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法家的功利思想比较（1）

  来源: 《中国学术研究》

儒家与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著名学派，两者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在理论观点上有所不同，其不同点主要是在治国方法上。儒家侧重礼义教化，法家侧重严刑峻罚，体现在功利思想上，法家较为明显，而儒家较为隐性。现将二者功利思想的异同简单分析一下。  


一、儒家与法家功利思想的相同之处  


    法家出于其功利的目的，非常重视“耕战”，尤其重视农耕。法家的经济思想就是以耕战为中心。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主张寓兵于农，已有耕战思想的萌芽。到战国初期的李悝用“尽地力之教”以奖励“耕”，用射箭中的与否来判定民事案件的是非，以奖励射，即奖励“战”。吴起在楚国变法时继承了李悝的这种思想，把奖励“耕战”两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耕战”政策。战国中期的商鞅及其后期的法家，对“耕战”思想有较大的发展。商鞅认为实行耕战政策，使民心向农，老百姓就会质朴“易使”，“可以守战”。从“耕战”出发，他提出“重农抑商”和“奖励军功”的政策。他确认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权，让他们安心于农战。同时规定除农战以外别无获得官爵的途径。只许“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只允许从农业耕作中获得利润，只允许从战争中获得名声(军功章)。商鞅还天真地认为，如此这般，人们就会“喜农而乐战”了。正因为如此，商鞅鼓吹农业至上论，鄙视其他一切职业，并对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口总是力图加以限制和压缩。他甚至把农民以外的食者比喻为“害虫”。  


    重视农耕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所重民食，祭丧”(《尧曰》)，从政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等言语中，我们看出孔子对农业生产是很重视的。而且，他对参加农业生产的人也是很尊敬的。他很羡慕“耦尔耕”的长沮和桀溺，如果要不是天下无道，他将和他们同样。对于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植杖而芸的丈人，孔子与子路对他都很尊敬“(见《阳货》)。当南宫适同孔子谈论了”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后，孔子背后称赞南宫适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在《论语》全书中，我们找不到对种田行业轻视的语言。“耕也，馁在其中矣”，这是对当时广大农民和奴隶穷困不堪境况的真实叙述。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痛苦，才是孔子孜孜以求的。从“无野人，莫养君子”(《腾文公》)一句，就可以看出孟子同样也是不会轻视农业生产的。孟子曾提出要对“辟草莱，任土地”的人用刑，其实他的目的不是反对发展农业生产，而是因为他在“春秋无义战”(《尽心下》)的历史环境中，看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离娄上》)的情况，所发出的“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的偏激言论。这里的言辞和推断都很清楚：孟子是为了反对不义战争，从而反对人们开荒辟草去支持不义战争。主张“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的孟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反对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呢？孟子对农业生产的真正态度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荀子更是重视和研究农业生产。他为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罕举力役，无夺农时”(《王霸》)、“多粪肥田，刺草殖谷”(《富国》)、“修堤渠，通沟浍，安水藏，以时决塞”(《王制》)等。   


    从以上所引可看出儒家与法家一样重视农耕。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经济命脉的古代，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毫无例外地把农业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切身利害迫使他们不得不重视农业。  


二、儒家与法家功利思想的不同之处  


    儒家与法家都有追求功利的思想，但由于两家在治国方法上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功利的内容和取得功利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一)儒法功利思想内容之异  


    1、两家对待“工商”的态度  


    儒家是重工商的。孔子对于工没有多少涉及。但他重商的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的。他的弟子端木赐就是卫国的大商人，孔子并不因此而拒绝收他为徒。相反，他谴责鲁大夫臧文仲“置六关”妨碍了商人贸易，认为这是他“三不仁”之一。(见《左传・文公二年》)可见孔子是不反对商业自由贸易的。


    孟子肯定百工之事不可少，认识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同意“百工之事”不必“耕且为也”(《腾文公上》)。他还同样认定商业贸易不可少。他说：“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子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腾文公下》)为了促进贸易顺利进行，他反对世履小履同价(见《公孙丑》下)而是主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公孙丑上》)。  


    荀子也很重视工商的作用，他在《王霸》、《君道》、《富国》诸文中均有相应的论述。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却主张抑制工商。例如商鞅，虽然他也认识到商业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突出耕战，还是提出了抑制商人的具体措施，如“使商无得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重关市之征，则农恶商”；另外还要以多派商人差役为手段，使得“农逸而商劳”(以上所引均见《商君书・垦令》)。到了韩非则明确提出“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织锦绣刻画为末作”(《韩非子・诡使》)，正式将工商与“末”相连。并认为工商之民是“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因而斥工商之民为“五蠹”之一(见《韩非子・五蠹》)。法家为了片面强调耕战而诋毁工商，可见法家的功利思想内容是比较狭隘的。