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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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春秋战国的城市演变为工商业中心，是城市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根据当时城市的主要特征，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与商业城市、大手城市、中小工商城市、文化城市四种类型。此一城乡分离运动的发生，是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立局面的形成，技术的进步，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这对于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是有积极作用的。

    【关 键 词】春秋战国 城市 经济特征 类型城乡分离运动

    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成为工商业中心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文明社会之初并未出现，因之城乡分离运动迟迟不曾发生。三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经济职能十分微弱，所呈现的只是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经济面貌。然而，当时针指向春秋战国之时，工商业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从而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史上五彩缤纷的第一页。本文拟就此时城市经济特征、类型以及城乡分离运动发生的原因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一般说来，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总是比乡村有更集中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更高的文化水准等等。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来说，这种商品经济特征有了普遍而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城市与乡村经济分离开来，完成了城市自身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谈。

    １．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的城市，有的是在前代城址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有的则是重新建筑的。西周初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②]，其后还陆续建有封国。当时立国的一项根本大计就是营建城邑，所以西周先后有近百个城邑的营建应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事频仍，各诸侯国莫不纷纷筑城自卫，致使城市数量空前增加。美国学者PaHH Wheatly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所绘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有４６６个分布点，比西周城邑图多出３７５个点[③]，反映了春秋的城市在先前西周的基础上成四倍的增加。又据杨守敬《赢秦郡县图序》的估计，“秦县当八九百矣”。秦统一的时间不长，其县城应是在战国原有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战国的郡县国都合起来也不会少于此数。这样，战国较之春秋的城市又有成倍的增加。

    当时的城市不仅数量空前增多，而且规模也相当巨大。按照周礼的规定，各级贵族所封城邑大小是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的。《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处讲的是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其面积为方９里即８１平方里。又据《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艺文类聚》等引作六百为是）二十丈”。孔晁注“大邑成周”为“王城”是正确的。焦循以为“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④]若以１周尺折合０．１９９１米来[⑤]，天子之城“方九里”约为今１０．４平方公里，与考古发掘洛阳王城遗址为１０平方公里[⑥]大致相合。是知天子之都以方９里为建制规模应属可信。至于诸侯国都和卿大夫都邑则要小于方９里。《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说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此“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是知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９００丈，１８０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今３．２平方公里。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３００丈，次为方１８０丈或１００丈，都在方二里以下，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此所谓“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实行情况如何，但到了东周以后却因“礼崩乐坏”的冲击，转眼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是时诸侯各国“城郭不必中规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过王都之制的面积。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超过１０平方公里的东周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积是１０．５平方公里[⑧]，居中的齐都临为１５平方公里[⑨]，最大的燕下都约为３２平方公里[⑩]。这些东周列国的国都，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是当时头等的大城市。次如考古发现的宜阳城、京襄城、轵城古城、栎阳城、吴起城、宋国故城、薛城、侯马晋故城、中山灵寿城，面积即在３．２―８平方公里之间，属于当时的中等城市。至于３．２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小各类城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且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已冲破礼制的束缚，其建筑规模空前地扩大了。这虽然不能说明城市发展变化的本质，却为城市发生本质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２．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城市人口，还不好估计。战国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战国策・齐策一》载：“临之中七万户”，这句话出自苏秦的游说之辞，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怀疑。其实，从薛城７平方公里尚有６万人家来看，１５平方公里的临城住有７万户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城市人口的密度来分析，临所能容纳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太少。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两条：

    （１）“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Ａ）。……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Ｂ）相望也”。（《战国策・赵三》）

    （２）“率万家而城方三里”（Ｃ）。（《墨子・杂守篇》）

    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以每家５口计，可算出３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数据来：Ａ４２０４４人／ｋｍ[２]；Ｂ １２６１３人／ｋｍ[２]；Ｃ ４３２５５人／ｋｍ[２]。其中Ａ与Ｃ相当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谓“古者”即夏商时期的情况。而Ｂ所反映的则是赵奢所处战国时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此推来，１５平方公里的临城通常可居住１８９１９５人亦即３７８３９户人家。但临是当时特别繁华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车毂击，人肩摩”[①①]，人口密度应比一般中等城市为大，所以至少有四万户人家是决无问题的。那种以为临只二三万户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

    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临这种规模的城市并不少。《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时的大都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上述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天下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临等。若加上后一类以及铸币城市，“全国的重要都会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①②]。其中又以十个与齐临城市人口相当来计算，全国则有二百万人居住在头等大城市中，余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也当有二百多万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即使不把众多小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也当有四百多万的城市人口。按一般认为战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来推算，当时城市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０％左右。可见当时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士农工商纷纷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统治集团纯消费人口为绝对多数了。以齐国为例，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①③]。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当然，齐都临城内不可能全无农民居住，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似可肯定。具体说来，“商工之乡六”，以每乡二千家计，城内工商居民可达六万多人。这在春秋初期着实是个惊人的数目。这种情况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的集中，它标志着生产范围和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城市加速形成工商业中心。

