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文学

  : 黄　鸣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农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起来。观象授时是天文学在农业社会的主要功能，然而此后与天文学有关的星象学，也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天文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懂天文学的话，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很多东西就无法弄清楚。
　　天文学影响及于中国古代文学者，在于它的很多内容成为文学的形式和意象，有的天文学理论成为文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而古代文学影响及于天文学者，主要在于天文学往往会采用文学的形式来说明自身。
　　
　　一、天文学作为文学的形式与意象
　　
　　天文学与日月星辰这些直观的天象联系甚密，而这些天象同样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题材与重要意象，在文学中，它们或是被直接歌咏，或是作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在上古时代，天文学知识较为普及。随着文化的推移，进入文学领域的事象逐渐繁多，靠个人的记诵已经不足以穷尽众多的知识门类，于是类书的出现给文人学士带来了遣词用典上的极大方便。然而天文学的真义，也往往因此而丧失。下至明清，天文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专业的学科，文人学士已经难以究其终始，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可谓知言。大抵我们的先民们由于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多种天文现象已经形成了常识。这些天文学常识在古代是普及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天文学知识逐渐退出人们的常识体系，我们今天的读者对这些描写也就不明就里了。
　　如果翻开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的《诗经》，各种与天文学有关的内容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如“三五在东“（《召南・小星》）、“定之方中”（《{风・定之方中》）、“三星在天”（《唐风・绸缪》）、“七月流火”（《豳风・七月》）、“成是南箕”（《小雅・巷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小雅・大东》）、“月离于毕”（《小雅・渐渐之石》）等。它们在诗中的出现极为自然，似乎在当时诗歌的接受者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基础，不言自明。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的记载。这些内容，多与天文学中星辰和星宿有关。如“三五”即心宿三星及其附近之星，三月时出现在星空的东方。“定”为营室，又称定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它在夏历十月的黄昏之时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古人见此星象，就可以营制宫室。启明和长庚都是金星，金星在太阳之旁，为全天最亮的星，但只在日落和日出时可见，古人误认为是两颗星，朝称“启明”，夕称“长庚”。“毕”为毕宿，据说毕星好雨，月为水之精，当月亮运行到毕宿附近时，就会多雨，所以诗中又说“俾滂沱兮”，这其实是先民们对天象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直观的认识。而傅说星则是东方苍龙的箕、尾之间，尾宿后天河中的一颗亮星，即天蝎座G星，所以《庄子》称“乘东维，骑箕尾”，即指其位置而言。
　　
　　图一: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
　　如果说在《诗经》的时代还是“人人皆知天文”的话，那么，尽图一：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管此后天文学知识逐渐专业化，但历代的文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天文学内容化用在诗文之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如《文选・明月皎夜光》诗：“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李善注：“言有名而无实也。”“南箕”为什么在这里比喻有名无实？原来南箕即箕宿，其距星为人马座γ星，由四颗星组成，二星为踵，二星为舌。踵窄舌宽。夏秋之间见于南方，在斗宿之南，故称“南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后即以此比喻有名无实。此外，古人还认为箕星主口舌，多用其比喻谗佞。《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郑玄笺：“箕星哆然，踵狭而舌广。今谗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犹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这两种比喻意义都是通过箕宿的形态来进行联想，但联想的切入点不同，一为功能联想，二为形状联想，其表达的感情也就各异。另外，南箕又称“南星”，如李白《送梁四归东平》诗：“大火南星月，长郊北路难。”南箕在夏秋之际出现在南方，大火星即心宿二，即天蝎座α星。《诗・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即指大火星向西方运行的星象，其时正当夏历七月，正是初秋之时。李白诗中所说的“大火南星月”，其实就是七月的代称。
　　又如，骆宾王《在狱咏蝉》有“西陆蝉声唱”之句，南朝江淹《丽色赋》有句曰：“至乃西陆始秋，白道月弦。”在这两个例子中，“西陆”都指秋天。但为什么它指秋天？这同样要了解一点天文学知识。原来古代将二十八宿分为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南方朱雀。二十八宿均分布在黄道附近，古人就将太阳在西方白虎七宿运行的区域，称作“西陆”，其时令正当秋季，见《太平御览》引《易通统图》：“日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陆，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陆，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陆。”
　　又如，脍炙人口的王勃《滕王阁序》，开头就有“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描写，又有“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之句。它涉及到古代天文学中的分野说。 天上的列宿对应着地上的封国，这种观念很早就产生了。如《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具体的分法，《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都各有不同。下表是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列出的分野：
　　
　　这种分野的划分实际上并不严谨，如魏为晋地，参为晋星，但其州域却对应着益州，究其原因，应该是州域名称不敷使用而随意安排，未免给人捉襟见肘之感。从表中可知，翼、轸对应着楚地荆州，王勃所到的滕王阁在今江西南昌，正是楚地，故有“星分翼轸”之说。而“龙光射牛斗之墟”，牛斗之墟对应的是吴越之地的扬州，为什么出现在此赋中？原来此处用晋代张华的典故，相传豫章的丰城（今江西丰城市）常有紫气上冲斗牛二墟，张华遣人至丰城为令，访求得龙泉、太阿两柄宝剑，为吴国名冶干将及其妻莫邪所铸。（见《晋书・张华传》）宝剑是吴人所铸，所以其剑气上冲牛、斗，正是吴越的分野。而丰城在南昌之南，两地相距极近，亦可视为南昌故实。王勃这几句骈文的用典，非常细密得体。
