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桐城”，自成格局

  : 路海洋　邢蕊杰

　　清代古文，以“桐城派”为最大宗，“桐城”而外，可与“桐城”抗衡，自成格局的，必推“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领军的“阳湖派”，其古文虽渊源“桐城”，而别拓途径、克自树立。但学界对“阳湖派”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对“阳湖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仍众说纷纭，未有持平定见，尚待进一步探讨。
　　欲厘定“阳湖文派”在清代古文史上的地位，须先从“桐城派”说起。“桐城派”方苞、刘大、姚鼐，前后呼应接踵，被称为“桐城三大师”。方苞持说鼓吹在乾隆初，而到了乾隆末年，“桐城派”之名已经天下共知，影响所及，为古文者多向他们效仿学习：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曾国藩《曹文正公文集》卷一《欧阳生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尤其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编成，“桐城派”的地位正式确立。此后“桐城”古文影响日大，直至清末而余绪不坠。而“阳湖古文”的兴盛主要在乾隆末年、嘉庆、道光间，若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张惠言赴京与恽敬定交为始，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李兆洛七十三岁辞世为讫，“阳湖文派”兴盛近六十年，而此六十年正是“桐城派”披靡天下之时，那么“阳湖文派”可以特然挺起，必然有突破“桐城家法”而能自我树立之处，概括言之，可分三点。
　　其一，取法六经史汉，兼宗诸子百家的文学视野。“桐城派”古文家“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标举“义理、考证、文章”，大抵不出宋儒范畴，故所为古文虽根柢儒术而具儒雅之格，而他们的敝处亦在拘束宋儒，其下者常乏性情，格局极为逼仄。“阳湖”作家察其弊端，矫以深广宏通，矫以“性情”，拓展了古文写作根柢、取材的路径。恽敬的策略是根柢儒术而兼综百家，其古文颇有纵肆之气，虽出于“桐城”，而与“桐城”古文的风格迥别；张惠言以道统自任，为纯儒学者，他对于“桐城派”的突破，在于超出宋儒框范，直溯六经，揭橥文章本源，并且其古文濡染性情，往往摇人心魄，也与“桐城”异趣；李兆洛古文风格以“温润缜密而有玉德”为主，已是突破宋儒远接经典，而其论文主“性情”，文章所擅长亦在“性情”，更是跳脱“桐城”界范，自然不似“桐城”；陆继辂一生为多情之文，论文主“意内而言外”、“自竭其才与识”，对“桐城派”古文甚至颇有微词（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删定望溪先生文序》，清嘉庆二十五年合肥学社刻本，版本下同），其多情近张惠言、李兆洛，其论文主“意内言外”同于张惠言，这已经破出“桐城家法”，则继辂固非“桐城”门人。
　　其二，骈散融通的文学创作思路。自韩愈等提倡“古文运动”，天下响应，古文称为正宗，厥后虽有晚唐的再兴，又有宋人如欧阳修、苏轼在骈散沟通方面的努力，但骈体文与古文已“隐然如敌国”（同上卷一四《与赵青州书》），遭人抑斥，则是事实。至清，虽有所谓骈体复兴，而古文正宗“桐城派”则谨守“家法”，对骈体也持贬抑态度，梅曾亮甚至以“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所措”（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岘山房诗文集》卷二《复陈伯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相贬斥，而“桐城派”古文传衍而下的另一弊端正在于确守古文统绪，致使古文易趋质木死板、枯燥琐屑。“阳湖”古文家除恽敬骈体创作略少，其余多可称骈文家。以代表作家而言，张惠言为纯儒学者，而骈体大赋、骚体赋、小赋俱称名家，其古文以赋法浸润，博通流转，是讲“骈散融通”；李兆洛辑《骈体文钞》三十一卷，力倡“骈散融通”，其文骈散往往不隔，散中有骈，骈中有散，《骈体文钞序》、《姚石甫文集序》、《马瑙泉别墅记》、《岁寒堂夜课图记》诸篇，绝不沾染“桐城”气息而俱可称为骈散交融的佳作；陆继辂《与赵青州书》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立论，已辩明“江、鲍、徐、庾、韩、柳、欧阳、苏、曾”（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四）诸家，不应歧而为二。“阳湖”诸子以张惠言、李兆洛、陆继辂为代表，主张并在文学创作中实践所谓骈散交融，在“桐城家法”之外另辟途径，亦是拓展了古文创作的思路。