    ３．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第一，资本在城市的相对集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不同的。对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①④]；对商人来说，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靠贱买贵卖以剥削小生产者剩余产品的商业资本。这两种资本在当时都比较发达，从而加速了城市货币财富的积累。城市个体手工业发展起来了，专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盛况。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经营盐铁业的大手工业者。诸如：“猗顿用W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①⑤]，等等。盐铁产品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自己不能生产便只有仰给市场的供求，这样，城乡人民之间“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械器易粟”[①⑥]，便产生了城乡间对等的商品流通关系。于是“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①⑦]如果说，春秋初期经商还不足以牟大利，有如管仲那样仅能养家活口的话，那么，从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经商就成为“用贫求富”的一条通衢大道了。在这个通衢大道上奔走着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队伍，其“家累千金”的佼佼者便成为商人资本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①⑧]；完全靠自己的经营打出了天下。郑商弦高在西市于周的途中，竟能以国君之礼，“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①⑨]，其财力之富厚可见。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以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⑩]。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②①]。白圭经营丝漆谷物，生财有道，享有“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②②]的盛誉。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②③]，以此从事政治交易，位极人臣。这些富商大贾以及大手工业者活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使城市积累起最初的资本，极大地增强了域市的经济实力。

    第二，官府手工业商品经济色彩的日渐浓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部分盐铁产品曾一度实行过专卖政策，粮食平籴政策也先后在齐、越、魏、秦、楚等国实行过[②④]，这种由官府自行经商的活动，自不待言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官府手工业，也从过去与市场经济完全绝缘的狭小天地里走了出来，开始涉足流通领域，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当时官府所经营的冶铁、煮盐、铸币等三大新兴的骨干手工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经济成份的渗入。在东周列国的城市考古发掘中，其官营冶铁作坊的出土文物除有统治者所需用具和武器外，还有一个现象曾多为学界所忽视，那就是为一般民众所需生产和生活制品的出土，如刀、削、斧、帧⒃洹⒆丁锛、锄、铲、、镰、犁铧等。这些铁器或铁范，在燕下都、侯马、郑韩故城、中山灵寿故城、阳城、古薛城等官营冶铁或铜器作坊遗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在河北兴隆大副将沟曾发现大量战国晚期铸造农具的铁范，有锄、镰、、斧，其次是凿和车具范。在镰、凿、、斧等范上，都有“左廪”二字铭文。廪为粮仓，“左廪”说明这批铁范是燕国地方官府粮仓下设的铁农具作坊为生产铁农具用的[②⑤]。据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借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勿受责”。这里的铁器为官有铁农具，并对那些无力购买农具的农户实行借给制，只要在生产中逐渐损毁的，官方只需登记上帐并收下废器，而借器人并不须赔偿或受罚。这说明官营冶铁作坊生产的铁农具并非无偿送给农民，即使借给也是有条件的，所以其主要目的应是向农民销售，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样做就不免使官营冶铁业部分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官营煮盐业也有这种情况。如齐景公时，晏子曾说到齐国，“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征敛无度，人民苦病。”[②⑥]杜预注：“言公专守山泽之利，不与民共”。这是说齐国一度把食盐产销之利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秦并巴蜀之后，蜀守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盐井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②⑦]。官府生产食盐满足民用，其商品经济性质是明显的。而铸币业更是当时官府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商品生产部门。齐都临城内即有“齐法化”铸钱遗址一处[②⑧]，燕下都的铸钱作坊遗址面积约８００平方米[②⑨]。从传世币上的文字来看，各国尚有不少的铸币城市。如见于魏国方足布、尖首布上的币文就有梁邑、安阳、安邑阳、安邑阴、戈邑、皮氏、蒲陂、晋阳、共邑、平邑、山阳、虞、垣、平周、高都、宅阳等。官府控制这种特种商品的生产，既是一种营利手段，也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上述官营冶铁业、煮盐业、铸币业等方面可以看出，官府手工业之商品经济色彩确是日渐浓厚起来，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实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市场交换活动的兴盛。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还依稀可以看到，如秦都雍城遗址，其城区中部偏南为宫殿宗庙区，秦市则位于城内北垣偏东３００米处，其位置完全符合“前朝后市”的格局[③⑩]。“近三万平方米的市场面积，以及咸阳器物长途贩运到这里交易，说明当时雍城的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商品生产相当发达”[③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大都市的市场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如临的市置于非宫城所在的大城东北部[③②]；纪南城楚郢都的市在城东部；郑韩故城的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城（内城）南部[③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多市制”已经产生。记载齐国存在“宫中七市”[③④]和“国之诸市”[③⑤]。齐国陶器还有“中市”、“右市”等印文，燕国亦有“左市”印文，“可知当时大都邑设有几个市”[③⑥]。郑国的都城内也有多处贸易市场，特别是“逵市”[③⑦]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得名。市场上“湫隘嚣尘”[③⑧]，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相当多，“朝则满，夕则虚”[③⑨]。“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④⑩]。“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④①]。繁荣的市场贸易活动并不单纯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为限，而与人民大众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齐景公时，以晏子之宅近市，每天脏乱嘈杂不堪，“欲更晏子之宅”，晏婴拒绝说：“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④②]这说明身为“小人”的平民大众无日不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即使象晏婴这种自谓“小人”而实非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是依赖于市场而生活的。不只如此，市场所得的工商业税利即关市之征，还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当王室和各诸侯国相继铸造金属货币以取代实物货币后，征取“关市之征”也就有了便利的物质手段。过去“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④③]，现在一变而为“*[亻+甾]价之关，暴征其私”[④④]。晋文公“轻关易道”[④⑤]，臧文仲“废六关”[④⑥]之征，都说明关市之征有日渐加重的趋势。齐桓公十九年，管仲“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④⑦]。这２％大概就是春秋时关市之征的常例税率。战国时，有“什一，去关市之征”[④⑧]的记载，表明税率指标从２％提高到１０％了。这就反映出当时市场交换关系的发达，使统治者要从中分肥的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得多。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有到这时，城市才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具备与乡村经济相分离的条件，真正发展为有大量８商品集散的经济中心。（ 杜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