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杜甫的两次创作落潮

  : 王许林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伟人、巨人，但不是完人、圣人。他一生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而是艰难曲折、有起有落的。他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既有雄视千古、感人肺腑的杰作，也有平庸黯淡、令人惋惜的篇什。对于杜甫的创作高潮和成就，古往今来人们谈论了很多；而对于他的创作落潮和缺憾，却一直未有重视乃至刻意回避。笔者拟就杜甫的两次创作落潮，作一些思考和探讨，以期全面认识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的第一次创作落潮发生于唐玄宗天宝五年至天宝十年（746―751）之间，即困守长安的前期。在这之前，杜甫由于良好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的勤奋好学，早早表现出创作的才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场”（《壮游》），青年时代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三次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名山胜水，并且写出了气魄非凡的《画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以及脍炙人口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分显示了一个天才诗人的艺术胸襟和功力，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灵机既已触发，弦音也已经校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来，都是绝调。”（《唐诗杂论・杜甫》）然而事实却相反，当杜甫告别“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怀着“立登要路津”的强烈功名欲望，于天宝五年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此后的五六年间，他弹出的不是“绝调”而大多是“俗调”。由于奸相李林甫玩弄“野无遗贤”的把戏，杜甫在科场上自然惨遭落第。但杜甫似乎未能从考试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未能看清官场的腐败、丑恶，复又周旋于达官贵人的门庭，既为谋官，也可解决在长安的生计问题。因此，庸俗的名利思想和狭窄的生活领域，导致杜甫这时期创作的五十余首诗歌（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编年统计，下同），不外乎以下几类：
　　一是干谒公卿――以诗歌为敲门砖，恳求权势者荐举，谋取一官半职。杜甫用力之勤、数量之多，在古代文人中委实少见，举其要者：《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赠比部肖郎中十兄》、《敬赠郑谏议十韵》、《奉寄河南韦尹大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翰林张学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不下十余首。此外还有直接向唐玄宗陈情的《三大礼赋》等。他干谒的对象，有文官，亦有武将；有直臣，亦有奸佞，乃至包括劣迹昭著的杨国忠。这些作品的内容可以一言蔽之：“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希望大人们伸出同情的援手，尽快帮我谋个效忠的官职。而结构上则是固定的“三段式”，以投赠韦济的诗为例，先称颂对方：“首从左丞之职，叙出韦氏门第”；再苦述自况，“次言穷老而受知于韦”；最后希望得到对方提携：“末有望于韦汲引也”（《杜诗详注》卷一）。这里，杜甫早期“何当击凡鸟”、“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和魄力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低声下气、卑躬曲节、吹捧逢迎，实在出人意外。
　　二是宴游娱乐――以显宦贵戚的宾客身份，大写宴乐、游观的帮闲之作。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出入于豪门府邸、庭院，在酒酣耳热之际，为主人宴席的奢华唱赞歌：“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郑驸马宅宴洞中》）他津津乐道于公子哥的狎妓调情：“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他嗜酒如命，整日狂饮滥喝：“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谁能想到，杜甫有时还敞怀跷脚，狂呼大叫，在赌场上一露身手：“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庐。”（《今夕行》）这些言行举止，与杜甫后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的悲苦形象，大概是很不相称的吧。
　　三是友朋聚散――怀念或送别友人，感叹彼此的身世沦落。相较于前两类诗，此类诗或歌吟真挚友谊，或叹息怀才不遇，缘事而发，即景抒怀，感情较真切动人，还是值得一读的，例如《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高十三书记十五韵》、《送韦书记赴安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饮中八仙歌》等。不过，它们毕竟未跳出个人情感天地的藩篱，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有限，在号称“诗史”的杜诗中，分量显得轻飘飘的。
　　然而，杜甫毕竟是伟大的。他没有长久地沉沦下去，在落潮中一蹶不振，更没有闭目塞听，窒息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经历了五六年的仕途挫折、干谒的一再碰壁及羞愧屈辱的生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杜甫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醒了：“纨F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乡里儿童（指地方官吏）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磨难，又把杜甫推向了社会的底层，让他看到了社会的真相，感受了人民的种种不幸，从而复活了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和批判锋芒。杜甫摆脱第一次创作落潮而跃入高潮的突出标志是作于天宝十年（751），批判朝廷穷兵黩武、同情人民战乱之苦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继承乐府传统，即事名篇，笔调雄浑，感情深沉，可谓杜甫“诗史”的奠基之作。接着又创作了讽刺朝廷权贵荒淫奢侈的《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以及《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秋雨叹三首》、《贫交行》、《醉时歌》、《九日寄岑参》等一系列伤时感怀、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名篇。到了天宝十四年（755）秋，即“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写出了长篇里程碑意义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民生和国事、 人生反省和政治忧患，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交融于一篇之中，内容丰厚而深广，诚如俞平伯先生的赞誉：“一代之史事，亦千秋之殷鉴。”