　　其三，以学济文的文学创作策略。历来论者对“桐城”古文弊端的批评，有一方面即是集中在“桐城”作者的“空疏”不学上。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衡鉴清代学术，在论及“桐城派”宋学与以吴、皖两派为代表的汉学“树敌”时说道：
　　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巨子，曰方望溪、姚姬传。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
　　对“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学术造诣大不以为然。又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以“空议”、“空文”、“空疏”论“桐城”古文家之不学云：
　　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合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D，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
　　事实上，正是因为“桐城”古文家过于专注宋儒学说，思想为其所拘囿，往往染有空疏不学之敝，他们标举的“义理、考证、词章”之说，在浅薄者那里往往徒有其表。而“阳湖派”诸家恰能以实学矫“桐城”之“空疏”，使得古文创作趋于沉实。如其代表人物恽敬，兼治百家，特别擅长经济之学，美国人艾尔曼甚至认为他是“实际上完成了庄存与转向公羊学的政治目标，标志着今文经学的形成”的重要人物（艾尔曼著，赵刚译《经济、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惠言为一代经学大师，是清代《易》、《礼》学的重镇；李兆洛与常州今文经学大师庄存与被魏源称为“并世两通儒”（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四），尤其长于地理之学；陆继辂虽然不以学术名世，但他在金石考证与方志学上的成绩，也是学界公认的。他们的学术造诣融润于古文创作，恽纵肆而有据，张博通雅润，李如前所述“温润缜密而有玉德”，陆则婉挚多情而“按之皆有物”（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卷二《崇百药斋诗文集叙》，道光二十年江阴暨阳书院刻本），确乎在“桐城之风”外，别有另一种风格、境界。
　　综上可知，“阳湖派”从文学创作的取径、文学创作的思路与创作策略等三个主要方面，成功地实现了对“桐城家法”的突破，再结合诸人的创作实绩，真可谓别辟途径、自成格局。那么“阳湖派”在清代古文史中亦须有相应的地位。
　　论者言“阳湖派”地位，多将其放置在与“桐城派”的比照联系中，来进行考察论定，而众说纷纭。排比诸家意见，可分两大类。一类持“阳湖”、“桐城”各有渊源、各自成派之说，以姚华、蒋逸雪为代表，占少数。这一类观点过于强调“阳湖派”与“桐城派”的不同之处，而忽略其对于“桐城派”的继承学习，未为公允。另一类认为“阳湖派”实出于“桐城派”，占大多数。这一类观点若细分，又可分三小类。
　　第一，“阳湖”不过“桐城”之后续。以徐珂、刘师培、郭绍虞为代表。这类观点，其长处在揭出“阳湖”、“桐城”两者间渊源，短处在仅见“阳湖”之于“桐城”的继承，而不见其对于“桐城”的突破，亦不公允。
　　

　　第二，“阳湖”出于“桐城”，亦有所突破创辟，但成就不大。这种观点，以章培恒、骆玉明近年所编《中国文学史》为最。该书认为“阳湖派”“沿桐城之流而别开蹊径”，他们的古文创作取法较广、笔势较为放纵，并引骈文笔势入古文，与“桐城派”“稍稍示异”，“但他们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能带来多大收获”（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对“阳湖派”之于“桐城派”的变化，总结虽未尽善，亦称知言。不过以恽、张“思想”为“陈腐”，有欠公允，恽、张虽受“桐城家法”，但已然跳脱樊篱，自成体系。再进一步说，张惠言为纯儒学者，一本先儒，若其思想称迂腐，则《六经》、《四书》亦不过迂腐，易趋文化虚无论；退一步而言，即便张惠言为儒者，本于先儒，较少与时代演进对应的思想融通、创变，而恽敬儒学之外于佛、道二家，于先秦诸子，多能会通，而且能以古文创作（如《三代因革论、续论》8篇）实际展开他的经世致用理想，以“陈腐”一词论之，未免粗率。故这类观点，亦不公允。
