亵”在己、“逆天”在人的态度，苏洵于嘉v元年（1056）前后给当时的执政韩琦、富弼、田况以及文坛领袖欧阳修等写信、呈文，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或任用。欧阳修的反应最为热烈，上《荐布衣苏洵状》，但“始公进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余日而得召”（苏洵《上欧阳内翰第四书》，《嘉v集笺注》卷一二）。时已是嘉v三年，但所谓“得召”也不过是召试舍人院，苏洵“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才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上皇帝书》，《嘉v集笺注》卷一），遂以病辞。嘉v五年八月，朝廷再召试紫微阁，苏洵又辞。《谢相府启》即苏洵此次拒试不赴的谢辞。全文如下：
　　朝廷之士，进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讥于世，学者莫获其中。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壮而不仕，岂为异以骄人？上之，则有制策诱之于前；下之，则有进士驱之于后：常以措意，晚而自惭。盖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效官；仰而就之，良亦难矣。以为欲求之无辱，莫若退听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将复何为？
　　不意贫贱之姓名，偶自彻闻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试，固以大异其本心。且必试而审观其才，则上之人犹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则洵之意以为近于强人。遂以再辞，亦既获命。于匹夫之贱，而必行其私意；岂王命之宠，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诏恩，被以休宠，退而自顾，愧其无劳。此盖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泽所畅，刑威所加，不阳而熙，不寒而，顾惟无似，或谓可收，不忍弃之于庶人，亦使与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贤俊之望，下以解其终身饥寒之忧。仰惟此恩，孰可为报？
　　昔者孟子不愿召见，而孔子不辞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谨其所以取之之故。盖孟子不为矫，孔子不为卑。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虽自知其不肖，常愿附其下风。区区之心，惟所裁择！（《嘉v集笺注》卷一五）对于苏洵，朝廷与执政也并不是全然弃置不用，只不过官小了些，而且还要考试。苏洵自己谢辞不试。我们认为，苏洵这篇骈体的谢启也运用了与他的史论相似的笔法，或者竟至于把史论的笔法移植过来，易地皆然，从而取得了感人效果。
　　苏洵，包括苏轼、苏辙在内的“三苏”，都以史论见长。谢枋得在评论苏轼的史论时曾说：“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如弈棋然。……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长于作论。”（《文章轨范》卷三）这是说，史论并非人人皆能，史论关键要善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当时心理，而心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所以史论又往往注重发掘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重新在多个历史事件中建立联系。因此，简单说，事势和心理成为史论的两大要素，在这两大要素的互动之中尝试对于历史事件作出新理解，新解释。苏洵的史论正是如此，“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曾巩《苏明允哀辞》，《曾巩集》）。
　　苏洵在这篇《谢相府启》里也可以说主要处理了事势和心理这两个方面，只不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变成了有关他自己进退、出处的事势和心理。个人的处境事势和心理也似乎像他笔下那些著名史论所论的事件与人物一样，被冷静地推置于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处，苏洵也仿佛身外化身，悬拟与自己相关的各种事件及其可能的影响，并在它们之间建构起自己可以无愧、执政大臣可以理解的联系。
　　苏洵早年科场不利，二十五岁之后始绝意科举，“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一意钻研古代经典，“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v集笺注》卷一二）。嘉v初年，欧阳修为之延誉，“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欧阳修全集》）。但依然求仕不遇，招试而辞不赴者再；在科举不第之后，苏洵遭受了同样绝望的第二次打击。这些可算是苏洵写作《谢相府启》时所面对的基本事实。而从这些事实出发，苏洵对他的辞而不试作出以下他个人的假设、推理。