　　 杜甫的第二次创作落潮发生于唐肃宗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757―758）之间，即入朝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贵妃等仓皇奔蜀，至马嵬驿兵变，缢杀贵妃，太子李亨即位，是为肃宗。杜甫被困于沦陷的长安，目睹山河破碎，民众流离，曾写出《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名篇。后冒死逃出，投奔朝廷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肃宗感其忠君之诚，封为左拾遗。不久，唐军收复长安，杜甫也随肃宗朝廷迁回京城， 一本正经地当起皇帝的“近侍”。从此，皇家宫苑森严的围墙再次阻隔了杜甫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他看到的只是帝国表面的歌舞升平，而无法观察到人民的灾难、呻吟、流血，艺术的感觉也随之平庸了、迟钝了。所以，杜甫在这一年中所写的三十多首诗歌，亦可分为三类：
　　一是宫廷唱和。左拾遗名为谏官，实际是个无关紧要的闲职。其时同朝为官的有王维（太子中允）、岑参（右补阙）、贾至（中书舍人）等人。他们出入宫廷，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便以诗文唱和来消磨闲散的时光。试举一例：贾至偶而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发》，表白自己的忠款：“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各人立刻应声奉和，相互吹捧。王维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岑参说：“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杜甫则说：“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在这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中，哪里见到一点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不幸？借用冯至先生的话：“毫无光彩……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真实的内容。”（《杜甫传》）
　　二是为官写照。也许是来之不易吧，杜甫对左拾遗的官职颇为得意，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故而常以诗歌来记录自己的为官生涯。他写朝仪的庄严肃穆：“户外昭容紫烟垂，双瞻御座引朝仪。”（《紫宸殿退朝口号》）他写中书省的森严宁静：“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雪常阴阴。”（《题省中壁》）也写自己的逍遥自在：“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或写诚惶诚恐的心态：“明夜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对皇帝的一点赏赐更是感激涕零：“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端午日赐衣》）……这些俗不可耐的官样文章，除了显示一个自得其乐、谨小慎微的官吏形象，何来前不久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美感和价值？
　　

　　三是曲江行乐。长安郊外的曲江是杜甫经常游览和歌吟的地方，在这之前就写过沉痛哀伤、笔力雄健的《丽人行》、《哀江头》等。而今时过境迁：“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诗中不见社会的责任和道义，沉湎于人生虚无、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之中。更甚者还有纵酒狎妓、游戏人生：“何日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曲江对雨》）须知，此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危机四伏，杜甫大写这样的作品，无怪乎明人王嗣也深为不满：“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人臣行乐之时？”（《杜诗详注》注引）
　　这种平庸、空虚、闭塞的宫廷官吏生活，岂能不熄灭一个诗人的天才火花？但一次意外的政治打击，却拯救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在朝廷的权斗中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个管理地方祭祀的小官。这次贬谪就杜甫个人的仕途来说或许是个悲剧，但对他的艺术生命来说却是一大幸事。杜甫从此告别宫廷而回到民间，由侍奉皇帝而走向人民。 时代的动乱、民众的苦难、统治者的丑恶，重新进入他的视野，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改变了他的情感，升华了他的精神――无疑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的题材和境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甫赴华州的途中，耳闻目睹了被强征夜捉的少年、老翁、老妪及“暮婚晨乃别”、 “人生无家别”、“子孙阵亡尽”等种种人间惨剧，他的人格和良知受到洗礼，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奋笔写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组诗“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开创了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光辉典范。王安石选杜诗作为压卷之作的《洗兵马》，也作于此时。“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杜甫兴会淋漓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最强音。此后不久，杜甫终于对官场、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或者说大彻大悟了：“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在华州任上毅然弃官而去，经甘肃秦州、同谷而漂泊西南的川湘，汇入社会生活的洪流，真正迈向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生涯，以《秦州杂诗二十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我们无意给杜甫抹黑。恩格斯评论德国古典大诗人歌德时说过：“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杜甫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两次创作落潮正是他“渺小”、“庸人”一面的具体表现，但同歌德一样，并不影响其“伟大”’、“天才”的光芒。“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和探究的，是从杜甫的曲折起落中汲取一点历史启示：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不在于象牙塔中，不在于孤芳自赏中，而在于人民大众的丰腴的生活土壤中。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所撰的对联可谓一语破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惟有摆脱名缰利锁、虚荣浮华的束缚，真正把握“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不断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真切体察人民大众的痛苦与欢乐、希望与憧憬，方能创作出辉耀天地的作品！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