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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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铭文从形式上区分，有不同的格式，从夏代到东周，出现了以下几种：徽记、册命、训诰、追孝、 辞、记事、约记、律令、符节、诏令等。


    徽记最为简短，仅一两字，最多三四字，或记器主的名字或绘作器者的族徽，或者二者兼有。这是青铜器铭文最初的格式，可能是从陶器时代的陶符记号遗留下来的习惯，主要目的只是标志器主以示区别和突出族氏。这种格式以商代为主，后期仍有使用，至春秋尚有例可寻。如前边提到的“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即刻有“妇好”二字，另像“咸父乙”则是族氏与名字兼记。这种铭文的特点，因只是一种暗记符号，故都铸刻在青铜器上最不显眼的地方，如刻在鼎的内壁，尊的外底。


    册命，殷商晚期，铭文字数增多，遇有祭祀祖德、郡主册命，都要制作一个青铜器记下来传于后世，特别是周代周穆王时期，册命渐多，到周厉王时渐成固定格式，几乎如公文一般程式化了。


    训诰主要记载国君赏赐贵族时所作的训示，其格式一般要求有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物、作器名等。著名的大盂鼎就是这一类铭文的代表之作。这篇铭文有291字，记载了周朝康王对一个名叫盂的贵族进行赏赐时所作的训示，铭文的大意是：九月，康王在宗周向盂发布命令说：盂，文王获得了上天授予的伟大命令，武王又继承文王的事业，镇压了邪恶，统一了天下，治理着万民百姓。百官们对酒实行节制，在祭祀时也不敢饮酒，因此我们获得了上天的庇佑。商朝诸侯百官沉湎于酒，因此丧师亡国。康王将以文王纯正的德性为榜样继续治理天下，同时也告诫盂要谨敬地修养德性，敏于朝夕纳谏，奔走王事，敬奉上天。康王命令盂辅佐军事事务，处理诉讼惩罚既要迅速又要谨慎，从早到晚勤于国君之事。康王还表示自己一定要遵循先王的美德，管理好上天赐予的人民和疆土。康王感于盂的丰功伟绩，赏赐他 酒一卣，还有衣服、围裙、鞋子、车马等。另外还赏赐盂的祖父南公一面旗子，用来插在狩猎的车上。此外，又赏赐盂本族的奴隶头目四个，一般奴隶从车夫到农夫659人，夷族的奴隶头目13个，一般奴隶1005人。盂感激康王的赏赐，为颂扬王的盛德，特地造了这具祭祀先祖南公的鼎。、


    铭文字数最多的毛公鼎有497字，也属于训诰内容，记载了周王让毛公领导朝廷的卿事寮、大史寮，还让他统管公族、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周王的近臣。


    约剂，主要是土地买卖交易的记录。西周时期，土地名义上为国君所有，不得私下变动买卖，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周穆王、共王时期已可以交换买卖，若有需要，可以由国家执政官员批准，交易成功后将此买卖经过铸于青铜器上记载下来，称为“治地之约”。共王三年的“卫盂”，就详细记载了裘卫与另一奴隶主贵族矩伯交换土地的情形：共王三年三月，共王将在丰邑举行典礼，接见诸侯和臣下。矩伯因为缺少朝觐所需的礼器和饰物，便用土地与裘卫交换，其中裘卫提供了玉器“瑾璋”一件，价值八十朋（一朋约等于20余枚铜贝货币），矩伯以“十田”偿付。此外还提供了鹿皮披肩两件，杂色蔽膝一件等，价值二十朋，以“三田”偿付，经过有关手续，这笔田地交易生意便告完成。可见共王时期的土地已经可以交换，而且有了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对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古代经济史具有重大意义。又如“ 生簋”，铭文上记载他用4匹良马换得3000田，散氏盘铭文记载了散、矢两家对田邑划界的情况，以山、川、路、树等作为划界的标志。当时还有很多官员作为证人参加了这次划界活动。


    记事，即记述从征、获赏、出使、交易、战争、婚姻等事件的铭文，其中尤以记述反映军事方面的铭文为多。


    铭文的格式是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的，除了以上讲到的之外，尚还有一些别的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