　　一个人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试，需要自炫，以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相信；“盖人未之知，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效官”。自己早年参加“制策诱之于前”、“进士驱之于后”的科举考试，就是如此。
　　相反，一个人如果己经摒弃了“声病剽窃之文”，在研习经典、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写出了“几策”、“权书”、“衡论”等经世致用之文，声望“彻闻于朝野”，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不试而用。
　　如果不任用，或者还需要考试，那就是还不相信他的才能，“必试而审观其才，则上之人犹未信其可用”。
　　在这样不信任的情况下赴试，那等于是强迫人相信自己，接受自己，“未信而有求于上，则洵之意以为近于强人”。
　　因此，“仰而就之，良亦难矣。以为欲求之无辱，莫若退听之自然”。
　　当然，两次辞命不试与自己上书、呈文的求荐之举也并不矛盾。往近处说，要在“进而不知休”的朝廷之士与“退而不知反”的山林之士之间取得平衡；往远处说，不辞小官的孔子不为卑，辞召不就的孟子不为矫，这些古代圣贤才是值得追随、师法的榜样……
　　以上事实、假设和推理，也构成了苏洵辞召不试的总体情势和个体心理，蕴蓄着强烈的逻辑、情感甚至道义的力量。嘉v三年，苏洵第一次辞召试舍人院，在《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等书信之中也曾解释过自己辞命不赴的理由。如《与梅圣俞书》说：“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一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嘉v集笺注》卷一三）《答雷太简书》说：“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只以为笑。”（《嘉v集笺注）卷一三)这以后两年，苏洵第二次辞召试紫微阁，《谢相府启》写给宰相富弼。我们把这些前后仅仅两年之差的书信对照阅读，可以更好地看出苏洵基本的辞试理由并没有多少改变，只不过《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因为是私人之间的信函，比写给执政的《谢相府启》更随便，信笔所之一无遮拦，而《谢相府启》则将在《与梅圣俞书》、《答雷太简书》中略显泛滥的情感隐藏在步步为营的假设、推理之下，隐藏在简括刚直的骈句之下，隐藏在矜持凝重的骈体风格之下。
　　另一方面，苏洵对于朝廷召试的态度也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有关理解之上――我们称之为苏洵的假设、推理。朝廷任官、取士，也许自有一套严格规则，要求一个人考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相信他的才能。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文安先生墓表》说：“仁宗时海内安，朝廷谨持宪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于岩谷。奉常特召已为异礼，属之论撰，台阁之渐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啬于命也。”（《嘉v集笺注》附录一）叶梦得《石林燕语》说：“欧公荐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稍待之。’”这些都分别讲出了朝廷任官、取士的客观制度和执政者的谨重心理。不过，指出苏洵的个人理解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未必相符，并不是要得出否定《谢相府启》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实际的史实不能否定苏洵有关史论的价值一样，在苏洵“驾空立意”的情势和心理面前，重要的是这些情势和心理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也正如《谢相府启》在最后一段援引孔孟的例证时所说：“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而我们也不妨为此更进一解：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说各有当。
　　

　　再看另一篇《贺欧阳枢密启》：
　　伏审光奉帝诏，入持国枢，士民欢哗，朝野响动。恭惟国家所以设枢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兵不可去，职为最难，任文教则损国威，专武事则害民政。
　　伏自近岁，屡更大臣，皆由省府而来，以答勋劳之旧。一历二府，遂起百官。既无足之求，仅若息肩之所。自闻此命，欣贺实深。益因物议之所归，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时之杰，举代所推。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顾惟平昔起于小官，曷尝须臾忘于当世？以为天下之未大治，盖自贤者之在下风。自今而言，夫复何难？愿因千载之遇，一新四海之瞻！