　　第三，“阳湖”出于“桐城”，而成就可与“桐城”相抗，甚至胜彼一筹。最早表达这一倾向的是陆继辂，恽敬、张惠言死后，继辂编辑《七家文钞》，收录“桐城派”方、刘、姚，“阳湖派”恽、张，以及朱仕L、彭绩七人文章。书首陆氏所作序言从延续文统的角度，指出唐以下至清代能传“文之道”的代表性古文家，清代即前述方、刘、姚、恽、张、朱、彭七人。但揣味陆序，“朱梅（仕L）所处僻远，彭秋士（绩）年少心孤，口众徒能自守而已”几句，已经暗示朱、彭二人与桐城三子，“阳湖”恽、张，实际不能等而视之。《七家文钞》之所以罗列七人，主要目的固然是推扬恽、张，但又不想在“桐城派”正统地位文坛公认、非常稳固的情况下，因突出恽、张而招世议，所以故意并收朱、彭，委婉地推举恽、张。陆继辂的《七家文钞》，已开后人以“阳湖”与“桐城”并举之先，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集部•清古文家集》、附录《国朝诸家姓名略•古文家》，就都是以“阳湖派”与“桐城派”并举。至《清国史•文苑传•陆继辂》、《清史稿•文苑传•陆继辂》，乃明言“阳湖派”可与“桐城”“相抗”。此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章宗祥（《清代文学》）诸人，进一步提升“阳湖派”的地位，认为“阳湖”虽出于“桐城”，但能矫“桐城”之敝，甚至能胜彼一筹。这一类观点，于“阳湖派”推扬之力，可以称赏；推扬过度，以为“阳湖”可与“桐城”并驾齐驱甚至胜出一筹，则不可取。
　　持平而论，第一，“阳湖派”虽从“桐城派”而出，但能别拓途径，成功地突破“桐城”，而自成格局；第二，就单个作家来说，“阳湖派”诸大家尤其恽敬、张惠言，其古文成就不让方苞、刘大、姚鼐；第三，“阳湖派”作为一个整体，其成就与影响不及“桐城派”，但清代古文史上可与“桐城派”在一定程度上相抗衡的，只有“阳湖派”。总而言之，“阳湖派”在清代古文史上，虽成就、地位、影响不可与“桐城派”等量齐观，但就这一流派从形成到衰落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桐城派”的发展壮大）、就这一流派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指成员构成以下层文士为主、活动范围主要在常州府一域）而言，其成就、地位已足够高，影响已足够大，是研究清代文学史无法绕过的重要文学流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高青丘后，有明一代，竟无诗人。李西涯虽雅驯清澈，而才力尚小。前、后七子，当时风行海内，迄今优孟衣冠，笑齿已冷。通计明代诗，至末造而精华始发越。陈卧子沉雄瑰丽，实未易才；意理粗疏处，尚未免英雄欺人。惟钱、吴二老，为海内所推，入国朝称两大家。顾谦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局天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虽当时名位声望，稍次于钱；而今日平心而论，梅村诗有不可及者二：一则神韵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后腔调，而指事类情，又宛转如意，非如学唐者之徒袭其貌也；一则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说家故实，而选声作色，又华艳动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盖其生平，于宋以后诗，本未寓目，全濡染于唐人，而己之才情书卷，又自能澜翻不穷；故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若论其气稍衰飒，不如青丘之健举；语多疵累，不如青丘之清隽；而感怆时事，俯仰身世，缠绵凄惋，情余于文，则较青丘觉意味深厚也。
　　（赵翼《瓯北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