　　但古人应用天文学知识到文学中，也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如苏轼的《前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清人张尔歧认为苏轼不懂天文，此文是“临文乘快，不复深考”之作。他说：
　　
　　张如命云：“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处。如《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相对，月当在埚ぃ斗牛二宿在星纪，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临文乘快，不复深考耳。”（《蒿庵闲话》卷二）
　　
　　按此赋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七月十五日，即公元1082年8月11日，埚ぜ炊十八宿中的室宿与壁宿。那么，当日的天象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天文学软件 StarryNight来进行演示。如下图所示，在当天晚上的黄州地区，月亮初升时在危、室之间，离斗、牛二宿距离20度，相隔甚远，所以张尔歧的判断是对的，苏轼的确是在信笔为文。当然，东坡此举无伤大雅，这是《前赤壁赋》的一个有趣的插曲。
　　
　　图二：Starry Night演示之公元1082年8月11日20时20分《前赤壁赋》所见天象
　　
　　二、天文学作为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
　　

　　
　　天文学不但作为古代文学中的具体事象而出现，它还作为古代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而被应用到文学理论的构建当中。
　　比如在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就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的说法（《文心雕龙・原道》），同篇又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之句。这是刘勰对文学发生论的一种阐释，而他用以引出结论的论据“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盖天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讨论天地结构的体系，主张天圆地方，就是此处的“方圆体分”之意。《晋书・天文志》：“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对这种早期宇宙论的简明阐述。刘勰认为，天地方圆体判，各有其文，而“道”作为本体论范畴内的宇宙本体，又涵括了天文与地文，其性质是自然而然，这就为下文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人文与天文和地文并列而成为三才之道奠定了理论依据，从而为文学找到了发生论的源头。在这里，刘勰对文学起源的证明是借助天文学的知识来实现的。
　　又如宇宙是无限的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经典释文》卷二十六释《庄子・齐物论》“挟宇宙”一语引《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大抵“宇”指空间，“宙”指时间。宇宙无限的观点，在上古时代已有萌芽，如《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这种说法已经蕴含着宇宙无限的猜测。战国的名家学者惠施也曾提出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观点（《庄子・天下篇》），这些说法都还是在哲学上对宇宙是无限的思辨，而真正证明宇宙无限观点的，还是天文学自身。汉代以前就已产生的宣夜说就是主张宇宙是无限的，据《晋书・天文志》对宣夜说的记载，认为天是无边无际的气体，日月星辰就浮动于其中。到了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就正式提出“过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灵宪》），明确揭示了宇宙无限的概念。宇宙无限观念使人类的思想面对着的不再是眼前这个狭小的天地，而是超越目力所及的广袤时空。它能促使人类在感叹之余深刻地反省自身。西哲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实践理性批判》）同样的星空，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反映除了敬畏之外，还更带上了一丝洒脱之感。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阐发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思想糅合了庄子（《德充符》）和佛教空宗（僧肇《物不迁论》）的思想，也吸取了从先秦到唐代的宇宙无限思想，是它们在文学思想中的继续发展。
　　
　　三、天文学的文学形式
　　
　　古代文学影响及于天文学者，在于很多天文学著作往往会采用文学形式，以便记诵。有些天文学著作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郑慧生先生曾译注了五首天文星象的诗赋，即东汉张衡的《思玄赋》的一部分、北魏张渊的《观象赋》、隋朝李播的《天文大象赋》、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以及唐代无名氏的《玄象诗》（见《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这些是历代比较有名的、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天文星象赋。它们的主要特色都是以艺术的手法来列举天上的星宿，将各个星辰形象化和拟人化，既方便记诵，也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而就赋这个文学体裁而言，虽然不是专门列举星象，但其内容与天文学有关的篇目远不止此数。清人陈元龙所编的《历代赋汇》，收录历代天象赋二百九十余篇，有相当一部分与天文学相关。此外在历代的诗、文等文学体裁中，都有天文学题材的作品出现。
　　
　　图三：[元]岳熙载《天文精义赋》书影，《宇园丛书》本
　　
　　例如，在古代文学的总集或类书中，往往会立“天象”或“天部”，在诸卷之首。此外，“岁时部”也通常与天文学中的历法节气之学相关。如《艺文类聚》立有“天部”两卷，“岁时部”三卷，收录从先秦至隋的相关诗文。明人张之象辑《古诗类苑》，立“天部”三卷，“岁时部”四卷，收录先秦至隋的古诗，他所辑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中，立“天部”八卷，“岁时部”十五卷，其中有不少与天文学相关的诗歌。宋初四大类书中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中，按体裁来分，赋类立“天象”二十卷，“岁时”四卷，诗类立“天部”八卷，歌行类也有“天・四时”一卷。其篇幅也是相当巨大的。
　　有些古代的文学家所写的哲学性著作也对天文学有所阐发。图三：［元］岳熙载《天文精义赋》书影，《芋园丛书》本如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都是对天文学有影响的文章。又如宋元间的邓牧写过一篇《伯牙琴・超然观记》，里面有一段说得极为符合宇宙无限的原理：“且天地大矣，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虚空，本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
　　邓牧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亡后不仕，淡薄名利，遍游名山，隐居于洞霄山中超然馆，幽忧独处，或数月不出。也许，文学家的想象力较为丰富，所以邓牧玄思入微，竟能窥得天文学上的一项真正的秘密：宇宙中可能另有地外生命。或许，这种天文学家和文学家作为思维主体同样具有的不羁的想象力，就是天文学和文学能发生关系的最根本原因吧？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