　　洵受恩至深，为喜宜倍。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阙于至门，仰祈高明，俯赐亮察。（《嘉v集笺注》佚文)这篇贺启篇幅不长，但每一段各讲一层意思。第一段讲只有文武并重、文武协调才能有效治理国家。“任文教则损国威，专武事则害民政”，寥寥数语，讲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议论，于重文轻武、边患不断的宋王朝尤切。这也是苏洵在《几策・审势》篇借论周、论秦以砭时弊之际所曾详细讨论过的内容，这里由枢密院、枢密使的机构、人员设置旧话重提，切事、切题。第二段绾合到欧阳修身上，但是先宕开一笔，说近年来重要大臣的擢任大都由二府旧员充任，不讲才、职是否相符，等于在官职上养老，然后才说欧阳修“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与由二府旧员而起的庸吏相比，新任枢密副使有文有略，文武兼备，切人、切题。第三段在第一段所说的“士民欢哗，朝野响动”之中突出这封贺启作者自己的声音，“受恩至深，为喜宜倍”；不过，虽然重点表达的是个人的欣喜和希望，但“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也与第一、第二段的大议论一脉相承，同条共贯。
　　欧阳修擢任枢密副使，苏轼、苏辙亦有贺启（苏轼为代作），都从赞誉欧阳修本人文兼武略的角度落笔，似乎在总体格局上已为乃翁所笼罩。不过，即使是苏洵的这一篇骈体谢启，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于骈体的角度来看，或许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更不要说在一贯只重视苏洵古文的眼光里或许根本就看不到这篇骈文的存在。但如果从苏洵作品的整体来看，《贺欧阳枢密启》这种每一段各讲一层意思，而全文又脉理相贯、在内在精神上成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却也正是与苏洵古文相似的一个重要特征。明清以来注重古文章法的批评家都在苏洵的古文里看到这个特点。如对于苏洵的《心术》，杨慎说：“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属。然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者。”（《嘉v集笺注》卷二文后“集说”）对于《上富丞相书》，唐顺之说：“此文各自为片段，正与东坡文体不同，老泉之文，大率如此。”（《嘉v集笺注》卷一一文后“集说”）甚至在谈到苏洵一些不具备这种特点的篇目，这些批评家也往往还要涉及到这个特点。如对于《御将》，杨慎说：“此篇有格局，一步进一步，不似他篇，各为片段。”（《嘉v集笺注》卷四文后“集说”）对于《上余青州书》，王守仁说：“老泉行文多各自为片段，与东坡文体不同。此书独一意到底，气势弘放，有一泻千里之态。”（《嘉v集笺注》卷一一文后“集说”）当然，大讲“老泉之文，大率如此”的明清批评家，在他们所讲的“文”里想必不会包括《贺欧阳枢密启》这篇小小的骈文。
　　这种“各自为片段”而又岭断云连的创作现象与创作特点，在唐宋古文家里其实也不仅苏洵独有。如韩愈《张中丞传》，方苞就说：“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惟退之有此。”（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张中丞传》文后方苞评语）更值得一提的是，远在明清批评家的批评总结之前，苏辙在《诗病五事》一文里就曾经这样推许过《诗经・大雅・绵》九章：“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又早把这种在乃翁苏洵那里十分突出的创作特色远溯到《诗经》的源头。
　　可见，苏洵《谢相府启》、《贺欧阳枢密启》这两篇向来未受到多少重视的骈文作品，一篇引入史论笔法，一篇运用似断实连的行文结构，看似小文章，却也可以牵涉到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陈师道说：“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后山诗话》）陈善说：“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扪虱新语》卷一）都指出了由欧阳修开创的骈文史的转折变化。而在欧阳修自己看来，这一转折变化也包括了苏洵在内的众多作家的努力：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f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不过，对于这种骈文史的转折变化，与其沿袭陈师道、陈善所总结的“以文体为对属”、“以文体为四六”，从骈文被动接受古文影响的角度看问题，不如在更深的层次上指出，古文和骈文其实具有着相同相通的文心。它们共同折射着创作主体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观念、政治主张和情感、心理。如果缺少了对这两篇骈文的关注，对于苏洵的理解可能是不完整的，至少失去了些许探赜一个作家隐微心灵的婉曲意味。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中文系)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惟子《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苏洵《嘉集》卷九《史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