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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在孔子的时代，儒家君主论看重的是对君主思维上的改造。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案，则会随着道德修养的逐步提高自然而然地产生。到战国时代，为了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大小国家的君主都在寻找行之有效的治国术。孟子在对儒家治国理论进行哲学强化之后，也提出一套方案，力图把理论转化成现实的政治。
孟子认为，只要能够切实推行他所设计的“仁政”，不管国家大小，就一定能够“王天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20。那么，如何推行“仁政”呢？“夫仁政必自经界始”21。这里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孟子不是一个迂腐的道德万能论者，他知道现实的政治必须有一个实际的起点。儒家政治的起点和落点都在人。人性本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善的永恒。善性需要一定的物质予以确保和维护。“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22是存在的，但他们是些为数极少、天性坚强、带有一丝宗教气质的天才。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23。要使民本心永恒，就必须让民有“恒产”，“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24。要满足“养生丧死”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直接、最稳定的手段，所以，“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再者，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异常，社会财富失去了良性循环。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的积聚甚至影响到许多平民的基本生活。呈加速度发展的贫富分化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孟子把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公诸于众25。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土地的合理分割，满足普通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规范化的土地制度，限制土地的过度集中，使财富流动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使社会走向有序。许多研究者对孟子有关井田的论述多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言词太过理想，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在这里探讨孟子的言论与历史事实有多大出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的是透过孟子的这些言论所表达的儒家的共同认识：一种经济上的相对平均主义。儒家自始至终都反对人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对各安其业的小农经济一往情深。稳定的小农经济带来一种和缓的社会节奏（gentle pace）。在这种节奏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都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财富在一片平和之中缓慢积累，最终实现普天之下的共同繁荣。确保人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耕作和出产，是实现这种稳定发展的关键。但是，当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超出了合适的度，这种平和就受到了威胁。儒家承认富甲天下的豪商大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始终没有赋予他们过高的社会地位。儒家的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对这些富商的赞誉从而加强其社会象征意义，势必会激起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人的心态逐渐失去平衡，善良的天性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随着天性的丧失，种种社会危机就会出现。所以儒家极力反对人、特别是作为人间楷模的君主过多的关注经济利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6。
儒家的这种认识源自它的社会秩序观。儒家对社会的无序深恶痛绝。身处春秋、战国这样的动荡时代，他们怀着一种悲凉的心情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社会秩序。儒家的代表孔孟都是守成的（conservative），他们喜欢从对过去的审视中寻找对当代弊病的纠正。在他们眼中，时间赋予了传统无尚的权威和尊严。上古时代粗糙的社会经济和平静祥和的社会秩序深深地吸引了这些天才的思想家。儒家由此得出结论：也许是社会经济在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今世的纷争？这种有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间关系的模糊认识被引入到君主论中；它大大弱化了君主发展经济的欲望。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势时代，这和儒家思想对君主发展经济欲望的压抑不无关系。
不富国强兵，如何实现“王天下”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教化，“以善养人”27，把民塑造成为道德上的勇士，如此无敌于天下。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孝梯忠信”、“明人伦”。在孟子看来，“善教”要胜于“善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28。得到了民心就得到了天下。孟子把国家当作一所庞大的学校，君主是教长。君主的任务就是引导人民葆有天性，并在实践中把这种天性强化、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君心和民心逐渐达成一致，忧戚与共，“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9到这一步，孟子的“仁政”就至善至美了。
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孟子的君主论。性善论是它的哲学基础，由此派生出“仁政”学说。“仁政”开始于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最终通过“善教”达至完满。把它和孔子确立的儒家君主论的基本内容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性善论是“仁”、“德”在哲学上的完善；“仁政”是对孔子分散言论的总结，是一套具体的治国方略。“仁政”中的“善教”继承了孔子重“礼”轻“刑（法）”的传统；“井田”则赋予儒家君主论一个实际的物质基础。
自古孔孟并称。在君主论上，孔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孔孟君主论带有浓厚的人间理性色彩。他们眼中的圣王明君都是些起自民间的现实的政治家，他们身上具有的“神性”其实是高尚道德品质产生的人格魅力。这些“道德神”是完美人性的典范；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而给他们加上神的光环，以增加他们的号召力。孔孟君主论对人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强调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相信通过对日常美德的坚持和强化，就一定能把善良的本性应用到现实政治的方方面面。对人性本善的肯定，等于承认了人生而平等，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这使得儒家君主论的理性色彩更加浓厚。没有宗教神论的绝对，没有禁欲苦行主义的偏执，也没有功利主义对人性的贬抑，儒家君主论总显得那么平易近人，时时扣动我们的寻常之心。但在这种温和之中蕴藏着严厉。对道德的强调意味着任何违背道德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人生而平等的肯定意味着帝王地位的暂时性，一位现实君主道德品质下降之时，便是一位新的君主登上舞台的开始。儒家的君主始终处在道德的重压之下；因为道德品质的提升是永恒的。同孔孟所确立的君主的理想类型相比，现实的君主只可能无限地接近他们完美的品性，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达到和超越。一切都必须给道德让路；治理国家所必需的富国强兵也不例外。因为君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军功的渴望都有可能造成本性的丧失，从而影响君主表率作用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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